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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历史

赵冬梅:黄宽重《孙应时的学宦生涯》读后

赵冬梅

2018-06-06 10:39  来源:澎湃新闻

黄宽重:《孙应时的学宦生涯:道学追随者对南宋中期政局变动的因应》(以下简称《孙应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8年1月初版,362页。

全书正文八章,“后记”一,“附录”二,又有“参考书目”及关键词“索引”。附录一介绍孙应时《烛湖集》的两个版本——通行的文渊阁本与被忽略的静远轩藏本,比对差异,彰明价值。附录二“孙应时书文的编年与整理”,既是本书的史料基础,又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帮助。“后记”述写作缘起,抒怀言志,作为学生后辈,我读来感慨良多,且容后述,此处先说本书正文。
由题目可以了解,作者为自己设定的写作目标是复杂的,《孙应时》是一个人的传记,但又绝不只是一个人的传记。“孙应时”代表着中低层官僚与道学追随者,他们的共同命运为时代所规定:“南宋中期”意味着,经过北宋到南宋前期的漫长发展之后,官僚队伍庞大,升迁不易,“有人推荐”成了关键因素,“各人所能拥有的人际资源”(238页)在仕途扮演重要角色,“家世资产、个人资质、学术资源、社会资望各有重要性”(274页);“南宋中期”还是“南宋政治变动最激越的时代”(4页),皇位嬗替引发政治危机,派别斗争接踵而至,道学遭遇党禁打击,追随者因其弱小承受着比领袖更甚的外部和心理压力。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孙应时们”只能被动“因应”,与世浮沉,挣扎图存。《孙应时》是群体的传记,是时代的映像。
正文八章,第一章“导言”提出问题,分三小节:“为什么谈宋代士人”论述选题意义;“谁是孙应时?”解释个案价值;“如何利用宋代文集的书信资料”讨论书信资料在人物研究中的特殊作用。
第二、三、四章叙述孙应时的人生轨迹,第五、六两章将关注点从孙应时个人转向诸多与他有共同经历的道学追随者,第七章重返孙应时,讲述他的晚年和身后事。为求孙应时“个人”故事的完整连贯,我把第七章的内容调到第五章之前,与二、三、四章连续复述。
教育是长期投资,孙应时是余姚孙氏家族第一个进士,但是他的成功却是“家族三代努力的成果”(17页),第二章“奠基乡里:孙氏家族及其余姚人际网络”追溯孙家三代通过乡里教育在余姚本地开拓人际网络、积累教育资源,并最终“由农转儒”(17页)的过程。
第三章“学宦难兼:为学仕进的左支右绌与人际的拓展”叙述孙应时入仕之后的早期经历。1175年,孙应时高中进士。此时的南宋官场官员多而职位少,“待缺”——等待职位——是芸芸众官官僚生涯的第一个关键词。在“待缺”差不多三年半之后,孙应时得到了第一个职位——台州黄岩县尉。任职期间,他因工作机会受到大儒朱熹的赏识。三年任满,孙应时再度还乡“待缺”,为期四年。这四年中的最后两年,他受聘担任前任宰相史浩家塾“东湖书院”教职,与史浩的两个儿子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二子之一是“未来在理宗朝独掌国政十余年的史弥远”(46页)。藉由史家,孙应时又得以结交一时名士,人际关系得到极大拓展。1185年,孙应时出任海陵县丞,这是他的第二个职位。1188年,父亲孙介卒于海陵官舍,孙应时返乡丁忧,教书为生。1191年,在史浩、丘崈的推荐下,孙应时获任遂安县令,初试邑政;推行教化,兴建学校,为道学先贤周敦颐、二程等人建立祠堂,行乡饮酒礼。看起来轰轰烈烈的遂安县令,孙应时却未能做满三年。这一次,是他主动选择离开,因为他得到了更好的机会——新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丘崈请他出任幕僚,丘崈的赏识可以帮助孙应时获取升级所必须的举荐和履历。从1192年九月到1194年三月,孙应时在丘崈幕府工作了一年半左右,协助丘崈稳定四川局势,他本人也晋升京官,进入中层官员行列。
就在看起来前途一片光明之际,中央政局突变,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第四章“党禁池鱼:政局动荡下的因应与人际网络重构”描述庆元党禁的产生过程与孙应时的艰难应对。1194年,孝宗薨逝,光宗身为人子不能持丧,左丞相留正出逃,临安政局岌岌可危。幸有太皇太后吴氏出面,外戚韩佗胄与右丞相赵汝愚协力,迫使光宗内禅,扶立光宗之子宁宗。宋朝政权度过一劫,又生新乱。同立大功的韩佗胄与赵汝愚不协,韩佗胄发起庆元党禁,打击赵汝愚和受到赵汝愚提携的道学人士。党禁长达八年,作为道学的追随者和中层官员,孙应时一方面与领袖人物拉开距离以求自保,另一方面勉力谋职。1196年,他出任常熟知县。常熟素以难治著称,“二三十年以来,几无一(县)令之善去”(95页),人多视为畏途。孙应时主动请缨,“除了求禄养家的经济因素外,更怀抱自效之心,希望有所作为。”(96页)孙应时的常熟县政,在文化建设方面卓有成就,役法改革遭遇失败,同时承受着赋税征调所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为纾解党禁压力、保证任期的顺利完成,孙应时努力开拓新的社会关系。1200年,他完成了任期,“资历升等,取得祠禄”(111页),但却遭到了上级弹劾,罢官归乡。兜兜转转,孙应时又回到了余姚老家。如今,他的身份是退闲官员和颇有声名的儒者,他有“祠禄”作为“支撑家计的基石”。党禁未解,“孙应时不敢也不愿申冤,只求经济条件尚称小康,平安度过无奈与苦闷的岁月。”(115页)
孙应时的晚年及身后事,是第七章“青史播芳:孙应时的平反与《烛湖集》”的内容。1202年,党禁开始逐渐解除。随着曾经的府主丘崈复出,以及赏识他的张孝伯的执政,孙应时处境好转。朝廷“察其无罪,特与改正”(257页),并且任命他做邵武军通判。可惜,他“未及赴任便病重逝世,享年五十三岁,结束了艰辛的宦海生涯”(258页),时在1206年二月(附录二,330页)。就在孙应时去世当年的四月,韩佗胄对金不宣而战,发动开禧北伐;同年底,吴曦在四川叛宋自立被镇压;次年十一月,韩佗胄被杀,中枢政局发生重大转折。1208年,史弥远进入枢密院,此后步步高升,1209年五月成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南宋自此进入史弥远掌控朝政的时代。”(249页)随着形势的变幻,孙应时的贡献逐渐被朝廷认识和表彰。1209年,孙应时的儿子得到了恩荫官衔。1226年,在新修的《会稽续志》中,孙应时进入“人物志”。1227年,孙应时的《烛湖集》整理出版。这其中,“可以想见孙应时旧日弟子、当朝宰相史弥远当有相当的影响。”(265页)
以上便是第二、三、四、七各章所呈现的孙应时的“生前身后事”。第五、六章的叙述重点不再是孙应时,而是他的学友,这两章的篇幅(119页)几乎和第二、三、四、七章(125页)相等。作者希望通过这两章的讨论,“让我们更加理解道学与政治的纠葛如何在这三十年间影响着诸多道学追随者的仕宦与人生。”(122页)
第五章“师承转益:陆学门人的师从变化与道学流派竞合”分为三节:第一节“亦陆亦朱”述孙应时的师承转向,他是陆九渊的早期入门弟子,后来转向朱熹,二人书信往还甚密。第二节“转益多师的陆门弟子”,分为“深涉释教”、“渐趋功利”、“兼采诸儒”和“转向朱熹”四种情况。第三节“传扬陆学的沈焕、沈炳兄弟”则又是一路。这一章的内容旨在回应既往道学研究中的某些议题,比如道学门户藩篱的形成以及朱陆之争等等。南宋道学发展初期的特征是大儒之间“彼此竞合、兼容并蓄”,思想的氛围“开放自由”,“因此出现多方从学的有趣现象”(181页)。然而,对于门户开放所造成的“由‘兼学多师’转向‘转益他师’的移步或转身现象”,陆九渊晚年已“特别敏感”(184页)。“道学发展初期的兼容并蓄逐渐转向对立、门户森严,且愈演愈烈。” 这一部分的讨论从细节上呼应和补充了田浩的南宋道学史分期(《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版)“绪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9页),具有学术史上的意义。通过孙应时及其学友的学术成长过程,作者还讨论了宋代太学所扮演的“智识与人际枢纽的角色”(185页)。
如果说第五章所关注的对象是道学内部的师承派别,那么,第六章“应变世变:庆元党禁前后孙应时学友的遭遇与应对”则转向了“道学与政治的纠葛”。通过保留在孙应时《烛湖集》中的书信资料,作者勾陈出孙应时的五位学友、也是五位道学追随者“对朝政变动的关切、对现实处境的即时心境写照”,希望以个案方式、“从个体角度透射出庆元党禁风暴中一般士人官僚的遭遇实况”(192页)。这五个个案分别是:一“直言贾祸:吕祖俭”,二“名节难保:项安世”,三“仕途转折:石宗昭”,四“因人升陟:周南”,五“人事牵绊:王柟”。在本章小结中,作者以孙应时与五位学友相对照,论述人际资源的重要性,“无论选择持守、转向或顺势,其经历与结果显然与各人所能拥有的人际资源密不可分”(238页);指出“不同层级的士人官员面对政治冲击的承受力与应变力”是不同的,“硕儒宰执”“多拥有难以撼动的学术地位或家世背景,让执政阵营顾虑手段过激反引发巨大反弹”,因此“受政治斗争的冲击较为和缓”。而“中低层士人官员所受冲击显得更为强烈”,他们“缺乏丰裕的社会资源应付罢官的政治风险”,因此,在承平时期,格外珍视经营“与中高层官员的人际关系”,一遇“朝政风向急遽更迭”,资源翻成负累,不免“多方开展关系或回避旧有渊源,以分散风险,趋吉避凶”(239-240页)。
第八章“结语”与“导言”遥相呼应,总结全文,分为三部分:“孙应时的生命故事”、“用书信谱写生命图像”与“阴晴乍变的政治环境与人际关系”。 “用书信谱写生命图像”是本书的独特追求。书信具有较高的私密性,“士人之间彼此传达对环境变化、职务升迁的意见与感受,较之其他史料更为深切、真实而直接”(271页),通过《烛湖集》中所收209条“真正属于书信性质的”资料(15页),本书为读者呈现了“中低层士人如孙应时更丰富而完整的生涯起落”。同数据统计相比,书信“呈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度,也就是根本的人性”(274页)。
作者深耕南宋史长达半个世纪,当世之中,没有谁比作者更了解南宋史史料的分布状况,没有谁比作者更懂得文集在南宋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而书信是其中最为鲜活、私密的珍贵素材。作者曾经利用书信研究刘宰,《孙应时》是一次更大规模的成功尝试。《导言》和《结语》中有关书信资料性质的分析与书信研究的综述,都值得后来的研究者重视。在书信之前,作者曾经对墓志史料做过长时期的深入研究,并写下了非常有价值的综述文章“墓志史料与家族史研究”,收入作者的文集《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国图出版社,2009年,11-61页)。这种在史料方面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令人钦佩。
以上就是《孙应时》的内容简介。以下,我想谈谈由阅读本书所引发的两点思考:第一是传记写作的结构安排问题,第二是有关士大夫政治的疑问。
先谈结构,如前所述,本书是“复式结构”,第二、三、四、七章谈孙应时,第五、六章谈孙应时的学友,二者篇幅相当,互相呼应。按照设计,第五、六两章的作用是用更多的个案来揭示“道学与政治的纠葛”是如何影响道学追随者的人生与仕宦的。相较于第六章,第五章“师承转益:陆学门人的师从变化与道学流派竞合”的内容其实是集中在道学内部的,较少涉及“道学与政治的纠葛”,因此,它多少令我感觉到一丝游离。而第五章内容的产生,是要回应学术圈内部的问题,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毋庸置疑,但是,对于人物传记的读者来说,这部分内容则很难产生共鸣。
传记的写法,当然是见仁见智的,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追求。我本人在传记写作的实践中,倾向于在正文部分追求主题鲜明、叙事流畅,考据的部分、学术界内部的讨论部分,除非涉及关键性情节,否则一律“堆入”注释,希望这样可以让读者比较容易地把握到传主命运的跌宕起伏。若以我的鄙意来度量,孙应时生命中的某些细节,若加渲染,还可以更突出,也更感人。举两个例子,第一,入蜀前后孙应时所遭受的个人前途与家族责任的强烈撕扯。得到丘崈的辟举,对孙应时本人来说是大好机会,他本拟携母入蜀,却遭二兄反对,不得不推迟出发;好不容易抵达四川,又得到长兄去世的消息。家有二兄,皆可奉母;长兄纵亡,次兄仍在,何必事事非他不可?!作为余姚孙氏唯一考中进士做了官的人,孙应时在孝悌名声与个人前途之间进退两难。最终,在丘崈的极力挽留下,他还是决定做满一年任期之后再返乡葬兄。像孙应时这样一个缺乏过硬背景和雄厚资产支持的下层官员来说,既入了官场,还怎么可能有其他选择?!第二,孙应时对于常熟知县能否做满三年任期的焦虑。这一步关系到他后半生的衣食。可是党禁之下,形势险恶,未来孰能逆料?!按照书中提供的资料,我们看到,孙应时分明在“倒计时”:距离满两年还差半个月的时候,他已经无心写作其他应景文章。距离满两年还差两天的时候,他仍然是战战兢兢的,担心“未保一年之间能终吉否”(109页)。到了距离三年任满五个月的时候,他给旧日同僚写信,说自己“黾勉剧邑,兢兢度日…未知果能善去与否”(110页)。到了距离任满两个月的时候,他反倒比之前好像更有些把握些了,然而还不敢放松,给同乡、给朱熹写信,都写到这件事,感谢对方对自己的照顾,表达万一如愿的知足喜乐(111页)。
这些细节本身真实、丰满,具有鲜明的故事性,展现了人性的温度。而作者的表达,以我的阅读感受,则有些过于克制了。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感受,读者可以见仁见智。
接下来,我想说说本书所勾起的,我的一个长期的疑问。宋代特别为学者称道的,是它的“士大夫政治”。就整体而言,宋代、特别是北宋的士大夫具有相对独立的群体意识,以天下为己任,表现出昂扬、奋争、有担当的政治个性。余英时先生尝言,“士的‘出处’问题自先秦以来论者寥寥,直到宋代才再度受到这样普遍而集中的注意。……打破‘士贱君肆’的成局自始至终是宋代儒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奋斗目标。”(《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二》,三联,2004年,9页)我也一向认同这种观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一直心存疑虑。同西周的贵族、魏晋隋唐的士族相比,宋代的士大夫对政权具有更加强烈的依附性,在经济上没有大地产的支撑,薪俸是很多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通过科举谋求仕进,本来就是一项需要长时间和大量财力投入的冒险事业;而随着王朝统治的长期延续,既得利益阶层以其“自利倾向”改造选举制度,平民子弟的升进之路会越发艰难。正如《孙应时》所揭示的,在很多时候,薄弱的背景和经济状况让“孙应时们”根本无法支撑其理想。换言之,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其实包含着两个相互矛盾的内容:一方面是经济上独立性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政治上自主性的上升。这相互矛盾的两面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又或者说,为人所称道的士大夫政治是否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黄宽重先生是我自学生时代就有幸结识的老师,多年来,黄先生在学术上对我提携指点甚多。黄先生瘦弱,若不胜衣,讲话轻声细语,然而内里却有一种温和、坚定又具韧性的力量。对于宋史研究,特别是南宋史研究,黄先生不仅身体力行,而且积极组织、勉力推动,他在《后记》说“我还有能力深耕、播种南宋的根苗”,读来令人动容。衷心祝福黄先生健康,早日再过燕园,来“深耕、播种南宋的根苗”。
责任编辑:饶佳荣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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