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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

游筠萱︱当口语进入书面——评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粤语书写》

游筠萱

2018-06-01 12:24  来源:澎湃新闻

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粤语书写》,香港三联书店,2017年6月出版,416页,148.00元
读罢《清末民初的粤语书写》一书(以下简称《粤》书),身为广东人,实在是既心潮滂湃,犹如南海的潮水,又心添愁思,好比五岭高山深处的云雾。我们广东人常说,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广东人的母语意识这么强、这么执着,以致我们形成了语言的共同体(language community),母语之于我们,不再只是土话乡谈而已,更是一种文化记忆、集体意识,“是广东人就说广东话”,这是我们自寻身份的标识,我们以此标识自己、标识他人、标识自己的乡土和历史来源。
广东在明清时期的繁荣奠定了文化发展的基础,兴旺的出版业、粤语汉字的创制,市井文艺的崛起,令粤语从晚明开始就产生了书写传统;而广东地区较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又产生了独特的历史社会经验,比如商贸传统、与其他文明交流碰撞的长期经历、汉人与百越融合的文化底色,让广东人产生独特的自我认知。广东人从不否认自己的中国认同,甚至如《粤》书所言,广东人可以说比其他的中国人更爱国,但广东人也继承了百越的历史记忆,自诩是粤土的主人,这便是古书所言“俚汉融种、渐袭华风”的后果了。
身为第一性的语言
在语言学上,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也就是说,先有语言,而后有文字。在讨论粤语书写之前,我们还需检讨一番粤语的语言本身。这里讨论的是粤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按下不表。
在语音上,粤语的声母系统较普通话简化,其特点是:源自古明母的微母字,在粤语依然维持在明母的状态;粤语不存在颚化,因此也不存在尖团对立,所谓尖音、团音两类声母字,在粤语中依然是区分的;标准粤语疑母在细音前脱落,但在洪音前维持;标准粤语不区分平卷舌,都合流成一套,而在地方粤语上,可能存在平卷舌的区分;日母字在标准粤语只是声母脱落,并没有波及韵母,而普通话的日母止摄一等开口字已经韵母异化为er。因此粤语声母看似与普通话相类,实际字音分派却有所不同。
粤语韵母则非常接近于中古韵书《广韵》的形态。中古汉语的音韵概念依然可以应用于粤语。中古汉语的韵母分类使用等呼,等是划分为四个等,呼是指开合二呼。在等方面,现代粤语不再区分三四等,合流一起,而有一、二、三等,因此音韵层次很清晰;在呼上,粤语依然存在开合对立,所谓开合对立,指是否存在圆唇音,最典型的是粤语的舌根g、k有对应的圆唇音gw、kw,而另外透过韵母转化,一些韵母之间亦构成开合对立,比如on与un、an与eon等等。因此,虽然粤语作为现代汉语可以套用四呼概念分类,但中古的等呼现象依然可以在粤语身上分析。所以正如《粤》书所言,粤语的一大优势是整合能力强,可以对应普通话,亦能对应中古音,这个强大的整合对应能力,为粤语对接古语和现代民族共同语提供了巨大的优势,无论文言诗词还是普通话,都能移植进粤语的书写言说。
《广韵》
而声调上,粤语保留了古音的四声格局,大概继承自晚期中古汉语。随着全浊声母的清化,粤语所有声调区分阴阳调,因此古汉语中的清浊区分依然在粤语身上成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粤语声调平仄基本是古音状态,没有变乱,而粤语声调的特点也印证其号称“天籁九调”的赞誉:在粤剧的编写中,有个叫作《平声中心论》的音乐理论,就是说,粤语声调的音乐性以阴阳平声为基础,辅以另外的七个仄声。这是符合古汉语诗歌的平仄理论的,因为平声字数量巨大,以平声为中心能充分利用这数量优势,便于音乐舒展。之所以粤语声调能以平声为中心,在于这两个平声分别处于发声基频的两个极端:阴平是55或53,阳平是11或21,这就构成高低和响的基础——所谓音乐性,就在于音声的调和。
以高低和响为基础,辅佐两个上声的飘升滑音、两个去声的高低间音、三个入声的急促收音,这构成了粤语音乐性的系统色彩。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声调的音乐性、对古汉语传统平仄的继承,如何导致了广东文学旺盛的诗传统。这,就是身为第一性的语言语音外壳,对第二性的文字文学表现的影响。
旺盛的诗歌韵文
纵观清末民初的粤语书写,会发现文人们非常喜欢写韵文,比如晚清粤语报人郑贯公、黄世仲、黄伯耀等一众粤语谐文写作群体,他们创办粤语白话文报刊,为的是传播革命思想,推翻清朝的帝制异族统治,希望这个国家能有所进化。之所以选择粤语创刊,在于广东地区那时还是官话鞭长莫及之地,使用北方的通用语难以在当地流通,而粤语广州话是广东地区名符其实的通用语。为了达到传播目的,他们运用起押韵的形式,写出来的谐文朗朗上口,今天的广东人读来也仿佛身临其境,好像当时音声再现。这是粤语音乐性强烈在作文上的应用。
而更强烈展示广东语文韵文传统的当是粤讴和粤语格律诗。廖恩焘是近代粤语诗歌不能绕开的重要诗人,他是《粤》书提及的众多作者中作家意识最强烈、个人风格最能彰显的文人。《粤书》作者不称自己探讨的是粤语文学,而是粤语书写,这是因为粤语书写,更多是作为日常语言而非文学语言的书写,或者说这时粤语的文学化程度不够,还需要继续提炼,因此粤语作品不一定能成为审美对象,作家在其中的参与度不大,未必就是自我投射的建构。比如晚清报人的粤语谐文,更多在于宣传功用,而非美学建构,因此难以使用文艺批评的方法来评判这些书写作品。而廖恩焘的作品,以其文人意识,达成了雅俗的融合。雅和俗之间,有着相抗对比的张力,因而更显作品的风味特色。
尤其值得注意的粤语诗歌是粤讴。粤讴和词(长短句)一样,一开始生发自民间,是歌女吟唱的民曲,后来经历清代一众文人如招子庸的参与,渐趋文人化,由所谓“伶工之词”转成“士大夫之词”。旧粤讴和早期的词一样,是“艳科小调”,空间多是歌楼妓社,内容多是闺阁愁恋,充满文人士大夫的情趣。到了清末民初,国家危难,已不能纵情酒色,这时便诞生了新粤讴,关注的内容转向时事民生,走出妓院青楼,步入广阔社会,“自是眼界始大”。
与词类似,这时的粤讴回归了民间,表达的是国家民族灾难中的人民心声,正如词的发展过程之中,因柳永的创作而变雅为俗。新旧两种粤讴并存,形成这一诗体的题材传统,雅与俗、文人与民间同在其中,丰富了这一岭南诗体的内涵。虽然粤讴与词相似,但不同于词严格复杂的词牌格律,粤讴的诗体不追求严厉的平仄格律,没有固定的句式曲牌,演唱时在于表演者的理解把握。当然,这不代表粤讴没有形成艺术规范,关键在于“顺口”“押韵”两条,凭着粤语语感,是可以判断出一句话是否通顺合理、押韵上口的。因此粤讴是粤语的自由诗,但其艺术规范只可心会、不在教条。这体现了广东人民自由不受拘束的性格特征。
其次可以观察的是粤语格律诗。长期以来,格律诗都是文言的阵地、雅言的闺阁,不许外者随意进入。然而从何淡如开创粤语格律诗以来,便打破了这一教条,采纳粤语的口语俗语进入格律诗,这就构成了极强的冲突和张力。如何在遵守众多艺术规范的同时,自如运用粤语口语,是一大难关。当格律诗容纳了土俗言语时,在某种意义上,便对高雅传统形成了消解、否定甚至毁灭,然而当中却又再生了全新的意象,令格律诗获得全新的面目。这是一种文学的陌生化,令人产生新鲜之感,留下深刻印象,从而活化了文学形象。在格律诗运用通俗粤语书写传统高雅题材时,会有贬低、降格书写对象的效果——被禁止的语言一旦释放,便会冲击典型的格律诗美学,从而革新文学意象。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最后,关于粤语格律诗,笔者再次强调粤语对接、移植文言古语的能力:粤语格律诗能够成立,不在于土俗粤语,而在于它遵守了格律诗的艺术规范。这个艺术规范的遵守,得益于粤语对古语格局的继承,由此粤语能不越传统规范却又逸出传统范畴,用经典的形式诉说时代的新声。这就是粤语文学旺盛的诗歌传统,令广东文人在诗歌上获得辉煌的成就,并由此达成在文学作品的个人美学建构。
寻找粤语小说
与旺盛的诗歌韵文传统相比,与同期的吴语小说相比,粤语小说可谓乏善可陈。同期的吴语小说产生了著名的经典《海上花列传》,而这一巅峰之下,是延绵的吴语文学山脉,比如《何典》《九尾龟》《吴歌》等等。《粤书》作者分析为何吴语明清方言小说兴盛,在于吴越文人经历过小说技法的文学训练:吴语小说的源头出自苏州弹词,苏州弹词衍生出弹词小说,弹词的描情状物极为细致,这恰恰就是小说的表达手法,经历过吴语弹词的训练,吴越文人逐渐掌握小说吴语描写的方法,进而为之后的辉煌打下基础。
反观粤语,粤语辉煌的诗歌却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粤语小说表达的发展。而另一个压制粤语小说的是旧白话小说的强势:兴旺的明清小说,大多是以北方官话这民族通用语来书写的,透过繁荣的出版流通,官话小说广泛在民间渗透,从而令民间有了阅读通用语的经验和训练。到了清末民初,广东文人写作韵文诗歌时虽然使用了自己的母语,但在书写小说时,碍于传统小说的权威、以及长期阅读经验带来的视野限制,广东文人大都选择了北方官话混杂文言作为小说语言,以致粤语小说陷入创作困境。
即使是本当叙事性最强的戏剧,粤语艺术也呈现出诗歌化的倾向。在粤剧的发展过程中,先是北方的外省戏曲传入,使用桂林官话的高腔演唱,混杂各种腔调和方音,在近代利用戏剧作品启迪民众的试验中,为了亲民而混入粤语,但彼时粤语唱腔未能探明,运用的办法是增加对白,口白用粤语,唱段用戏棚官话,因此当时的粤剧形态有点类似于话剧。然而志士班以后,粤剧加速粤语化,摸索出粤语唱腔,改高腔为平喉唱法,粤剧就逐步从原先的话剧形态转变为诗剧形态。就像笔者与友人讨论的那样,越剧、滩簧是在叙事,像话剧,而粤剧是在唱诗,像昆曲。这也印证了粤语文艺强盛的诗歌传统与衰弱的叙事描述。
在《粤书》中,作者挖掘了两部小说。一部叫《俗话倾谈》,是清朝儒教宣讲文学的作品,另一部是《天路历程》,是英国宗教文学经传教士翻译成的粤语小说。《俗话倾谈》诞生于儒教宣讲,当时清廷要求宣讲儒家礼教,以达到社会稳定、维护统治的目的,但纯粹的宣讲无异于说教,是不可能对人民大众产生宣传效果的,因而需要运用文学技巧来吸引听众。技巧使用得越多,就越偏离说教,而越趋文学化。《俗话倾谈》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作为传统儒家思想的产物,《俗话倾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粤语小说,因为呈现形式一半是粤语、一半是文言。粤语在当中的作用是滑稽、讽刺、警示,而严肃、悲伤的内容则以正统文言来讲述。由于《俗话倾谈》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言说书写的,于是带上了华夏的价值标准:高雅的是文言,低俗的是方言。这促成了文言与方言口语的分工,形成审美的两种风格。
《俗话倾谈》
较之《俗话倾谈》,笔者更欣赏《天路历程》这部翻译小说。作为翻译文学,它构建了异于传统文体的翻译文体。其特点在于,脱离原有的文化语境,而代入全新的文化内涵。在跨文化交流中,需要对文化语码进行诠释介绍,才能把异国文化引介到当地。为了达到介绍目的,原有的本地、本国语码,如成语、口头套话、歇后语、典故等等,都一一减少,而代之以异国文化的意象。作为基督教的宣教文学,《天路历程》的语言风格可谓“第三种粤语”。因为在宣教过程中,过于高雅是无法向大众传播“上帝之道”的,而过分低俗的语言,则容易引发精英的鄙视和抵制。因此需要一种纯净的语言,令读者感到西方的耶稣、上帝之道清纯可亲。不得不说,翻译文学打开的第三种粤语,是对粤语文学的一大贡献,让广东人感受到了粤语书写的另一种可能和文体实验的弹性。虽然是外来事物,但以广东人对外来事物的宽容和接纳,应是十分高兴异质文化带来的新变的。
《天路历程》
《粤》书作者在对比这两部小说时,认为《俗话倾谈》比《天路历程》好,原因在于《天路历程》纯用粤语口语,过分口语化造成阅读不便,而文白夹杂的文体则更适应广东人阅读。笔者对此则有小小的异议。笔者相信,读者对文本的接受有其主体能动性。纯用口语不会是问题,问题在于读者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曾几何时,在新文学运动中,文体的雅俗问题引起无穷纠纷,但经历这么多风风雨雨,当现代汉语尘埃落定时,人民也就产生全新的阅读经验和接受能力。笔者期望的是,诸位作者能多多开拓汉语的表达境界,无论文言还是白话,无论标准语还是方言,好好运用不同语言的特性,可以令汉语读者获得广阔的阅读视野,从而打开人民的心智见识。这也是《粤》书作者在总结中提出的,方言写作有重提的必要,因为不同的语言争鸣可以彼此活化,带来鲜活的语言生命。
展望未来:粤语的教育和创作
《粤》书作者总结前的最后一部分,论及陈子褒这位近代广东教育家的实践与其粤语教科书。在国语一统运动前,闽粤地区的通用语从来不是官话,虽然本地士子欲北上当官,是要先苦练官话的。而当时未有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大爆发,文言地位还算稳固,因此人们教授汉语,仍以文言书写为主。但如何填补现代口语与古奥书面语的距离,实在让当时的人费煞苦心。有两条路子,一条路子是,直接用文言施教,但使用的是浅显文言,逐步进阶到高深文言;另一条路子是使用方言母语施教,学习口语到书面语的转换。陈子褒选择的是后一条路子,直接使用粤语口语施教。这得益于粤语与古语良好的整合对应能力。
陈子褒的粤语母语教育实践,是由浅到深:从最基本的识字开始,认识口头上最常用的、最实在的、最土俗的字眼,建立起基本的母语书写能力,然后进阶到高语域,慢慢地认识虚字虚词,从具象事物认识抽象概念,认识口语语气与文言虚词的转换对应关系。这样就可以让学生获得完整的母语能力和文言书面的书写能力,为进一步钻研传统学问打好基础。笔者想,陈子褒这位教育家的实践是伟大、富于意义而操作性强的,他为粤语教育与文化传承摸索出可行的道路,足以为今人所模仿继承。
笔者上面说过,粤语一大优势是对应整合能力强,对文言古语是如此,对现代汉语也是如此。因此在当今的母语教育之中,可以把陈子褒教育实践中的文言这一对象转换为现代标准汉语,先让学生用粤语认识文字、认识俗话,然后进阶到深刻写作。这是符合教育实践和人类成长的自然规律的。在普通话这民族共同语势力稳固的当今,我们之所以还要提倡方言,就是在于它是伟大的文化遗产,多种不同语言的和鸣有利于民族的文化建设和繁荣。前人的母语教学摸索,于今而言自有其意义。
展望未来,粤语文学的创作,需要汲取历史前人的营养,而反思不足,查缺补漏。广东文艺旺盛的诗歌传统是粤语文学的骄傲,但小说叙事的弱处也显而易见。过去的广东文人把粤语定位为一种滑稽、讽刺性强的语言,一种低语域状态的语言,不登大雅之堂。这种观念是否应该改革?都说粤语的移植能力强大,在积累大量现代白话小说、且经典作品为数不少的今天,广东文人能否通过阅读它们,而获得小说技法表达的白话文训练?笔者相信这是有希望的。
而在香港,战后涌现出三及第文体,这是文言、国语、粤语的混合文体(后来出现粤语、国语、英语的混合体),这种混合汉语的书写形态在《俗话倾谈》中已经出现端倪,尔后在香港获得发展,取各种汉语的表达效果,达成共冶一炉的和谐。正如《粤》书作者在总结中说的,语言的和鸣效果是良好的,语言没有必要追求所谓的“单纯”,“不纯”的语言碰撞融合,可以产生不一样乃至别致的语言风景。这是对当今汉语文艺创作的一大启示。同样地,粤语文学的创作,应当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多多借鉴别种语言手法,无论是国语的,还是英语的或者小语种的。这一方面有赖于翻译事业的进展,另一方面也需要吾国人民的广大眼界与开阔胸襟。
责任编辑:彭珊珊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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