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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

闲读偶拾︱薄书比厚书的影响力更大

林行止

2018-05-30 16:08  来源:澎湃新闻

►最近有人提出本港带殖民地色彩的路名应改,这主意不错。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李光耀当政后,新加坡亦有人提出类似诉求,但李的顾问(记忆中似为荷兰籍政治学者)告以万万不可,当然,所以“不可”,是因为新加坡要保持、发扬其国际城市地位。改名看似小事,然而,这些有浓厚殖民地色彩的街道、大厦以至纪念碑的名称,最好“保持现状”以广招徕!李光耀从善如流,这是1819年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武力占领”新加坡,并使之成为英国殖民地的佛莱士(S. Raffles)塑像仍屹立于当年登陆处的原因。
说起“改名”,香港有街道名种植(Plantation),若此街道在林荫之中为绿色包围,贴切不过;不过,此名“政治不正确”,宜改。据康奈尔大学史学副教授百蒂斯《事实的另一半——奴隶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E. Baptist: 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一书的“忆往”,美国南部所以能够成为“鱼米之乡”,以种植烟草及棉花“先富起来”,正是白人(奴隶主/地主)以残暴手段逼迁甚至屠杀黑奴腾出土地辟为种植场的结果;在此过程中,黑奴(“低端人口”)被迫迁徙、流离失所,已属“幸运”,不幸的一群被虐待拷打被迫“无偿”在农场工作,是当年的常态。
当年的农场主称种植园主(Planter),而农场是Plantation。换句话说,农场是住于(被囚于)其内的苦力(奴隶)耕作种植种种经济作物——如咖啡豆、烟草和甘蔗等——的“地狱”……如今美南的大庄园吸引无数观光客,他们既看到场主的现代化华厦,亦可见劳工朴实可以居的小平房,但Plantation隐藏的“黑奴血泪史”已被世人遗忘!
西方有识之士一见Plantation这个词,想起的便是黑奴的悲惨过去,因此应让其于公共空间中消失!
E. Baptist: 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
►读国学大师钱穆《理学六家诗钞》的《邵康节别传》,竟见邵氏的旅游法,今人即使是那些有私人飞机及游艇者的大豪客,亦极难仿效。钱先生这样写道︰
每岁春二月出,四月天渐热,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渐寒,即止。每出,乘小车,用一人挽之。为诗自咏,曰︰花似锦时高阁望,草如茵处小车行……随意所之,士大夫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隶皆曰︰吾家先生至。一家留三五宿,又之一家,或经月忘返。有特为起屋如安乐窝以待其来者,谓之行窝。及没,挽诗有云︰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每群居燕饮,笑语终日,不甚取异于人。乐道人之善,而未尝及其恶,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喜其真,久而益信服。
邵雍字尧夫(1011-1077),赐谥康节,有《皇极经世》《先天图》《观物篇》及《伊川击壤集》传世。谈其学术,笔者力有未逮(根本未入门),此处只说他的旅游,真是羡煞今之“性喜旅游”者。邵氏每年二度(春秋二季,二月至四月及八月至十一月)出游,“每出,乘小车,用一人挽之”,即今之Limousine也,其舒适不言而喻;不但如此,沿途更有“粉丝”辟室以待,“特为起屋”如安乐窝(行窝),招邵氏留宿,“一家留三五宿”,即每“行窝”住三数天便离去,前行又有人筑室招其留宿。令人钦羡的是,“每群居燕饮,笑语终日”,这样畅快闲适写意的旅游,今人如何能得!?
钱穆《理学六家诗钞》
►美国经济史家、基督徒重建运动(Christian Reconstructionism Movement)理论家加里·诺思,在《支配的工具——以出埃及记的律法为例》(G. North: Tools of Dominion: The case of laws and Exodus)一书,提出当年令人耳目一新的“厚书理论”(Fat-Book Theory),2001年10月24日笔者在《米赛斯料事如神》一文略有提及(收《闲读偶拾》)
诺斯说,所有具革命性影响的书均卷帙浩繁,亚当·斯密的《原富》两卷共一千零九十七页,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卷共二千八百四十六页,熊彼德的《经济分析史》一卷一千二百六十页(月前查“贝利登的蠢驴”,找出这本书仍在“案头”,用尺度之,虽是平装本,仍有足足二英寸厚);罗思巴德(M. Rothbard)的《人、经济与国家》两卷共九百八十七页。
诺斯说不了那么多,笔者可再举出米赛斯的《人的行为》(九百零九页),弗里德曼和舒华兹女士合著的《美国货币史》(八百六十页),还有,最近因土地问题,笔者找出那本“尘封”已久的《亨利•乔治传》(C.A. Barker: Henry George),连索引近七百页。亨利•乔治(1839-1897)“精通百艺”,以演说、著书如写于1881年的《土地问题》(The Land Question),掀起一场社会运动。亨利认为土地私有是社会罪恶渊薮,因此鼓吹对土地课以“从价税”(Ad Valorem tax)。
应该一提的是,除了笔者“早年”曾数度在本栏提及,香港传媒及学者似对此无大兴趣,内地学术界则颇重视;198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杨建文主编的《20世纪外国经济学名著概览》(亦是“厚书”,近一千一百六十页),在J篇项下收《吉尔德·乔治》,介绍其名著《财富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内文的介绍尚算精确扼要,但说作者名Gilder,显然是亨利之误;而此文收于J篇项下,亦莫名其妙——该书还把葛尔布莱斯(即加尔布雷斯,J. K. Galbraith)归于J项下,应为编者之失。虽然在华人社会乔治之名不彰,但美国人对他依然十分崇敬,“粉丝”为纪念他对土地问题的独特之见,还于1950年在三藩市创立以传授“经济社会哲学”(Economic Social Philosophy)的非牟利“亨利•乔治学校”(Henry George School)!
回说诺思那本《支配》,厚一千二百八十七页,难怪他有此想法!可惜这本笔者未曾寓目的“巨构”,书评界并无好评,“厚书理论”如今似乎已被遗忘。
诺思这本书出版二十多年后便寂寂无闻,足以说明其“厚书理论”以偏概全,不足为训。事实上,“薄书”的影响力绝不容忽视甚至可说更大,比如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均为“小册子”(全集选集是另一回事),而凯恩斯那部震古铄今、影响至今未衰的《通论》只有四百八十页,被誉为有史以来影响力最大的《共产党宣言》,竟是六十二页的小册子(在南美某机场购一西班牙文版,只有四十余页)。
G. North: Tools of Dominion: The case of laws and Exodus
►据“小数据”,迄本月中旬,笔者一共在《信报》写了一万一千九百五十六篇文章(“政经短评”及“林行止专栏”),字数料在二千四五百万之谱;当中谈及凯恩斯的有一千二百八十一篇,论说亚当·斯密的有六百七十三篇——依次占总数百分之十点七一及百分之五点六三!
责任编辑:郑诗亮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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