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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40年的一封信|陈黎明:改革不惑之年看来路

陈黎明/IBM大中华区董事长

2018-05-28 14:03 

机遇在人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毫无疑问,始于1978年的当代改革开放,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机遇,也是国家崛起的最大机遇。回顾过去四十年来自己的人生路,从一个新疆农场长大的孩子,考入大学,出国留学,海外打拼,回国工作,先后从事过农业、食品、营养、化工、能源以及IT等行业,到目前任职IBM大中华区董事长,一路走来,个人的勤奋固然十分重要——我也历来坚信勤能补拙,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自己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国发展和崛起的机遇与大势。
机遇与选择
我出生并成长于新疆石河子的农场。要读书那年正好赶上“文革”开始。农场的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加上时代的影响,可以说小学、中学乃至于高中,一代人都是在懵懵懂懂中度过的。现在回想起来,我总觉得我当时干农活要比学习更在行一些。我最拿手的是砌火墙,初中毕业时我甚至领着同学盖过电影院,我们的教室也是我们自己建造的。
陈黎明(右一)在石河子农学院读大学时与老师和同学的合影。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可以说是一脸的茫然。那时,新疆的农场还很闭塞,教育水平相对很落后,教材奇缺,几乎没有什么参考书。用现在的一句话表述,考大学对我来说就是“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不管如何,1978年我还是参加了高考。早秋的一天,我正在考农场的民办教师,这时一位老师急匆匆地进来告诉我说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我考上了石河子农学院园艺系果树专业。能考上大学固然还是令人高兴的,但是一些老师和亲人觉得我应当复读一年,第二年兴许能考上一所更好的学校。他们觉得上完农学院再回到农场多多少少有些遗憾。但我母亲并不这样认为,她的理由很现实,那就是甭管从哪个大学毕业,一毕业就是行政22级,在新疆能够拿到77.49元工资。母亲也许都不记得这件事了,她也一定没有想过,她的这个决定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抓住当下,而不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在我此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始终警示着我。
陈黎明在康乃尔大学求学。
上世纪80年代,国门打开,国人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精彩,留学成为了年轻人中的一股潮流,而我也加入了这股大潮。大学毕业四年之后,1986年8月,我怀揣着145美元,拖着两个行李,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
其实我申请学校的过程说起来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申请康乃尔大学时,我没有托福和GRE的成绩,仅仅凭借英语培训中心的成绩,就递交了申请材料。意外的是,1986年4月底,康乃尔大学向我伸出了橄榄枝,发出了有条件的录取通知书——要求我的托福成绩必须达到最低录取分数线,否则要提前到学校参加一个夏季英语课程,这也意味着我的脚已经铁定踏进了康乃尔大学的校门。时至今日,我依然不知道当时康乃尔大学为何会给一个不知名的学校毕业、成绩单亦非特别突出、甚至不能提供托福和GRE成绩的一个年轻人这样特别的眷顾。
陈黎明在康乃尔大学求学。
1996年,去国十年,我终于踏上归途,回到了国内。而这次回归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刚回国时,我出任德国康迪雅中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由于换了不同的行业,心中总还是有点忐忑。当时公司另一位副总经理郑和宽先生说了一句话,“隔行如隔山,但隔行不隔理”。这句话令我豁然开朗,影响了我以后的职业生涯。但凡别人能学的,我们普通人大多也都能学。对于一个行业深入的了解,亦会增加我们对另一个行业的理解。抱着这样的信念,我坚定了打拼的信心。未曾想到这一路下来,我就在化工行业干了十多年,直到2008年我出任英国石油公司大中华区总裁。
2014年8月,我又一次坐上前往美国纽约的航班,这次是去面见IBM的高级副总裁们。这是一场面试,我见到了10余位IBM的高级副总裁。当年10月,我见到了IBM董事长兼总裁、CEO罗睿兰女士。当时,IBM正在寻找一位领导大中华区业务的董事长。对IBM,我久闻大名,但是其实所知有限,只知道几年前IBM已经把个人电脑业务出售给了中国的联想集团。从业IT行业,这个想法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脑海。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曾说过有两个行业大概是不会考虑的,其中一个就是IT行业。那毕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英语有谚,“Never say never”,看来话不能说得太死。为慎重起见,我读了几本关于IBM的书,基于对IBM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充分的了解和认同,才真正促使我下决心考虑IBM这个机会。我也认定这个位置一定给我带来很多兴趣和挑战,我也认定我一定能够有所贡献。这正是我选择职业的标准。事实证明一切如愿。
我常常想,如果当年“文革”没有结束,国家没有恢复高考,我的境遇会是怎样?如果当年没有选择回国,自己的今天会有何不同?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国家的兴衰就是个人最大的机遇所在。每当听到不能客观看待中国发展的成就和所面对的挑战的言论,我总会拍案而起。我总争辩,看待中国的发展和挑战,必须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看。纵向来看,也就是从历史的镜头来看,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举世公认的。只看见发展中的问题,既是不客观,也是不公正的。当然,横向比较,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在许多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是我们应当正视的。作为改革开放过程的亲历者、受益者、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我切身体会到国家从一个贫穷落后甚至矇昧状态,进入到了繁荣昌盛的不易。作为个人,这是我们的幸运,虽然每个人力量绵薄,但是大家一起努力就能积水成潭、积沙成丘。
跨国公司的角色
1932年IBM上海办事处的午宴。
跨国公司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带来先进的产品、科技、人才、管理、创新之外,无疑也带来很多文化上的冲击。
以IBM为例,早期我们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向客户提供培训,把大型主机电脑提供给客户,单纯的只是“为中国制造”。在这一阶段,跨国公司将许多科技产品带到了中国;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人才与管理经验提升,IBM开始在中国成立合资工厂生产笔记本电脑甚至服务器,由此进入到“在中国制造”阶段。在这一阶段,跨国公司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中国;进入21世纪,中国本地研发人才开始具备世界级的竞争力,IBM逐步在中国设立了多个研究机构,进入到“与中国同创”阶段。在这个阶段,跨国公司将创新带到了中国。
1937年4月26日,IBM上海办事处首任总经理G.W.Baehne寄给IBM总裁老沃森(Watson.Sr)的信。这封信通过中美之间第一架直达的航空邮件航班送达。
IBM与中国的历史渊源颇深。早在上世纪20年代,IBM的产品就开始进入中国。1934年,IBM为北京协和医院安装了第一台商用制表机。两年后,IBM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1937年,IBM副总裁兼总经理F.W. Nichol 从纽约向上海办事处打电话,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从美国到中国的商务电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IBM进入中国的历史可以被视为中国与西方世界接轨这场持续展开的大历史中的一个小细节。
遗憾的是,三四十年代的战争和随后中国大地的巨变,打断了IBM在中国的脚步。等到IBM重新回到中国,已经是70年代。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来到了中国,成为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国境的美国人。由此中美相互打开了大门。或许冥冥之中有天意,这个代表团中的美国乒乓球队队长杰克·霍华德(Jack Howard)就是一位IBM的电脑工程师。杰克作为一位业余乒乓球爱好者,据说他的水平甚至不足以看清中国球员的发球,但却在小球转大球的外交领域绽放了异彩。
随着中美关系解冻,IBM开始与中国的一些企业在业务层面有了接触。这个试探的过程历经几年时间,充满了谨慎与犹豫,也是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1977年,机械工业部下属沈阳鼓风机厂终于签约购买一台IBM系统370/138计算机,这也成为IBM在新中国的第一个计算机合约,为IBM重回中国这个全球最重要的新兴市场揭开了新的一页篇章。中美正式建交以后,IBM开始正式派员工进入中国,1981年在北京设立代表处。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正像一只饥饿的雄狮,对来自西方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抱有强烈的学习兴趣。当时中国的IT产业相对薄弱,但是,中国企业客户刻苦与好学,所表现出来的进步不时让IBM的工作人员感到惊讶。而为了向中国出口当时IBM最大的机器,IBM也在获取出口许可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IBM见证了并参与了中国经济迅猛的发展。当中国工商银行第一次引入计算机时,每天用计算机算完一遍数据之后,还会再用算盘核一遍。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年多,直到发现计算机更加的有效也更加的准确,算盘才正式退出舞台。然而,谁能想到只用了短短20多年,中国工商银行会成为“宇宙第一大行”。其实在中国金融业此后的快速崛起过程中,IBM有幸参与其中,为很多家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IT技术服务,这种深厚的关系一直持续至今。
与中国同创
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
从2015年开始,面对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爆炸,IBM开始新一轮转型,从专注于硬件和软件服务的传统IT企业,转向成为一家以云计算为平台、认知计算为解决方案的行业应用公司。在此期间,我为IBM大中华区提出了“3+3”战略,包括三个战略支柱和三个战略支点。
三个战略支柱是再造核心业务、拓展新领域,推进新的成长计划。三个战略支点分别是信任、文化和简化,具体是要加深中国政府、合作伙伴、客户和员工对IBM的信任,聚焦文化凝聚力和人才发展战略,简化流程,倡导敏捷的工作方式。
这个战略实施三年以来,效果显著。IBM在中国重新激活了信心,业务上升势头强劲,并且与浪潮、中国电子、百洋等合作伙伴展开了深度合作,通过成立合资公司,把IBM具备优势的POWER服务器、Watson健康、Watson肿瘤等技术落地中国,服务中国的用户。
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我相信IBM未来在中国的机会依然巨大。1978年,中国的GDP只占世界GDP的4.9%,依然是一个贫穷而落后的现代大国。在过去40年,中国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增长,堪称人类经济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这个过程中有七亿多人摆脱贫困,今天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接近60%,并且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1978年中国汽车产量仅14.91万辆,而现在全世界每生产4辆汽车就有1辆是中国制造。这些几十年前不敢想象的场景竟然成为了现实。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进一步转换经济增长模式时中国所面临的挑战:过去四十年过度追求GDP增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显著,环境问题形势严峻,贫富差距拉大,未富先衰带来老龄化危机风险,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多焦虑的情绪,甚至有些人把这些问题归结为改革开放的后果。对此,我并不认同,我相信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依然在于坚持改革与开放。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近在眼前,科技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可是,世界的不确定性似乎并没有减弱。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注定将要共同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对于矛盾乃至冲突,我们需要抱有求同存异的理解,来积极寻求合作的新姿势。过去四十年的经验已经证明,只有坚持改革与开放,才能带来繁荣与发展,未来依然如此。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经验,也是世界的经验。不论是个人、企业和国家,我们都应该做出自己的努力,去推动世界继续朝向这个方向前进。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经授权刊用。)
责任编辑:田春玲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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