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郑张尚芳先生︱“说郑张不懂，他是最难接受的”
大约是从1996年开始，从社科院语言所退休的郑张尚芳老师，受潘悟云老师的邀请，会不定期地来上海师大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一整个学期的专业课。1996年我本科二年级，跟随潘老师的研究生在上师大语言所“磳课”，方始谒见郑张老师本尊。1999年正式成为潘老师的研究生，又才一本正经地跟从郑张老师听授“上古音”和“汉语方言学”两门课程。
不肖天资愚钝，不能一期而心会先生之学，连年忝列于郑张老师的课堂上。一直到我博士阶段，因郑张老师渐逾古稀，长期独身在外无亲人照顾不便，才告别师大讲台。因了这段因缘，上海师大的一众博硕士学生，虽未及行束脩之礼，竟都有从侍老师杖履的荣幸。
2018年5月19日清晨，郑张尚芳老师因罹患胃癌不幸病逝于故乡温州。追悼会定在5月26日，追痛之际，我草拟了一幅挽联，以寄托对老师的哀思：
是大学者，通绝代语，拟古音，天下三分有其一；
当读书人，葆赤子心，树桃李，世间醇儒再无双。
上联简括郑张老师的学术成就，而下联则是与郑张老师有交往的师生学者们对他人格处世的共同印象。
汉语史研究成就为世所重
郑张先生一生著述等身，胸臆所藏，更是汪洋无际。但他最为世所重的成就是在汉语史领域中。
汉语的研究传统，其源流久矣，乾嘉朴学更是将传统的音韵、训诂、文字诸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梁启超与胡适都曾经评价，清代的语言文字研究，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具有科学方法论的学问之一。然而近代西学东渐，西方学者在此前传教士对汉语最初记录的基础上，使用十九世纪成熟起来的现代语言学方法开展对汉语的研究，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以扎实的语文学作为基本修养的法国汉学，涌现出沙畹、马伯乐和伯希和等一大批熟稔中国古今文献、通晓中外各种语言的一流大学者，对当时的中国学者而言，他们可谓是“入室操戈”。
仅以伯希和为例，他凭靠自己深厚的学识，在敦煌千佛洞斯坦因劫余后的书堆中，整理出两千余卷古今希见的珍品，其中还包含多种早已在中土失传的《切韵》残卷。1909年伯希和携包含《切韵》在内的卷子照片访问北京学界引起轰动，使罗振玉等一批学者领略到西人对中国学问之精深，不仅在于古物风俗等浅表文化，乃大有危机之感。之后，又有俄国贵族钢和泰倡导以梵音对勘研究古音，到瑞典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问世，汉语研究一时竟唯欧洲人马首是瞻。直至傅斯年创办中研院史语所时，在集刊发刊词上乃大声疾呼，将学习西方学术之科学方法，以历史学与语言学并举，争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中国汉语史研究发轫于这一内主学术革新、外争民族尊严的大背景中，经过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陆志韦、魏建功、王力等一代学者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终于在世界学术之林争得应有的一席之地。这一时代，高本汉始终是一个无法被迴避的名字，可以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汉语史研究就是“高本汉时代”。但在此后，随着雅洪托夫、蒲立本、包拟古等欧美新一代学者的兴起，以及李方桂先生七十年代在海外新上古音构拟的问世，汉语史研究逐渐进入了“后高本汉时代”。
与此同时，受到特殊时代的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却陷于停滞。青年时代的郑张先生，在与当代的国际学术界音问悬隔的环境中，以一个语言学爱好者的身份刻苦自学，获得吕叔湘、王力等前辈大学者的青睐提携，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的古音之旅。在“文革”中，他和潘悟云一起钻研谐声韵部，潜心十年，完成了全新的六元音上古音构拟体系。寒冰消退，学术之春重回大地，郑张-潘古音体系赓续前辈学者，踵武功绩，推陈出新，在八十年代的国际学界中，与美国包拟古-白一平、前苏联斯塔罗斯金的上古音构拟并称六元音构拟的三大体系。这三家几乎同时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各自独立发展出来，所依据的材料理据也不尽相同，但竟然得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一时被学术界传为美谈。时至今日，六元音的体系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广泛接受的上古音学说，郑张先生的苦心孤诣，使古音学在国际学术界从高本汉的一家独大，变成现在三分天下的局面，厥功至伟。
聚才而教，聚书成痴
然而这样一位成就斐然的学者，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却并没有收获应有的世俗荣誉。虽然他的古音学说已广为学界服膺，但他却没有一名正式的学生；在退休之际，甚至险些连研究员的正高职称都评不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郑张尚芳甫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崭露头角，就引起了国际同仁的关注：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曾是李方桂先生执教之地，向以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传统斐声欧美学界，在邀请北京大学裘锡圭先生赴美访问后，华大亚洲语文系计划再邀郑张老师来访一年。然而邀请函寄达郑张老师北京单位以后，当时的领导却答复郑张别有任务，无法访美，另派他人成行。几十年后，当我负笈华大，余霭芹老师燕居闲聊时提及此事，问我郑张先生当时在忙什么事，我致邮潘悟云老师询问，潘老师回复说郑张压根儿连有邀请函的事都不知道。
我升读硕士以后，搬进了研究生楼宿舍。郑张老师每次来上海师大授课，也住在同一幢楼，就在底楼一间朝北的宿舍里。他的授课时间一般放在晚上，学生都住在一幢楼里，为了方便，教室也改到郑张老师的宿舍里。这是一般学生宿舍的布局，一边是高低床四个床位，一边是几个书桌，门口一个放洗漱品和杂物的柜子。我们给郑张老师从语言研究所拖来一块黑板，每学期多则七八人，少则五六人，就在这间斗室里听他给我们讲授古音和方言的学问。
宿舍离食堂不远，到了饭点，郑张老师有时和我们一块儿去食堂。有一次，一位古典文学的博士生问我，听说郑张教授在这儿给你们上课，想见一见他。我带他一起回宿舍，远远看到郑张老师拿着饭盆走去食堂，我指给学兄那便是，他伫足遥望了一会，感叹道：“原来那就是郑张先生，这么一位大学者，像一个普通的老头儿，让我想起司马迁《李将军列传》传赞里的那段话。”现在记起这段轶事，觉得“数奇何以托，桃李自无言”真是可以用在郑张老师的身上。
然而即便如是，郑张老师却是“居陋巷之中，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有一次师兄蓝庆元在宿舍里跟我说：“昨天跟郑张老师吃了顿火锅，才花了八块钱。”吊得我胃口老高，即便是在九十年代，也不可能有八块钱的火锅。然后蓝师兄才慢悠悠道出原委：郑张老师在学校外的农贸市场花五块买了一条鲫鱼，一块钱买了块豆腐，再买了一些其他蔬菜煮了一锅汤，几个博士师兄还带了酒去郑张老师宿舍一块凑热闹，最后居然八块钱的菜，“一条鱼吃了好几个人”呢。
在这样简陋的生活环境里，郑张老师的乐趣和寄托，除了“聚才而教之”以外，其余便只剩下书了。他聚书成痴，首都师大的冯蒸教授曾说：“北京语言学界藏书，我数第二，郑张第一。”我觉得他的身上有一个内置的书店雷达，凡是周围有卖书的地方，他都能感知到。
有一回在宿舍门口看到他提着一大包书回来，我上前帮忙，他告诉我学校后门的市委党校图书馆图书剔旧，赶紧去看看。我先帮他把书拿回宿舍，略略翻看了一下，其中有不少五十年代语言文字改革的图书，都是现在难得的语言文字史料。赶紧骑着自行车赶到学校后门一街之隔的市委党校，结果发觉剔旧书籍大多是马列、小说等读物，仅有的专业书大概都被郑张老师挑走了，亏他有耐性跟千佛洞里的伯希和似的，在旧书堆里披沙拣金。
往往一个学期下来，郑张老师宿舍里就会多一大堆书。到最后一学期授课结束后，我和师弟吴波一起帮郑张老师搬东西送他去火车站，只见他捆扎好的书几乎堵住了门。他嘱咐我们，这些书先留在上海，只带几个小旅行包走。我上前一提，却发现小包比一堆书还重，问他包里是什么，打开给我们看，原来全是读书摘录的卡片。读书的精华随身带走，剩下的都是“粗渣”。这些书最终还是留在了上海，其中几种《文字改革讨论集》《江南话拼音工人识字读本》现在都成了我书架上的收藏。
德国汉学家毕鹗教授在电邮悼词里，称赞郑张老师是“一个温润如玉的人”。在郑张老师的眼里，学术只是求真辨伪，不及其余。本世纪初，梅祖麟先生在香港的一次讲演引发了音韵学界的轩然大波，国内一些大学的学者们联合起来维护师门传承，对梅先生进行批判，更由于梅先生演讲中将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列为“主流”，便把郑张老师和潘老师一同“陪绑”。中国音韵学学会的年会，从此火药味渐浓，一些学者更是火力全开，还利用大会安排上的便利，不允许平等的辩论。郑张老师依然坚持每次都去参加学会，而每次的大会发言里都有人对只能坐在台下的郑张老师夹枪带棒。潘老师劝他何必再去，郑张老师却回答：学术上的立场还是必须要坚持。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当中，郑张老师的回应始终坚持学术的立场，不掺杂个人的纠结意气。
“说郑张不懂，他是最难接受的”
不过我还是目睹过郑张老师生气的时候。又是学生宿舍的时代，有一天下午师兄蓝庆元来找我，“弘治，郑张老师被人欺负了，快来帮忙”。我赶紧跟着一起下楼到郑张老师房间，老先生坐在床沿上怏怏不乐。师兄跟我讲起原委。原来事因就出在郑张老师买“八块钱火锅”的菜场里：集市里有一家旧书摊，老先生每次去菜场必先光顾一下，我也曾经去过。菜场里的旧书摊，本来没有什么好书，可老先生就喜欢踅摸一番，看看会不会有意外发现。看得多，买得少，摊主是一位市井“爷叔”，这天不知哪根筋搭错，对这个衣着普通的小老头儿刻薄了一番：“你看得懂么？看不懂就放下别摸。”老先生用书生的方式辩理：“我教的学生都是博士，怎么会看不懂。”
秀才在口角上哪能胜得了摊贩。几位博士师兄先发现了老师今天情绪不好，问清缘由，立刻冲去菜场找小贩要打抱不平。小贩原本见人多势众便气短，未料同去的一位师兄怕真闹出事，先开口劝解。小贩一见，反倒又长了气焰。公道没要回来。蓝师兄为老师不平，所以又来拉我这个身高马大的再去论理，当他把来龙去脉都交代一遍，拽着我要出门，老先生还是拦住了我们：“不要去了，晚上还要上课。”
这次来温州送别郑张老师。我跟潘老师提到这件往事，潘老师说：“说郑张不懂，他是最难接受的。他写文章，什么都要搞清楚。有篇写温州话‘儿化’的文章，他要查到温州话里‘金橘儿’这个东西的拉丁学名，不停查书问专家，文章为此拖了好久都不发。其实这个词删了都不影响整篇文章，但他非得搞懂不可。”感慨之间，我又聊起以前上课时问过郑张老师一些《周易》里的训诂问题，他从自己随身带来的书中抽出一本李镜池写的《周易探源》让我去读，这本书我原来读过，但翻开此书，里面书页空白处，有红蓝不同的笔迹，密密麻麻，全是郑张老师平素所思所得。他是从高亨、李镜池的路子出发，从最平实的语言本身入手，疏解周易古经的意思，真是考证到义无一字不稳的程度。过了几天，我正读得不亦乐乎时，他碰到我说自己对《周易》又有新想法，要记到书里去，问我看完了没有，我赶紧还了回去。这些东西，后来看到郑张老师陆续地在一些刊物和博客上发表过，但那本《探源》里的笔记，是足够当得上一本专著的。
聊起《周易》，一同来温的中西书局的张荣老师又提到，郑张尚芳还有一部《尔雅》简注和一部西夏词汇的稿子还一直压着等完校呢。这些年“文献语言学”的口号到处有人在提，而郑张尚芳在文献研究上的深湛成就还未被世人广为知晓，作为学生一辈，不由深觉责任之重大，不能让郑张老师所有的学术见解从此沉睡于无人知晓之处。
很可惜郑张老师的授课结束以后，我与他的交集仅限于一些学术场合。后来又去美国求学，以至于先生的八十寿庆，也未能恭逢其盛。有关郑张尚芳先生一生的成就，许多师友同门已多有论及，我仅就自己身传受业时的一些经历，来纪念老师，以明白学问之外，另有天地。明天就是送别郑张老师上山的日子，写下这些文字，权当守灵的心奠，纪念一位平凡而伟大的长者。
2018年5月25日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