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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人

国关读书会|核武时代,人类认知缺陷对引发和解决危机的影响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王梓元

2018-05-23 11:25  来源:澎湃新闻

人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科技进步。科技增强了人类相互杀戮的能力,这也让战争的成本陡然增高。过去一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让人们深刻地领悟了战争的危害。尽管如今人们更加珍视和平,战争的风险并不能因此而完全消除。历史上频发的危机可以提示人们正视战争的风险。国家利益的冲突,国内政治的博弈,领导人的认知偏见,和外交沟通的障碍等因素都有可能让危机升级为战争。勒博(Richard Ned Lebow)的经典著作《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向人们警示上述因素为危机注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该书付梓于1981年,至今已逾三十五年之久,但它提供的深刻见地依然历久弥新。
危机的定义与研究背景
国际危机是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一种国家间的紧张状态。勒博认为,该状态存在三个普遍特征:1)领导人认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 ; 2)处理不当将会引起战争;3)领导人将迫于时间压力做出决策。
上述三方面的特点突显出危机会对领导人产生重大的政治和心理影响,而领导人也将对危机的进展状况发挥不小的作用。若决策失当,危机将会引发战争;若领导人审慎处理危机,危机的和平解决将为更加持久的和平与安宁创造有利条件。领导人和平处理危机的关键则在于:在紧张的国际政治氛围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内政治压力下,领导人是否可以尽量减少认知上的偏差(或是避免个人的认知偏差对决策造成不利影响),以及审慎处理容易引发战争的政策选项。
在勒博学术成长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危机处理”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核武器的出现似乎可以“恐怖平衡”和相互毁灭的后果来震慑大国在战争问题上铤而走险。如果“恐怖平衡”让大国领导人相信战争不可发生,那么他们则更有可能愿意诉诸危机而逼迫对方在重大利益上做出让步。这样一来,危机,而不是战争,将会成为大国军事较量的主要手段。妥善处理危机因此成为了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危机处理”致力于技术性的分析,尤其是通过计算机和数理模型来模拟危机时期国家间的互动。勒博的著作挑战了这种研究思路。勒博着眼于领导人在危机环境下的认知倾向以及由此引发的非常规行为模式。他在书中运用“过程追踪”的方法,通过大量案例展示了危机的起源,领导人在处理危机时的认知和行为模式,以及危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丰富的案例细节和经典的理论知识让本书精彩纷呈。读者有时会感到眼花缭乱和应接不暇——至少这是我本人的阅读感受。
领导人的作用
全书的清晰的框架结构有效地突出了三条主线:危机的发生,危机期间领导人的认知和行为模式,以及危机的后续效果。在广义上,它们代表了三类危机导致战争或塑造和平的因果机制。这些因果机制的产生或是因人而异,或是结构性的力量使然。
在勒博的论述中,结构性力量和个人能动性时常相互交织。譬如,国内和国际政治压力的共同作用可能会让领导人一时间束手无策,于是他们只得依赖对他国的刻板印象而得到心灵的宽慰从而恢复一定的判断力;但是这一认知倾向有可能会让他们在危机初期就一厢情愿地低估风险而不愿采取缓和措施。此外,即便领导人对他国有清晰的认识且免于上述认知偏差的影响,他们在危机初期可能会出于国内政治或者在国际上增加谈判筹码的需要而摆出的强硬姿态;他国因此会对低估他们的妥协意愿并伴随着危机的发展日趋强硬——这会让危机最终难以和平收场。
鉴于这些危机处理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危机并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最佳途径;但是如果说危机是国际争端的必然产物,那么如何以和平手段处理危机依然是绝对值得重视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领导人在危机处理上的作用不容小觑,但领导人并不是在危机的所有阶段都能游刃有余地发挥影响。在理论上,领导人可以采取预防性措施避免危机的发生,但是领导人同样具有足够的动机发动危机。譬如,危机可以作为领导人发动战争或升级国际冲突的口实;危机可能是已经存在的紧张关系扩大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领导人会由于相信冲突不可避免而在地缘上扩大危机;危机还可以是领导人用来促进其它政治利益(尤其是国际和国内威望)的手段。在理论上,领导人具有和平解决危机的动机。然而事实上,危机一旦发生,其它方面的因素——譬如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内阁中的强硬派,以及害怕在危机博弈中失去主动权——都有可能迅速出现并制约领导人和平处理危机的能力。
由此看来,即便说危机可以促使领导人重新检讨以往的政策路线和强化和平的愿望,避免危机或许比处理危机来得更加重要。
解决危机的关键
危机是否可以避免?这是勒博在书中尚未充分回答这一问题。解答这一问题需要更加细致地研究那些没有经历危机就得到缓和的大国关系。这其中不乏重大案例——譬如在十八世纪末迅速恢复的美英关系,以及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竞争而在二十世纪初突然缓和的英俄关系。
即便如此,勒博依然在书中提到了解决危机的关键在于正视领导人的动机。如果说在特定历史事件中的“个人动机”往往与他们具体的政治目标相关,那么在广义上支配人类实践的“一般动机”则可能成为塑造社会结构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勒博在本书出版以后的三十年内都致力于探讨引起国际冲突(其中也包括危机发生)的各种“一般动机”——包括恐惧、物质利益与声望。他自2000年以后的三步曲巨著《政治的悲剧视角》、《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和《人类为何而战》,分别从思想人物,历史脉络,和实证案例三个角度突出了“声望”、“荣耀”等人类根深蒂固的心理动机在引发战争与促进和平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勒博还对“历史记忆”等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和研究。
勒博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结论部分驳斥了修昔底德的名言,即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权力转移让彼此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事实上,在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论述中,结构性的因素起到的只是潜在和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固然重要,但是它不足以否认人类有支配自身实践行为的能力。否则,政治人物在历史上的重大失误都可以被归咎于所谓“结构”上的因素了。勒博的著作会让我们看到,危机的频发以及由此导致战争的根源来自人类根深蒂固的认知缺陷和加剧这些人性弱点的政治体系。如果所有读者都会产生类似的印象,那么此书最大的意义莫过于让后人引以为戒了。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本文是作者在政治心理学凉风书会联合北京大学出版社举行的第66期读书活动暨“勒博政治心理学思想”主题书评会上的发言稿,经作者审定,澎湃新闻获授权刊发。)
责任编辑:朱郑勇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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