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文献为什么对研究上海特别重要

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历史离不开外语文献，但在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看来，对外语文献的需求，全国没有哪一个城市像上海一样那样高，这也促成了由其主持的课题“外语文献中的上海”在2011年被立为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历时七年，“外语文献中的上海”在近期结项，并于5月17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分院举行了成果发布会暨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

海量的外语文献

近代上海租界很大程度上是中外共建、共管、共处的城市，在很多机构、制度、事件中，外国人是行为主体，是亲历、亲见、亲闻者，在重建、再现、描述与租界相关的历史中，外文资料至关重要。对此，大家早有共识，这也是“外语文献中的上海”这一项目得以列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根本原因所在。

近代上海在大部分时间里，实际上由三个城市组合而成，即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机关工作用语分别是英文和法文，华界设在租界里的司法机构会审公廨办案亦兼用英文、法文，两租界与华界正式往来文书也多用外文。

近代上海居住过数量可观的外国人，最多时达到15万人，国籍最多的时候有58个。1910年以前，一直是英国人最多，1915年以后则是日本人最多。这些国家先后在上海设立过30多个领事馆或总领事馆。他们在上海的活动，也产生了大量与上海有关的外语文献。

第三个方面则是近代上海外国人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外文报纸、杂志和图书，其中英文报刊《字林西报》发行历时百年，法文、日文、俄文报刊数量也很丰富；另外，上海还有专门出版西文书籍的洋行，出版过许多与上海有关的书籍。

最后则是因各种原因来上海访问、旅行的外国人，名人有如罗素、萧伯纳、泰戈尔等，他们留下了很多关于上海的游记或观感文字。

熊月之认为，这些外国人、外国机构，作为近代上海历史的亲历、亲见、亲闻者，有的甚至是上海重大事件、工程的决策者、设计者、建造者，是上海一部分社会的管理者，留下的关于上海历史的文献资料对复原、再现、了解上海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外语文献可以纠史之偏

在进行“外语文献中的上海”项目过程中，熊月之深切地感受到如果不重视外语文献，对于相关历史文献没有进行仔细的整理、梳理、研究，“那么上海很多人物、事件都是说不清楚的，它们产生的重要影响也不会得到完整的理解”，比如常常被视为洋人特权体现的会审公廨。

会审公廨亦称会审公堂，外国人则称其为“混合法院”，在小刀会起义导致公共租界变成了华洋共处的局面下而诞生的司法机构。因此它常常被视为是维护洋人特权的机构，其中中国官员虽为主审，但被认为但实际上在审判中只是外国陪审官的附庸。

熊月之很早就对公共租界首任谳员陈福勋抱有浓厚兴趣，但苦于中文资料稀缺、零散、不成系统而未能深入。但在进行“外语文献中的上海”这一项目时，他发现外语文献里有关陈福勋的记载相当丰富，也通过对他个人的研究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会审公廨。

比如，1874年，不断有人因偷摘公家花园的花朵，被巡捕扭送到公廨。陈福勋认为，在中国看来，这些人无非是游园时心血来潮，不是有心行窃，不算什么大问题，因此，仅予轻判，使其知道敬畏就可以了。但在外国领事看来，这不是小事，如果不严加惩处，彼此效尤，那不用半日花就得被摘没。

再如，1875年，一个姓徐的人，因偷窃英国牢狱内羊肉等物，被巡捕解送公堂。陈谳员讯明后将徐判责一百板，枷示两礼拜。与谳员一起会审的英国陪审官达文波认为徐系惯犯，若仅枷号，满限释放后，必仍在租界行窃，建议将其拘禁三个月，期满后遣返原籍。陈福勋援引大清律例与之相辩，令人意外的是，英国陪审官给出的依据也是清朝法律。双方相持不下，最后两相妥协，作出折中处理:枷号两个月，责一百板。

甚至有一次，谳员陈福勋与陪审员之间因判决发生激烈争执，最后演变为当场闹翻、不可收拾的场景。无独有偶，1905年则发生了更为著名的“大闹会审公廨案”。

在熊月之看来，陈福勋的个人经历已经足以说明，“在会审公廨，中国谳员与外国陪审员之间的关系，既有交流，也有协商，还有矛盾与冲突。”也即是说，双方呈现一种复杂的关系，中国官员绝不仅仅是陪衬和摆设。

不仅如此，以往因为中文资料里记录陈福勋发布了租界华人使用电灯的禁令，导致其背负了保守的名声。但是熊月之通过对比西文资料发现，陈福勋是相当开明的，他极端赞赏电灯，曾组织过42名文人写文章做诗赞赏电灯，所谓的禁令只是执行道台命令的无奈之举。

“由此可见，外语文献对于研究上海史，在存史之真、补史之缺、纠史之偏、详史之略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在中外共处的近代上海，尤其如此。”熊月之说道。

外国人视野下上海的江南、海派和红色文化

“外语文献中的上海”项目产生了一批学术成果，其中一个阶段性成果就自2017 年 2 月起陆续推出的 “上海地方志外文文献丛书 ”。在这些文献里，与上海有关的方方面面都能在其中找到资源。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健负责翻译了《上海租界及老城厢素描》一书，其中的文章来源于当时上海一份著名的英文报纸《文汇报》。当时西方人的游记、书信、报刊中有着大量关于江南民间信仰的记载，甚至是一些中文文献都鲜有的、比较冷门的信仰。

比如明清时每当日食发生，官员都要举行护日仪式，这在西文文献中都有记载。另外，一些西方传教士还热衷于田野调查，比如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一直在上海、江苏一带任教职的法国神父禄是遒曾经对江南地方信仰作了大量的考察，他搜集了大批的道教符箓，成为了今天研究江南正一道教的宝贵资料。“实际上，西方人对于江南乃至中国民间信仰的看法也是其整体的中国观念的一部分。”王健说道。

在西方人对上海的印象中，豫园可能是最为复杂的一个地方了。在19世纪末之前，一般外国人因为豫园周边街道狭窄和河流污浊，对豫园的评价极低。

但是19世纪末，一位名叫阿绮波德•立德夫人来上海，西方人对豫园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她在自己的游记《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将豫园误以为是在欧洲广为流传的爱情悲剧《柳园记》的发生地，使豫园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底蕴，并且改变了西方人对于豫园的想象。1980年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上海，指定要看的地方就是湖心亭，而且在湖心亭上喝了茶，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周育民看来，女王显然是知道豫园湖心亭与柳园故事之间的关联。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陶飞亚则看到，江南天主教教会的刊物中有很多关于红色文化的记载，“天主教教徒说到红色文化，虽然因为教义不能同意暴力革命，但是他们对共产党的很多主张并不反对，他们认为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要建造一个公平的社会。所以展开了非常多的讨论。”

熊月之认为，应该把红色文化和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作为一体性进行研究，它们具有内在的支撑体系，绝对不是简单的拿出来进行结合。“如果把它们关联起来看，就可以看到外语文献中这方面的材料实在很多，对于我们理解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之间的关联可以说提供了一个极其难得、非常丰富的、宝贵的资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