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评论︱中美“反霸”条款与亚太安全秩序（下）

中美关系史中是有很多次巧合的，解读中美关系史或试图从中汲取有普遍价值的经验，决不可忽视历史机遇的特殊重要性。在中美关系史中，除了两国领导人都在1949年选择“搁置”外，从1969 年开始到1972 年2月尼克松访华实现中美和解，以及1978 年11 月开始建交谈判到发表《中美建交公报》等重大事件都存在“巧合”，两国的决策过程都关乎能否以及如何把握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

“历史巧合”与“不称霸”

中美从实现和解到建交历经10年，这是一个长期摸索与磨合的过程。中美双方对各自历史进程发生的变化做出政策判断既需要时间，也需要恰如其分的机遇。宏观地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处于伟大的历史转型过程，逐步探索并最终寻找到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是需要时间的。例如，早在1964 年，中国的外贸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改变，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占到外贸总额的60％，毛泽东当时认为出现这样的变化是合理的。对于美国而言，它是在1963年直接介入越南战争后，开始了从战后如日中天的世界地位最高点到向下跌落的转型，到1973年年初美军从越南全部撤出，这也是一个历经10年的漫长过程。

从1969年开始的中美和解有诸多因素，不过两国领导人对各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安全环境有类似的判断，他们几乎同时认为有必要对外交政策做重大调整。1969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一次高层会议中谈中国对外关系时说：“缓和一些好，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需要扭转外交局面。当年5月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一批外国使节，以此行动开启了打破外交隔绝局面的新进程。

同年7 月21日，尼克松在关岛发表后来被称为“关岛主义”的声明，主张亚洲安全事务“将越来越多地由亚洲国家自己来处理，而且这样做的责任也由它们来承担”。这是在公开宣布美国将全面调整对外政策，由过去独揽一切改变为寻求一种新的大国均势。之后不久的8月初，尼克松在出访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期间，明确向中国传递出寻求和解的信息。

正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几乎同时对世界战略形势变化和各自国家的对外态势等做出近乎相似的判断，以及几乎同时开始调整各自国家的对外政策，包括关注对方的各种动向，才得以抓住历史机遇，于1969年年底开启了中美和解的大门。

在这个阶段可作为重大历史参照的是，苏联的对外政策出现错误的战略判断。在美国的世界地位下降和尼克松政府下决心收缩力量的时期，苏联选择了不合理的向全球扩张的对外政策。中国与美国签署的《上海公报》中写进反霸条款，这一方面是基于从近代世界的和中国的历史经验总结的理念；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反对苏联的扩张，苏联谋求世界霸权使中国领导人有很强的被威胁感。同时，美国也有不安全感，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战略性失误导致世界地位大幅下降；另一方面也是苏联对世界形势的误判，把当时出现的“缓和”理解为是美国及其阵营彻底衰落的转折点，所以在全球范围采取攻势战略，使美国及其盟友感到很不安全。正是苏联的扩张政策导致了抵制和反对苏联的国际联合战线的出现，包括中美的历史性和解。

毛泽东在这个阶段讲过，中国永不做“超级大国”，这或许不是偶然，而是对美苏争霸，特别是苏联扩张政策后果的一种洞见。他当时提出了家喻户晓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个简明直白的口号是改自明代朱元璋平定天下时的战略原则，当时一位学士朱升向朱元璋建言，要“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他的意思是朱元璋不应急于“称王”，否则会成为所有政治势力的敌人。毛泽东将“缓称王”改为“不称霸”，反映的是本质不同的战略理念，即邓小平后来会见马达加斯加贸易代表团时讲的中国“永远不能称霸”，他说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政策，“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

有的国际政治理论提出，国家必然会追求权力和权力扩张，而且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就会寻求更大的权力，所以国家决策集团追求权力的最大化甚至霸权是必然的。毛泽东不赞成国强必然谋求霸权的理念，因为他相信国家追求霸权的代价很大。

1978 年开始的中美建交进程也有类似的“历史巧合”。当年5月，美国总统卡特决定开始与中国展开建交谈判。10月下旬，卡特政府最终做出决定，中美关系正常化优先于美越关系正常化。卡特本人在华盛顿同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保持密切联系，以便掌握谈判进程。

这时，中国正在酝酿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变，中共中央准备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11 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外交部有关中美建交谈判的汇报，邓小平专门听取汇报，提出谈判进程必须加快。12 月中旬，邓小平亲自参加了最后阶段的谈判，从而推动建交谈判走上快轨。双方经过努力终于在12月16日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１ 月1日建交，并宣布邓小平将访问美国。

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

如果从1969年夏秋开始和解算起，中美实现正常化经历了大约10年的时间。这期间中美两国关系有诸多曲折起伏，其中也包含了很多重要的经验，除了不能搁置和历史机遇等问题，还需要理解两国国内政治的特殊重要性，既要看到美国国内政治，也要看到中国国内政治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中美和解是因为机会同时出现，尼克松访华后不久两国关系陷于停滞，两国的国内政治也同时出现问题。在美国方面，尼克松于1972 年2月访华期间，曾经承诺在第二任期实现与中国建交，但第二任期开始不久，即爆发“水门事件”，迫使尼克松辞去总统职位。副总统福特接任后，显然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和才干来履行尼克松的承诺，这是导致中美关系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中国也看到，没有强有力的美国领导人可以打交道。在中国方面，

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后，中国还不太可能有动力更积极地处理中美关系问题。

从中美建交谈判的过程看，美国政府换届和卡特政府中主张与中国建交的力量占了主导地位，这是美国开始并最终成功完成建交谈判的关键内部因素。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政治对对外政策的推动作用更突出。国家战略向追求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为中心的大转变，为处理对美关系和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提供了巨大的内在动力。所以说中美建交对双方是机缘巧合，甚至主要是因为两国都出现了重要的内部动力，两国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并直接指导了建交谈判，这对中美建交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中美两国，要想保持双边关系稳定和持续地向前发展，如何把握各自的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对两国都是重要的课题。这是观察和理解中美关系的重要视角，历史的发展已加以印证。两国的国内政治在各个时期的变化都会影响中美关系，对于中国而言，稳定的中美关系仍然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主要外部条件。

结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亚太出现对抗性的安全秩序，同冷战初期中美之间的激烈对抗有直接的关系。同样，亚太持续至今40年的以合作为主的安全秩序以及由此产生的地区基本稳定与和平，也同中美保持合作有直接的关系。

中美关系从对抗到和解到正常化再到今天的发展壮大，走了一条极为曲折的复杂道路。这段历史证明，中美关系中一直充满着矛盾，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锐的矛盾，也存在诸多合作的历史机遇，即使是在合作的进程中，也伴随着矛盾。两国不论是发展合作还是寻求对抗，都可以找到足够的理由，这一点至今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从和解到正常化的进程也证明，每当历史机遇出现时，两国领导人都能比较快速地达成战略共识，将中美关系稳步推进。历史机遇对中美两国都是一样的，能否及时洞见并把握之，则取决于双方的主观努力、战略远见、对机遇的敏感把握和塑造战略环境的能力。

亚太安全秩序正酝酿着新的大变革，结果尚属未定之天。此时，反复解读历史经验，或有助于塑造一个各国都能获益的共赢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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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作者发表于《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1期的论文《中美关系与亚太安全秩序的演变》。为阅读方便，略去注释。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