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驱逐与伟大的回归：加沙抗议预示着什么？

以色列政府关于威胁涌入以色列的“渗透者”的说辞，并没有丝毫提及加沙作为被占领领土的现实，也掩盖了以色列对其进行严厉报复的历史。在官方话语中缺席的是，根据国际法，以色列有责任保护其占领下的居民。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空间，出于人口工程的原因，非犹太人口被囚禁——更直白说，为了维护以色列国家的目标。

“一律开枪，不给警告”

“不分昼夜所有时间在边境区域进行反渗透的战斗，任何个人或团体，只要我们的军队不能从远处识别是以色列公民还是正在试图（渗透）进入以色列领土的人，一律开枪，不给警告。”

这是1954年以色列第五吉瓦提旅（Fifth Giv’ati Brigade，以色列国防军精锐部队）针对数百名巴勒斯坦难民下达的命令，后者于1948年被驱逐出家园和土地，而此时试图回归。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新近流离失所的人们顶着来自边境基布兹（kibbutzim，以色列的集体农场）的地雷和子弹，并冒着以色列军队严厉报复的风险，要求收回他们的财产。正如以色列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等人已经指出的，这些报复行动包括突袭难民营和村庄，通常会杀害平民。尽管如此，难民仍然坚持他们回家的努力，而以色列坚持将这些企图视为“渗透”。

在过去的六周里，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地带杀害了大约4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大部分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还有5000多名抗议者受伤。周一（5月14日），美国将大使馆搬迁至耶路撒冷，暴力升级令人震惊。以色列军队至少又开枪打死50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超过2400人受伤，这是当前这一轮加沙抗议活动最血腥的一天。

正如他们的祖父母，这些巴勒斯坦人长在寻求正义，和被驱逐出自己土地的补偿。然而，与上世纪挨家挨户的报复袭击不同，今天的杀戮从远处进行。错综复杂的围栏和扩大的缓冲地带构成了分割加沙和以色列的区域，而以色列的狙击手躲在这一区域之外的安全地带向巴勒斯坦示威者瞄准射击。据国际组织的调查，这些射击的目的包括“似乎蓄意造成改变生命的伤害”。 “凡事有个极限”（Yesh Gvul）运动公开支持以色列人权组织B’Tselem，前者由拒绝在黎巴嫩战争中服役的以色列退伍军人于1982年发起，而后者近日敦促这些士兵拒不服从这项明显非法的命令。

然而射击仍在持续。与上世纪50年代一样，以色列官员认为，军队使用压倒性的致命武力是必要的安全威慑。以色列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称抗议活动是“恐怖的游行”，并指出军队不会“犹豫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阻止他们。

“伟大的回归之旅”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更愿意将他们的游行命名为“伟大的回归之旅”。游行开始于3月30日，数千人在靠近以色列过境点的地方聚集。发起日期是为了纪念1976年6名被以色列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公民，当时他们正参加反对以色列政府侵占他们私人土地的罢工与游行。回归游行计划持续到5月15日，这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日期，也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纳克巴（Nakba）灾难日。（2011年纳克巴法案颁布后，即便是纪念这一日期，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也将受到处罚。）

70年前的本月，超过70万巴勒斯坦人逃离或被迫逃离位于新生国家以色列境内的家园。这些难民以及他们的子孙都成了“渗透者”，以色列仍然决心阻止他们声称的回归权利。这一权利在1949年首次得到联合国的支持，此后每年都得到批准，成为联合国大会历史上一以贯之支持的权利之一。

在大规模的难民流亡中，近30万人在加沙地带避难，淹没了当时大约只有8万的沿海地区人口。他们在加沙的城市外围建造了临时住所，并等待关于驱逐行动的决议，这里往往离他们最初的家园只有几英里。今天，他们的孙辈在围栏区域宣布一场“国家的”和“人道主义的”游行，其中“所有年龄的巴勒斯坦人，以及各种政治和社会团体，汇聚在难民回归和补偿的普遍问题之上”。

自2007年以来一直统治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如今已经加入了这场民众运动的浪潮。它的领导人发表讲话，鼓励加沙人加入游行队伍，而其政府当局提供包括巴士和帐篷在内的服务以支持抗议活动。哈马斯在加沙面临自身的挑战，主要是经济停滞和人道主义苦难。哈马斯希望能从这一非暴力抗议中获得回报——尽管它所做的努力有可能劫持抗议活动，并破坏迄今为止真正的草根动员。为了强调它对这场运动的参与，哈马斯暂时接受了对民众抵抗的战术承诺，而不是推行其官方的武装斗争政策。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森沃尔（Yahya Sinwar）最近表示，抗议者将是非武装的，并强调哈马斯并不寻求发动与以色列的新战争。尽管有一些武装战士试图破坏围栏的孤立个案，但哈马斯的军事克制显而易见。在撰写本文时，尽管以色列一再肆意滥用武力，却没有火箭炮从加沙地带射出。

“回归”游行的故事深植于加沙地带的历史与当前的困境。加沙地带占了历史上巴勒斯坦土地的不到1.3%，但由于地理上接近以色列、难民的不安以及人口的密度，加沙对以色列而言是极其麻烦的一小块土地。它一直是抵抗运动的温床，孕育着国家领导人、武装运动和民众起义。根据法国历史学家让-皮埃尔·菲柳（Jean-Pierre Filiu）所描绘的，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在这片沿海飞地发动了不下12次全面战争，造成了数千名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1956年，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在致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的信中猛烈抨击了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策略，他写道：“你相信报复将避免未来的敌对行动，而我相信它们将引发未来的敌对行动。”

非犹太人口被囚禁的异常空间

问题不仅仅在于加沙人民的反抗。这片土地给以色列带来了另一个同样难以解决的挑战：人口。1967年，加沙地带属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和戈兰高地的更广大地区的一部分，因而受到以色列的直接控制。以色列的占领最初是直接的军事统治，将180万巴勒斯坦人安置在加沙地带，而在此只有4000名犹太人。将如此众多的非犹太人纳入以色列管辖范围内，其中包括约旦河西岸，威胁说让少数的犹太人统治非犹太的多数人口。

1987年，加沙爆发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后不久，以色列开始采取措施来纠正这一问题，并开始将加沙地带与其他领土分开。正如以色列资深记者阿米拉·哈斯（Amira Hass）曾详细报道的那样，严格的过境申请和详尽的许可证制度已经到位。这些措施在1993年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签署《奥斯陆协议》的和平进程启动的背景下反而扩大了。

尽管整个20世纪90年代进行了无数轮谈判，但以色列逐渐重塑了其占领架构。在血腥的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的三年后，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在2003年以安全为借口正式宣布将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分离政策正规化——“脱离”—— 同时加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从直接殖民快速过渡到外部控制体系。

2006年，在巴解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法塔赫输掉了加沙选举，继之而起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国家，并致力于武装抵抗，这似乎证实了沙龙的安全措施只是单边行为。两个组织之间的斗争最终爆发，哈马斯在2007年接管了加沙地带——尽管几个月前美国和以色列的干涉就来了，措施包括支持法塔赫破坏民选党派、武装法塔赫以及抽掉民选的哈马斯政府的资金。哈马斯夺取政权为以色列隔离和封锁加沙地带的政策提供了完美的借口。以色列的反应从加紧加沙地带的控制转变为彻底的封锁，切断该地带与外部的联系，努力制造一个孤立的哈马斯控制领土。

然而，沙龙的重构并没有改变占领的基本事实。以色列的政客可能希望新政策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加沙的200万巴勒斯坦居民不再处于以色列的管辖之下，从而解决了他们的人口困境。但是，所有国际组织都一致认为加沙地带仍处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今天，以色列政府控制着加沙的人口登记，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政府从未放弃完全控制。政府领土活动协调处（The Coordination of Government Activities in the Territories，缩写COGAT）是以色列国防部内的一个行政单位，它“实施政府在朱迪亚（Judea，古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撒玛利亚（Samaria）和加沙地带的民事政策”。正如其网站上所表明，这包括“在被占领领土内实施人道主义援助计划”。对于加沙人而言，COGAT是一个精确控制着飞地所有商品和人员进出的实体，包括计算避免大规模饥荒所需的卡路里。

以色列政府关于威胁涌入以色列的“渗透者”的说辞，并没有丝毫提及加沙作为被占领领土的现实，也掩盖了以色列对其进行严厉报复的历史。在官方话语中缺席的是，根据国际法，以色列有责任保护其占领下的居民。此外，也没有人承认加沙不是一个与以色列接壤的国家。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空间，出于人口工程的原因，非犹太人口被囚禁——更直白说，为了维护以色列国家的种族民族主义目标。来自COGAT的最新数据显示，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历史巴勒斯坦土地上，非犹太人比犹太人多。

无果而终的政治进程

因此，“伟大的回归之旅”不仅仅是加沙的故事。以色列对“渗透”的恐惧并不局限于巴勒斯坦人突破围栏。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更本质的恐惧，可以追溯到1948年，以色列长期以来试图边缘化的恐惧。它恐惧，巴勒斯坦的权利要求渗透进反抗人口的意识中；它恐惧，反抗渗透回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中，并破坏旨在确保巴勒斯坦人永久屈服的占领。这一目标作为1993年《奥斯陆协定》和西岸统治实体的主要产物，嵌入到巴勒斯坦当局的架构中，后者致力于扩大与以色列的安全协调。巴勒斯坦人对巴勒斯坦当局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们认为，巴勒斯坦当局无异于将以色列的安全利益置于巴勒斯坦权利之上的分包商。虽然最初这是一项为期五年的临时措施，但巴勒斯坦当局已成为占领的永久制度组成部分，将巴解组织和放弃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纳入其中，以换取有限的地方政府权力。

巴勒斯坦当局走向威权主义，阻止了西岸的抗议活动。然而，在加沙地带的草根反抗运动是全巴勒斯坦人民长期斗争、集结力量的最新表现。以色列的阿拉伯政党已经更加积极地反对政府对非犹太人的制度性歧视。今年4月，当以色列庆祝其独立时，数以千计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在海法南部举行了自己的回归游行。去年，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成功地领导了“祈祷起义”（prayer intifada），抗议以色列改变阿克萨清真寺现状的企图。在其他地方，散居的巴勒斯坦人正围绕自由、争议和平等的目标，联合成更加有效的国际团结运动。

自从1987年第一次起义爆发以来，很少见到这种广泛的公民参与和基层动员。当年的民众起义最初遭到暴力——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曾发表著名指示，要求以色列士兵“打碎抗议者的骨头”——随后在“两国方案”的外交努力中无果而终，这一进程开始于《奥斯陆协议》，终结于2018年特朗普的《耶路撒冷宣言》。巴勒斯坦人已经意识到，作为该战略的一部分，巴勒斯坦建国的政治进程失败了。无休止的谈判仅仅是为了方便以色列将其占领扩大到以前难以想象的水平。

时至今日，即便是以色列特色和平进程的坏信仰——要求巴勒斯坦人做出让步的同时在被占领土地上建造更多的定居点——也走到了尽头。以色列领导人现在公开乃至明目张胆地谈论吞并。更难以忽视的是，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相似，像教育部长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这样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正推动以色列走向一个单一国家的现实，似乎有理由相信，一个以色列版的种族隔离政权可能是可持续的。占领50年来，很少有人质疑以色列认为它可以公然违反国际法运作的信仰。

巴勒斯坦当局与哈马斯的加沙政府都变成奴性的代理机构，在以色列的统治下稳定被俘虏的人口。当巴勒斯坦当局明确地致力于扮演这个消极角色，哈马斯的讲和行动是不同的——由于以色列自2007年以来在针对加沙的一系列短期战争中所使用的破坏性力量，它实际上需要管理和约束其武装抵抗的官方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人争取自决的斗争实际上已经演变成许多局部战争：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争取平等权利、西岸的自由运动、东耶路撒冷的居留权、难民教育、结束对加沙的封锁。

新的开始已经出现

然而，这种分裂并不是永久的。周五下午，密集的浓烟、燃烧的轮胎和在炮火中挤成一团的人群，这是巴勒斯坦斗争的重新调整。从加沙传出的图像表明，巴勒斯坦人对政治进程和他们的领导人不再抱有幻想。在更深刻和更重要的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核心原则的复兴，这些原则一直在推动巴勒斯坦事业，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谈判中流离失所。

以色列理所当然要担心这种大众动员的力量。像“伟大的回归之旅”这样的运动有可能超越巴勒斯坦人被国家巧妙强加的破碎政治愿望，使巴勒斯坦人民团结在一个单一的权利信息（message）之上。以色列对这一信息的回应——从上世纪50年代吉瓦提旅的命令到拉宾在第一次起义期间的命令，以及利伯曼最近关于回归游行的声明——总是诉诸压倒性的武力。近一个世纪以来，巴勒斯坦民众为权利的抗议只产生了流血冲突。但巴勒斯坦人也注意到全球的先行者。

从沙佩维尔（Sharpeville，1960年南非黑人在此举行反种族歧视的游行示威，遭遇白人政权大规模屠杀）到塞尔玛（Selma，1965年马丁·路德·金组织“由塞尔玛向蒙哥马利进军”行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游行示威的历史漫长而血腥。围绕巴勒斯坦解放的核心原则进行的大规模动员拥有颠覆现状的巨大力量。从以色列到约旦河西岸，这一运动最终能否走向正义，取决于国际社会是否容忍以色列剥夺全体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只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而剥夺他们的未来。过去的记录并不令人鼓舞，但新的开始已经出现。

本文原载于5月15日《纽约书评》网站，本文作者系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东和北非项目的政策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中东研究所访问学者，著有《被遏制的哈马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兴起与平定》（Hamas Contained: The Rise and Pacification of Palestinian Resistance，2018）。小标题系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