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61个地方政府被约谈，环境治理问题还需“硬标准”
本文原标题：《4年61个地方政府被约谈！解决环境治理问题，还需“硬标准”！（央视财经）》
5 月11日，生态环境部集中约谈了广州等7市政府，要求加强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处置能力建设，严厉打击非法转移倾倒行为。这也是自2014年有环保约谈以来，阵仗最大，集中约谈城市较多的一次。据统计，自2014年以来，已经有61个地方政府被“约”。
环保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
第一， 要有一个法律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保障。约谈，现在之所以比过去要好的原因，从督企到督政，过去你这个地方官员的职务，就是诫勉也好或者说免职也好，跟环保问题没有多大关系，环保不达标，不会对你的仕途造成影响。那么现在实际上约谈就等于说把这个东西开始挂钩了，但是这个挂钩目前来说，应该说它还是一个软挂钩。事实上，如果说我们这个治理能力就要看到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后面就要有法律措施使它硬挂钩。
第二，就是要有大众的舆论监督使得它整个变得更加的透明。整个程序要公开公平公正，这个在所有的治理能力当中都最重要。在环保里面，其实表现的特别的明显。另外其实在顶层设计上，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动作的，包括我们的党政同责这样的考核的机制，还有像包括海南省全岛都取消了GDP的这种考核以后。
现在要终生追责，我认为法律的细则要细化，也就是说比如说到什么程度要追什么样的责、有什么样的处罚？我认为现在咱们这次在这个环保当中，实际上出现了两个背面，一个就是可能处责不力。另外，因为细则不够清晰，实际上也出现了处责过当，比方说其实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罚，有一些达标的也一刀切了，其实是不好的。
在《央视财经评论》的演播室里，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李楯表示：污染治理本身是一种末端治理，我们要在治理污染、抵制污染的同时逐步转向源头治理，为什么我们不能容忍污染？因为它伤害了国民的健康。第一，我们要做的是制止污染。第二，要转向源头。新的企业、新的项目能不能从开始的时候就是符合环境生态要求的？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呢，要有两项，一个要有广泛的公众参与、要有司法保障。当然还有其它党政方面的合作，包括政府、公众和企业的合作。另一方面呢，也要有一些整体改革的制度保障，有了这些制度保障，我们才不会担心为了制止污染而影响或者带来其它社会问题，带来其它的社会不稳定。第一，出了问题要谈，要处理。第二，我们要更注意从源头从禁止，从制度建设上去着手。
要约谈 更要约束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要约谈，更要约束。环境治理，环保治理能力，实际上最重要的落点是在治理能力上。治理能力我觉得有三个机制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反馈机制，就是你至少要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要引进舆论和大众的建筑。第二是评价机制。要有一些量化的细则，告诉大家说怎么是对的，对到什么程度，错到什么程度。第三，就是奖惩机制，奖惩机制就决定了你是促进它发展，还是说参加它反向发展。那么这个呢，就需要你法律的保障来进行硬约束，约谈，其实里面就是多少包含了一点我刚才说的三个元素。但是，可能这个路还是比较长的，咱们知道美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包括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他们也是在这个工业化发展过程当中出现了强污染，后来就幡然悔悟了。那中国，我觉得在这个必然的道路上出现了这个问题，未来就是一步一步的解决，但是一定要从这几个方面来提高治理能力，这个思路是关键。
编辑：孙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