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础积累到整体建构：一套书打开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新篇章
中国近代经济变化始于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改变了中国港口及其腹地的面貌、改变了中国社会传统的经济和生活方式，港口与腹地的关系成为解释近代经济地理变迁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研究萌芽于是对通商口岸的探讨，海关洋员马士最早开始从事这项工作，其《中朝制度》一书描绘了从传统的“十三行”控制的广州贸易制度到近代“条约口岸”的粗略过程，戴恩赛、魏尔特等海关洋员继之发表了丰富的成果。20世纪50年代，罗兹•墨菲、费正清等人继续着以口岸城市为重心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在对“费正清模式”及其“冲击-反应”概念的质疑中，费维恺、杰克•波特等人从强与弱两个方面讨论了港口对腹地的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人类学与其它学科的综合对中国史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施坚雅基于对四川、华北的个案研究提出了“经济区系理论”这一宏观框架。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界兴起“地域社会论”研究，主张在“地域”中验证无法用阶级关系解释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滨下武志的“亚洲贸易圈”理论即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与此同时，台湾的李国祁、张朋园等人展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刘翠溶在哈佛完成的博士论文第一次详细从城市与腹地的关系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其倡导下，林满红、范毅军等对区域港口的贸易分析与腹地经济变迁等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1980年代初，大陆的吴松弟、戴鞍钢亦开始了从“港口-腹地”视角对历史经济地理的探索，1993年合作“近七百年来东南沿海主要港口经济腹地的变迁”获国家教委项目支持，2008年九卷本近代经济地理研究团队形成，此后在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整理与研究”资助下，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哈佛大学图书馆、中国海关档案馆所藏旧海关史料等具有系统性、可靠性的近代文献为基础，融合相关多个学科理论，形成一个历史经济地理学所独有的研究范式，即“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简称“港口-腹地”)，试图由此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变迁过程获得一个新的认识。
九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以下简称该书）此前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完成。2018年5月12日，“《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学术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知名高校和研究所的十多位专家参与座谈，就该书与历史地理或历史经济地理学的关系、对近代史或经济史研究的影响、在史料挖掘中的表现、与当代社会经济现实的关系以及未来一些值得期待的相关议题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新起点
学科是科学研究中领域划分的基本单位，任何一门学科的确立都是以包括研究对象、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等要素在内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为基础。作为一部历史地理学巨著，《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对历史地理学特别是分支学科历史经济地理学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封越健研究员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谈到，以前有若干属于历史经济地理特别是近代经济地理的研究论著，但在历史经济地理学的学科自觉性上表现并不明确；而《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研究者有较为强烈的学科自觉，即要建立一门历史经济地理学科。该团队经过若干年的耕耘，在先期研究的基础上，在书中第一次对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做了全面完整的描述和分析，讨论了工业、农业、商业贸易、交通运输、金融、城市、人口等产业和要素的发展及空间分布，总结了全国经济变迁的整体面貌和各区域经济变迁的共性和差异，全面阐述了近代经济地理的主要特点及其空间演进方向。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韩茂莉教授认可该书所具有的地理学特性，她指出，与地相结合既是地理学也是经济地理区别于其他学科而言的重要价值，正由于《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将经济和大地联系在一起，既凸现本学科拥有的价值，也向学术界呈现了一个新的关注领域和研究视角。同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唐晓峰教授回顾了中国地理学发展的历史后指出，20世纪中前期经济地理学家的文章中确实有大量描述性的成分，《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有问题意识，有大区域的观察和城乡经济的分析，有探索和追求，是学科发展的很重要表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张伟然教授基于近代以来历史地理的学科发展史指出，历史经济地理在传统上不属于历史地理范畴，中国传统的历史地理是以政区考证为主的沿革地理。经济地理成为历史地理重要组成部分，是在20世纪五十年代由史念海先生开山，再到七八十年代经过30后学者接力，最重要的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由很多50后学者如吴松弟、戴鞍钢、韩茂莉等全面开拓，现在历史经济地理已成为历史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教授认为该书讨论中国近代化的空间进程，并非局限于经济史一个方向，而是对近代研究中的政治史、文化史等同样有着学科关怀。朱浒着眼于历史经济地理的空间观念在近代研究中的应用问题，反思了当下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空间意识的不足，若在更广阔区域内碰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发现传统史学的解释力有限。他认为可以把政治史、文化史转化空间序列，如把岭南之学、浙东之学等学派的文化地理特征和政治事件的关系进行重新解释；过去近代史的研究中，很多观点贯穿着中原中心观或汉族观，边疆和少数族群的历史处于相对边缘的状态，故也可以在边缘地区的经济史以及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中贯彻空间意识，这对下一步建立空间历史序列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地理与近代史、经济史的碰撞
作为一部关注近代的经济地理之书，《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经济史研究也有重要的学科意义和参考价值。来自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虞和平研究员指出，过去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很少用经济地理而是用区域经济的概念，但近代区域经济研究方面也没有全国性的或全时段的著作；所以，从把全国整合起来做近代经济地理研究而言，这部书具有开创性。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王玉茹教授对贯穿全书的“港口-腹地”范式表示赞赏，她认为至少改革开放以来没有见到这样系统的近代经济地理著作，她谈到该书的研究思路对自己影响很大，并计划将该书作为参考书推荐给老师和同学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王先明教授认为历史研究中碎片化和整体建构两个方向各有优劣，但近年来以碎片化为特点的论著多而整理建构者少，他赞赏《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团队对整体性建构的重视，也深感整体性建构相当重要，指出应当以此为契机使得碎片化和整体性建构共进。封越健观察到，该书并不满足于历史事实的描述，有着明确而强烈的理论追求和理论自觉。他发现，作者在深层次理论探讨基础上形成了研究中需要重视的诸问题，如近代史的中心线索，近代化的动力问题，冲击-反应模式以及中国中心论，传统经济的近代转型，城市化、工业化及其对近代化的作用，通商口岸的作用，区域差异及其原因，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国内外中国近代史学界始终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封越健强调，作者以“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为理论框架和切入点，较好地解释了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的动力、方向、区域差异及其成因等，是该书的鲜明特色和理论贡献。朱浒也认同该书在理论上具有明显进取意识，他认为该书提出的“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理论对从整体认知层面上理解中国近代史中心线索问题有相当大的贡献。韩茂莉指出，该书抓住了近代经济格局转变过程中一个突出特点，即随着商业网络和交通网络的发展，沿江沿海地区影响全国经济格局。另一个特点是地区不平衡性加剧，前近代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所体现，但从来没有像1840年以后那样剧烈。她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抓住了这样的特点和脉络，呈现了近代中国大地上一些最重要的经济变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细珠研究员也述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他谈到中国是一个面积广袤的国家，研究者们都会注意到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但在撰写综合性的近代史和经济史著作时，对空间差异可能只是简单概括、地理概念并不明确，而从历史经济地理的角度则可以很清楚地呈现各个区域之间的差异。张伟然回忆起此前参加“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反思”学术讨论会的经历，他选择在会上作题为《中国近代历史地理的学术成绩与发展趋势》的报告，即在相当大程度上受了《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的触动和启发。他指出，历史地理学科一般不固守某个断代且往往以古代为主，而历史地理从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断代研究增多，经济地理是一个急先锋。从历史地理的近代研究来看，以近代经济地理的成绩最突出且最具系统性，其在选题上、理论方法上、资料发掘上对历史地理都具有示范性。
开发、积累新史料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源泉，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在传统史料的运用和新史料的发掘方面所做的工作，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研究员指出，该书的资料、尤其是海关资料的应用很扎实，该书作者团队花费十多年整理旧海关出版物，数百册旧海关史料的发掘和应用为该书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这是其一大特色。虞和平也谈到，由于较长时段、全面系统数据不易获取，想要研究近代中国经济的区域分布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该书在史料方面做出的努力，所汇集的非常丰富数据和资料对近代史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很好的基础。封越健认为，该书参考资料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既有中文资料，也有外文资料；既有传世文献，也有民间文献。包括海关统计报告、贸易报告与领事商务报告，晚清民国时期政府档案、报刊资料，实地调查报告，地方志和文史资料。他还总结道，对大量海关资料的研读利用和发掘大量稀见地方性史料是该书在资料上的两大贡献。
专家们的观点与该书团队对该书在研究资料的运用和挖掘上特色的自我总结相呼应。吴教授认为，海量的按照西方科学方式统计和发布的海关资料，长期以来锁入各地的海关档案馆，极少使用。由于团队对各区域的研究从开埠通商开始，因此一开始研究便选择海关资料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资料。此外，各类经济调查报告、地方志，以及各种经济资料集，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可以说，在史料的广博和数据的相对准确、统一和系统方面，该书超过以往的研究。团队尤其重视旧海关报告，在寻找、整理和使用上走在学界的前面，目前旧海关报告全部收录内容的大约1500种书，装订成551大册，其中的60%都出自该书作者团队之手。该团队不仅在《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的研究和撰写中较早系统地使用旧海关文献，也为近代史学界利用这些宝贵资料做了贡献。
区域经济差异的历史与现实
历史研究可为当世镜鉴，经济问题关系国计民生，而地理则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这片土地，那通过对《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的解读来看，历史经济地理特别是近代经济地理对我们当下社会有何现实意义呢？山东大学特聘教授陈争平认为，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谓“不平衡”，地区不平衡是重要方面，而地区不平衡又由历史造成。怎样解决这种不平衡？该书提供了很好历史借鉴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建朗进一步谈到，讨论经济发展平衡或者不平衡，不能概而论之。从国家的角度而言，经济建设力求各地区平衡是对的，但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人为打破不平衡达到平衡可能带来风险。不平衡是绝对的，这种不平衡是基于各地的气候条件、资源环境、社会条件等要素的不同产生的，如何建设中国、如何在中国区域差异和全球格局中面对经济不平衡，这本历史经济地理著作带给我们重要的启示。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研究员在《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由东向西、由边及里”八字概括中，注意到了居于次要地位的“由边及里”，他说“次要不代表不重要”。他指出，探讨新疆、西藏和华北、云南如何由边向内扩展是非常有意思的，有助于使我们认识近代以来中国发展过程中国家一体性问题，由边向内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由东向西的不足，这表明近代中国的发展是全方位的、有利于民族团结，我觉得这是由边向内的重要意义。王先明谈到，自近代以来分区、划区很频繁，这种区划调整与历史形成区域尤其是在经济规律影响下形成区域的内在关联如何？学者应当从更深层次的学理和学术上提出见解。就此角度而言，《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未来一些值得期待的议题
学者们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方向，拥有许多充满机遇和挑战、值得期待的命题。汪朝光针对“由边向内”延展开来，他举例说到，西藏亚东是沿边口岸，在由边向内过程中支撑亚东的是背后的海洋，货物如何从加尔各答流向亚东、再从亚东口岸流向西藏？怎么理解近代中国经济在东部亚洲的角色和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朱浒也认为所谓的边疆或内陆口岸背后依托的是更广阔的全球区域，云南、广西相关口岸背后依托的是东南亚、中南半岛，新疆的沿边口岸依托的是中亚、西亚，红海、里海看起来很遥远，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都与中国的口岸和内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将中国放入全球视野中，东南沿海港口和西部边疆都依托着一个更大的亚欧大陆和全球市场，这些问题是将来研讨的目标。朱浒还指出，施坚雅对中国大区体系的划分影响很大，该书做出的经济地理分区体系和施坚雅的大区理论之间会形成什么样的对谈和张力，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李细珠认为，有必要把该书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两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和台湾《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进行比较，为该书在学术史上找到恰当的定位。清华大学历史系倪玉平教授也认为，《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是其团队在谭其骧等前辈学者开创历史地理之后筚路蓝缕几十年的结晶，其在学术史上的历史定位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
本次座谈会上，专家们在史料发掘、理论建构、学科自觉、现实意义等方面对该书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并指出该书是总结和提升、也是蓝图和开始，近代港口和腹地关系不止是经济关系，也包括社会、文化、制度等各方面全方位的空间关系；近代港口与腹地的关系也不止是港口与陆向腹地的关系，而且包括与海洋和海向腹地的关系，将来的研究可继续向多个方向拓展，经过新一轮分部门分地域的专题探讨，走向更高层次的学术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