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街头｜静安寺的老人，被河水绕开的石头

她站在上海静安寺地铁站8号口的上行扶梯前，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拎着轻飘飘的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一点绿色蔬菜。她不断扬起手里的袋子，试图阻止某个步履匆匆赶着上班的年轻人。就像河水碰到石头，人流在她面前自动分开，绕过她之后再汇合在一起。人们害怕碰到她，而她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我也是好不容易才弄明白，她想请人拎上她的蔬菜，把她送出地铁口。

接过那袋菜，我想顺手扶着她上电梯，却被她拒绝了。为了不耽误我的时间，她拖着受伤的腿，勉强走得很快。我很担心她因此摔一跤。

她大概七十多岁。我一次次在常德路和延安中路路口附近碰见她，有时在地铁站里，有时在地铁站外，有时在公交车站，有时我们都被裹挟在人群中，抢着通过高架下让人心惊胆战的绿灯。我不止一次送她回家。渐渐地，我知道她住在哪个小区，哪一栋楼，知道她住的楼层和房间号。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一种奇怪的敏感，也许是彼此对陌生人的恐惧，每次我们都装作是第一次见面。

因为有这样的萍水相逢，我才开始留意静安寺周围的老人。

相对于地铁、街道、商场、咖啡馆、淘宝和郊外的新式小区，公交车、广场、超市、菜场和市区老公房才是属于老年人的。早上一过九点，上海的节奏就变慢了。不但年轻人上班去了，广场舞、大合唱、太极拳和功夫扇也大多散场，腿脚不便的老人们慢慢走出了家门。就像刚刚从冬眠中醒来的动物，他们看上去明显体力不支。

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城市见过这么多老人。不管是红光满面、腰肌比上班族还要柔软挺直的老人，还是颤巍巍好像随时会摔倒的老人。

有一些老人还在工作。我上班时，写字楼附近修车的老伯也推着三轮车出门了。三轮车上堆着修自行车的工具和配件。他穿着一条围裙，一条用旧衬衫改的、将近透明的围裙，穿着不合脚的鞋。他绝对超过八十岁了，娃娃脸上皮肤松弛，关节粗大，一言不发地推着车，走在延安中路上。有几次我伸手想帮他推车，但都被拒绝了。

他要去富民路，我要去陕西路，方向正好相反。看着他的背影，我领悟到生活是一场苦役，尽管终点在望。他高度的自尊让我诚惶诚恐，经常冒出如下念头：如果活到他这个岁数，我还有没有意愿和能力养活自己？

如此日复一日地相遇，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他永远不会注意到我的存在，而我把他看做一个象征，尽管至今没弄清他到底象征着什么。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这里被称作静安寺。围绕着金碧辉煌的寺庙，是高级百货公司、时装店、南京西路CBD、城市综合体，以及连接外滩与虹桥的交通干线延安路。静安寺四通八达，街道上永远人流不断，只是每个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玻璃罩子。交流的念头被阻断在罩子外面。

静安寺对面有一座小型市区公园，由一座人工堆积的土山、一个不大的池塘、一块草坪、一个小庭院和几组犀牛雕塑组成。地势低平并且有树荫的空间，整天被下棋和玩扑克的男性老人牢牢占据着。一年四季如此。附近的石库门里弄或老式公房小区里，晴天坐满了晒太阳的心脑血管病人，明显也是男性居多。

相比之下，女性只是承受衰老本身对活力和自尊心的侵蚀。上海女性的平均期望寿命超过84岁，比男性长4年，而且有望活得比男性更健康，生存质量更佳。但她们在哪里变老，几乎是一个谜。静安公园里看不到她们的身影。

一些落寞的、年事已高的人终日枯坐在公园里。有一天，其中一位指着草坪上的牌子，问我知不知道lawn和grass的区别。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种反应非常典型。社会身份变化会慢慢导致鸿沟，年龄、性别、职业、血缘，这些鸿沟从不同方向切割人群，最后每个人都被纵横交错的鸿沟隔离在核心家庭的孤岛上。即使在上海，谁也没有真正意识到年龄结构不可逆转的变化，更无法评估这种变化的严重程度。年轻人还没有做好生活在老龄社会中的心理准备。面对陌生老人的搭讪，往往手足无措。

人们想用知识来克服交往困难，但在知识的层面上，老龄社会的深层内容也很难表述。经济学已经积累了大量文献，指出年龄结构如何改变经济：消费意愿下降，福利开支上升，创新动力不足。政治学一直关注年龄结构如何影响民主国家的选举结果。对亨廷顿和他的信徒而言，年龄结构即生育率，将决定文明冲突的方式和未来。但要解释时间体验和人际关系的演化，如何从内部分化和割裂社会，这些理论都明显不够用。

剩下的就只是一些街头邂逅式的零碎故事：老人无处不在，而年轻人听之任之，就像河水绕开石头一样，假装看不到他们的存在。

（作者系摄影师，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