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观察｜到了总结中国改革哲学的时候了

许多年以后，当人们回望人类的21世纪，最值得记取的历史事件是什么？毫无疑问，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为重大的事件。

作出这一概括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西方的主流媒体。全球语言监测机构评出 21 世纪全球十大新闻，中国崛起高居榜首。13亿多人开启现代化的征程，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进军，而能以如此之大的国家规模、人口规模实现后发赶超，在人类现代文明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壮举。

过去，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眼睛向西”，希望从西方先发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寻找摆脱贫困、走向现代文明的钥匙。现在，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发达国家也纷纷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能从中国的改革实践中提炼出具有借鉴意义的改革艺术、制度模式和治理经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改革40年的经济奇迹同样受到瞩目的，是对中国改革的普遍性思考。“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等新概念，一时间成为风靡世界的学术热词，代表着人们对理解中国改革的热情期待。

但是几乎所有的分析，从抽象意义上来说都集中于有形的制度模式层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大师诺思认为，制度不仅有正式的、成文的制度规定，还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比如说文化传统、民风习俗和意识形态等看不见的因素。从这样的视角来看，解读中国改革，就不能缺少基于文化的解释，新加坡《联合早报》这样总结：在经济增长的故事以外，中国还有一个也许较不抢眼、较不具新闻轰动效应的故事——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敏锐地洞察到数千年历史传统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

因此，在探讨中国经济奇迹时，就不能忽视文化对于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意义。中央政治局委员刘鹤明确指出，“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改革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

这些洞见让人透过中国经济改革的40年，看到了中国文明延续的上下5000年。今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一个文明古国正在重拾昔日荣光。讲好中国的改革故事，也应该摒弃西方中心观，走出“被表达”、“被代言”的困境，努力“以中国为方法”理解中国改革，以5000年文明理解40年改革，在中国发现历史，在中国看见智慧，在中国遇见未来。

一位经济学家注意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展现出一种全方位学习的能力：科学技术可以学美国，工业制造学德国，管理学日本，分解房地产的使用权学香港，工业园区学新加坡，农业还可以学以色列。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感慨：“中国人学得快啊！”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面对现代社会的治理，面对各种经济理论，中国展现出了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能力，“到中国讨论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发展，会比在纽约联合国讨论还要受到大家欢迎”。

这就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面对不同的经济学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偏执地选择其中一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俄罗斯等国家选择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能把各种经济学说以及基于这些学说的解决方案结合起来，吸收各自的合理成分并混合应用于现实？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不同的经济学说的认知问题。这是一个文化传统和哲学观念的问题，也就是改革哲学的问题。

中国改革走过40年，现在确实到了总结中国的改革哲学的时候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改革的影响，绝不只是锻造了中国人勤劳、节俭、务实等性格特点，更重要的是在传统文化中沉淀形成的包容性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影响着人们对待不同改革方法的认知方式，并最终形成了中国改革不走极端、兼收并蓄的混合形态。

显然，贯穿于改革过程的“包容型智慧”，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源远流长的谱系，它最早的表述就是孔子总结提炼的“中庸”。

提出“北京共识”概念的雷默早已注意到中国崛起的“非对称特点”，中国的实力并不仅仅体现在可以数字化的显性实力，也体现在向世界贡献了一种全新的看待现代化的认知方式和思想观念。

中国的经济奇迹不只是后发优势、大国优势，也不仅是规模优势、人口优势，很难归因于哪一个简单的方面，而是一种综合优势、混合优势和叠加优势。这就是贯穿于中国改革的“包容型智慧”，这些哲学观念应用于现代中国，却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传承。

中信出版社所出版的这一本《中国的改革哲学》，就是要寻找引领中国取得改革成功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展示出中庸哲学与“包容型智慧”如何运用于中国改革40年的进程，并由此尝试“以中国为方法”理解中国改革，用基于中国的话语来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奇迹无论有多少种经济解释，基于文化的解释必将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几千年历史在当代的延伸，也是这40年对于5000年的回响。

这本书将分为8个章节，第一章是总论，寻找中国经济奇迹的文化解释；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从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的路径选择、改革的转轨方式等动态视角，深入观察“包容型智慧”运用于经济改革的过程；第五章到第七章分别从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政府与市场的结合，从静态视角来观察“包容型智慧”达到的经济绩效。第八章是总结，明确提出“作为一种方法论的中国”的概念，用中国的方法论去理解中国、认知中国，并对“包容型智慧”做出系统解释，形成讲述中国故事的认知框架。

这本书将尝试把经济分析的专业性与哲学文化的思想性结合起来，既形成一种通俗的经济读本，也透视经济选择背后的哲学观念。

经济学往往被戏谑地称为“令人抑郁的科学”，在加入思想图景之后，这本书的经济分析将变得灵动起来；同时，讲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种需要避免的倾向是陷入盲目的自大，这本书将以一种哲学思辨和科学理性的态度来分析中国的“包容型智慧”，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是云里雾里的玄学、令人捉摸不透的神秘体验或故弄玄虚的封建迷信，而是一整套内涵明确、可被复制的科学思维，经由理性总结完全可以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讲好中国故事，绝不仅仅只是从事实层面展示中国的改革历程，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级层次。

英国崛起带来了自由的观念，德国崛起让人看到国家的作用，美国崛起则制造出“历史终结论”，可以说，历史上每一个崛起的大国，都曾给世界贡献出新的思想观念和话语体系。中国的崛起同样应该有这样一个思想贡献。因此，从理论和知识的高度总结中国改革的经验，提炼出能够改变人们思维方式的哲学观念和理论图示，才是讲好中国故事更高层次的任务。

这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预测：中国可能“有意识地、有节制地融合中国与其他文明的长处”，“其结果可能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这本书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努力，也许它所提炼出的“包容型智慧”，只是中国的改革哲学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更深厚的思想智慧还等待着更多人去思考和挖掘。这本书并不是封闭的终章，而只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开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来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这句话饱含着深刻的方法论智慧。

“5000多年文明史”与“30多年来探索史”，也有着深刻的联系。让我们一起回顾改革40年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并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打捞中国的改革哲学，感受中国向世界贡献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