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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书党

我在北大山鹰社的日子

曾山(Jon Otto)

2018-05-15 11:33  来源:《高处有世界》

【编者按】
北京大学迎来120周年校庆之际,北大山鹰社也走过了30年。成立于1989年4月1日的山鹰社,是北京大学最优秀的学生社团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个以登山、攀岩为主要活动的学生社团。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攀登过念青唐古拉、格拉丹东、玛卿岗日等多座山峰,成为中国民间登山的先声与缩影。5月15日上午,山鹰社又成功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个社团的成员也是大咖云集,中科院院士王诗宬、淘宝副总裁张勤、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等人,都曾是山鹰社成员。可以说,山鹰社很好地诠释了北大精神。近日,他们出版了《高处有世界:北大山鹰30年》一书,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中一章,是美国登山家曾山(Jon Otto)的回忆文章。
山鹰社
山鹰记忆
1990年,我来到北京留学。我们这个留学项目由一群美国学生(大约20人)组成,大家都居住在北京大学的勺园宿舍。除了每天上4小时的汉语课以外,我们这群美国人的食宿和活动也都在一起。我很快就意识到,我跨越半个地球,并不是为了来这里,每天只是在教室坐几个小时,和我的美国同胞一起做作业、一同玩耍的,而且我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处不来。再说,我也确实喜欢做些别的事情,那就是户外运动和攀岩。我知道,中国有很多山,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某个对中国社会所知甚少的人来说,在中国旅行却是个巨大的挑战。不过我很积极乐观,我知道,不管怎样,我都应该走出北京大学的围墙。
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新组建的户外俱乐部,那是个小小的登山协会。我已经记不清第一次与北京大学登山队的朋友们相见时的情况了,应该是在他们练习攀岩的宿舍楼。这栋毫无特色的几层高红砖宿舍楼的中心有一条伸缩缝,一条对练习胀手(hand jam)和胀脚(foot jam)堪称完美的裂缝。一般来说裂缝攀岩难免痛苦,攀登这条裂缝真的让人异常痛苦。可这个学生小团队反复攀上裂缝,对其中的痛苦看起来无动于衷。他们穿着简单的平底薄帆布“解放鞋”,锋利的砖墙边缘给他们的脚侧面留下了伤口,手背同样伤痕累累。我当时想:“这太给力了!”我也试着攀爬那条伸缩缝,我的技巧应该足够了,可我几乎无法忍受把手和脚塞入裂缝带来的疼痛。这就是我多次经历中国人所说的“吃苦”体验的第一次。
后来,我开始经常参加这个登山协会的活动,并和很多成员成了好朋友。那是一个充满热情、作风粗放的草根组织,正是我喜欢的类型,我们气味相投。技巧和知识的欠缺,他们会用创造力来补足。如果缺乏设备,他们就因陋就简。不过他们的吃苦能力真的是一门艺术,也是在这个群体里生发出来的一种骄傲。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是没什么钱的学生,可登山又需要花钱,所以,需要把事情安排得花费尽可能少、把资源用足。这些吃苦的原则让我心悦诚服,而且与之热情相拥。我得说,它确实能塑造一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力。
下面就是我在北大亲历的彰显这股精神的某些难忘时刻。很抱歉,在这里恐怕我只能挂一漏万了。
免责声明:以下经历只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你的回忆可能与之大相径庭。即便这些记忆难免扭曲,应该也不影响你的赏析。
珠峰攀冰
当时最受欢迎的攀岩场地是北大附近一个名叫309的小型采石场。山鹰社只有一条磨损严重的动力攀登绳。我记得有一天(我想应该是1991年的春天吧)在309攀岩,那天的经历强化了我对攀岩绳强度的信仰。那条绳子的外皮有两段已经被彻底磨掉,露出了好几米内芯。当绳降一位攀爬者时,需要两三个人通过8字环保护器“饲喂”绳索,否则,绳子就会在保护器上卡住。就是在那一天,我注意到,绳芯有三股也断了。我非常担心,所以,找了个借口不爬那条绳子,怕它会崩断。大约10个人用过那条绳子并没出问题以后,我才松了一口气。那条绳子那天没断!不过我还是建议,该买条新绳子了。
山鹰社那时候的负责人之一是二谢(谢如祥)。这个在乡村长大的汉子身体强壮,而且还是个天才的攀岩者,我曾在密云见过他轻松自如地徒手攀上一面岩壁去设置顶绳。让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二谢毕业以后没有机会从事全职攀岩工作。说到徒手攀,有一次,我们决定练习结组(rope team travel)攀登。我们一群人乘坐公交车来到北京西山,找到了一面低角度岩壁(可能有60度左右吧)。我们所有人都连在一条绳子上练习“行进间保护”(running belay)的一种攀登方式。我记不清到底有几个人串在那条绳子上了,可能是6人,也可能是8人。我不敢领攀,但曹峻一马当先。作为先锋攀登者,他不时在裂缝上设置保护点。其余的人全部跟随而上。任何人滑落都会让其他人也随之滑落,我怀疑保护点是否能撑得住,即便有一个保护点撑住了,我们也会滑落很长的距离,沿着岩壁滚落而下。那天,我们都很开心,没一个人跌落!
山鹰社这帮人对提高我的汉语也大有帮助。男性队员有个习惯,那就是见面时用“傻逼”当问候语。我以为这是另一种问候方式,所以,有一天,我跟老师打招呼说:“傻逼,早上好。”不用说,那位老师对我的问候并不友好。那堂课剩下的时间里我过得怎么样,还是留给你们去想象吧。
我的宿舍在三层。一天深夜,探访时间过后,我被叫到了前大门。在那儿,有两个保安神情严厉地抓着我的朋友唐战军。他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所以,就从宿舍楼的一侧爬上了我宿舍的窗口(不要忘了,那是个还没有手机的时代)。令人遗憾的是,他被抓住了,他们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他是个窃贼。解释清楚我们确实是好朋友,而且他也不想偷窃任何人之后,他们放了他。我记不清消息的内容是什么,不过可能并没有多么重要,传递消息更多的是攀爬一栋建筑的借口。
1991年夏季,登山队决定攀登慕士塔格峰。为了训练自己,我们安排了冬季攀爬五台山之行,这座山就在北京正西。那可能是我一辈子经历过的最冷的日子了。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足够的衣物,而且服装颜色不一,是一支真正的“杂牌军”。不过我们都深谙吃苦之道。在去往五台山的火车上,因为车厢内过度拥挤,我们中有几个人只能站在车厢连接处,任由灌入的冷风不停地抽打。开始步行攀登顶峰的早晨,一个叼着烟袋的当地老人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他禁止我们登山,因为他担心我们的安全问题。他说,山上住着一个魔鬼,我们恐怕有去无回,而保护我们则是他的责任。经过一些说服解释之后,他对我们放行了,可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说服他的。结果,“魔鬼”确实以冻伤的方式找上了我们。一个队员的耳朵被冻透了,暖过来之后,坏死的组织像黏液一样垂下了5厘米,样子非常怪异。还有其他一些无大碍的小冻伤发生,让我惊奇的是,没出什么大事。
我们需要为攀登慕士塔格峰筹集资金,像我这样的外国登山者还涉及额外花费。我记得中国登山协会好心地免除了我作为外国人的大部分费用,不过我们仍然需要为交通、食宿、装备和其他方面的开销筹集资金。一起起草了一份中英双语的建议书以后,唐战军和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在北京四处游走,敲开了所有大型国际公司的大门。我想,我们与68家公司——也许是86家公司——谈过。有一天,我们忘了携带电话号码名录,要不是小唐过目不忘的神奇记忆力,我们可就真的麻烦了。我会问他:“某某公司的某某人的电话是?”小唐总能从记忆里准确调出信息。
我们不断被人从办公室赶出来,一位CEO甚至因为我们不够体面的乞求行为给我们上了一课。好在可口可乐公司最后决定赞助我们。他们给了我们4000美元(也可能是4500美元)。那时候这可是一大笔钱,足够我们12人去往喀什、攀登慕士塔格峰并返回北京了……当然,也只是刚刚够用而已。在返回的路上,我们坐了72小时的火车硬座,而且只有一半的人有座位。不过那不算什么,因为到了那时候,我已经是个吃苦专家了。
攀登慕士塔格峰是我最难忘的攀登记忆之一。首先,我们对将做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设想。我们在一天之内就从喀什来到了大本营(海拔4450米),所以,都出现了严重的急性高山病(AMS)。我的头疼了整整一星期。可口可乐公司给我们赞助的外套非常薄,透气性极强,衣裤都没有防水涂层。这种服装跑步很好,可穿着攀登7546米的高山就太糟了。我们的脚上是几代人都很熟悉的老式俄式帆布登山靴。一个德国登山队特意来到我们营地拍摄我们过时的鞋靴和装备,那些都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我们背着沉重的玻璃罐装水果罐头去往2号营地。
有一天,我们沿着一个有裂缝和深深积雪的斜坡爬往2号营地,我们非但没有结组前行,而且每个人都自行选择线路,认为自己找到的才是最佳路径。(参考信息:当你攀登冰川山峰时,始终都应该结组前行,以防有人跌落冰缝。为了节省体力,只有一个人负责在前面的积雪中开辟路径,其他队员紧随其后。)我们没有让身体保留足够的水分,我们的一个队友因为严重的高原反应滞留另一个登山队的帐篷一两天的时间。我和拉加才仁被困3号营地,在没有睡袋的情况下过了一夜。尽管我们把攀登高峰可能犯的错误都犯了,但那是一个美好的经历。
正如你看到的,我们攀登了什么高峰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要与这群哥们儿一起攀登。真正的友谊和牢固的纽带就是这样的经历打造的。这是一种来自于需求、来自于你110%地信赖伙伴的关系,是一种持续很久的关系。大山是妙趣横生的地方,尽管依靠自己是身在大山的一个重要品质,但高度依赖和信任你的伙伴(们)也是如此。
这也正是山鹰社始终如一(而并不仅限于登山的时候)的追求。在美国,我成长于一个不鼓励人们建立同志情谊的环境。但这个团体则恰恰相反。在山鹰社,人们就是希望彼此支持,这是一种“默认选项”,没人不这么认为。起初,这与我单打独斗的行为方式并不相容,我成长的过程中有60%的时间要依靠别人,但在山鹰社,有99%的时间在相互支持,而且不问原因。当然,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关注点,也会有辩论、问题和争论,但归根结底,依然会相互支持。不管你是不是喜欢,这都是件好事。
雪华和我的婚礼
雪华和我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在美国举办婚礼,这意味着我们山鹰社的很多朋友要万里迢迢地从中国赶来。旅行不是问题,问题是获得美国签证。我们确实考虑过举办两场婚礼——一场在美国,另一场在中国,但是,正如任何操办过自己婚礼的人都很清楚的,一场就已经够受的了。让我们的中国嘉宾获得美国签证的过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不过如果说山鹰社的伙计们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这是个很好的挑战。
那时候,拒签率还很高。你必须向签证官证实,你会回到中国,可签证官的心态则变幻无常。他是才享受了一个浪漫的烛光晚餐,还是早晨和妻子吵了一架?你的命运似乎更多地取决于签证官当时的心情,而不是事实。不过某些条件可以大大提高你获得签证的机会,比如,有一份薪水很好的工作、拥有一套住房、已婚、有孩子、有投资而且银行里有很多存款,等等,任何能证明你与母国的联系而且会回到母国的理由都有这个作用。
雪华和我的工作很轻松,那就是给每个人写邀请函,并尽量往好处想。所以,当我和雪华为婚礼做准备的时候,我们的很多朋友则在发疯般地准备所有的文件,以证明自己在财务、财产和人际上与中国的关系。令人惊奇的是,除了我的伴郎曹峻,每个人都获得了签证;不过他妻子拿到了签证,这还不错。只是我没了伴郎,这就不怎么好了。
婚礼在新罕布什尔州我外祖父母的住宅里举行。那是个木结构的漂亮大房子,坐落在斯夸姆湖(Squam Lake)边的大片森林中,屋里总是弥漫着松木的气息。房子的正面是3米高的玻璃窗,俯瞰着湖面和周边的小山。那部著名的影片《金色池塘》(On Golden Pond)就是在离我们房子很近的地方拍摄的。大部分婚礼嘉宾住在附近小镇的宾馆,山鹰社的朋友们则住在这所房子的地下室。那是个非常棒的地下室。在我的青年时代,很多夏夜,我和表兄弟们都住在那个地下室。地下室有两间共用一个洗手间的卧室,足可以轻松容下20个人睡觉,可以举办一个大规模的“睡衣晚会”!
婚礼终于如期而至。婚礼开始,身着婚纱礼服的雪华坐在独木舟里漂过湖面(啧啧,她居然没有落水)。之后,雪华和我手挽手穿过森林和野蓝莓树丛走进房子。婚礼的前半部分是西式的,我们在这个环节交换誓言和戒指。之后,山鹰社的朋友们“接管”了婚礼,很快,婚礼就变得热闹起来。你知道,与中国的婚礼相比,美国人的婚礼通常都较为正式和严肃。为了恶搞新郎和新娘的中式婚礼整蛊习俗并不是美式婚礼的组成部分。在雪华和我以及西方嘉宾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山鹰社的成员筹划了一套婚礼的节目。首先,他们利用我表兄和两位叔叔都参加婚礼的有利条件,想让雪华认错丈夫。当然,雪华是被蒙住双眼的。不过她并没有上当!还有其他一些恶搞和有趣的游戏,也让每个人捧腹大笑,婚礼的气氛非常轻松。
老储(储怀杰)展开画轴的一幕尤为令人感动。他们定制了一幅漂亮的中国风格风景画,每个人都在上面写上了祝福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画轴展开的时候,老储发表了令人动容的讲话,那个情景我们永生难忘。
还有一个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是山鹰社成员的酒量。毫无疑问,我们买了足够这个场合消费的葡萄酒,雪华的老板还赠送了我们另外六箱。婚礼结束前,这些酒就都被喝光了,大部分都是在地下室那晚的豪饮中消耗掉的。此外,婚礼期间还有不少游泳和划船的活动。这座住宅有几条独木舟和一艘小帆船。独木舟是北美一种传统的细长船只,对没有经验的人来说,这种船很容易倾翻,有几个人不经意间跌落到了湖里,有些人穿戴得还很整齐。
那确实是一个中西习俗合璧的婚礼。我得承认,起初,我对文化冲突还有些担心,不过结果表明,每个人都很喜欢对方的传统,而且都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因此,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场合,对新郎和新娘来说尤为如此。
婚礼结束后,山鹰社的很多朋友去美国东北部旅行,雪华和我则外出度过了一个只有一夜、不能称其为蜜月的“蜜月”。
有一天,白福利非要乘独木舟去钓鱼。考虑到没人有垂钓执照(没有执照被抓住会被课以巨额罚款),我们就待在房子附近的小峡湾里。白福利坚持用大鱼饵钓大鱼。我告诉他,这个小峡湾没有大鱼,要想钓到大鱼,你得冒险进入湖里的深水水域,不过他坚持己见(你知道他有多固执的)。我们在小峡湾划船游荡,白福利在独木舟后面大约10米的地方布下鱼线,鱼钩上放了一个10厘米长的假饵。我们在那儿转了不到20分钟,突然,他的鱼线紧绷起来,他的鱼竿险些被拖进湖里。一条大个头的鲈鱼跃出水面,试图摆脱嘴里的鱼钩。他可真是个幸运的“菜鸟”!不用说,那天晚上我们有鲜鱼吃了。(我想,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几年后又一次光顾斯夸姆湖时发生的,不过管他呢,总归是个好故事。)
最后,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认为签证的所有麻烦都是值得的。那的确是个超级棒的婚礼。
曾山  铁丐/摄
【作者简介】

曾山(Jon Otto),美国登山家、教育家和演说家,1990年留学北京大学,同年加入北大山鹰社(登山队)开始高海拔攀登,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攀岩指南《北京攀岩指南》。他是开创性的技术型登山者,勇于开辟新线路,首创慕士塔格(7546米)东山脊线路、登顶四姑娘山最高峰(6250米)、开辟四川省皇冠峰东面高难度技术线路等。现为“成都领攀登山培训学校”校长,兼任专业户外品牌凯乐石技术装备设计专家,是训练有素的野外紧急医疗救护技术员(WEMT)。曾山热衷环保,于2013年启动了“山峰卫士”环保项目,意在通过项目平台改善对山野的环保实践并普及“无痕山林”的环保理念。
《高处有世界:北大山鹰30年》,北京大学山鹰社/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北京胡杨文化 2018年5月版。
责任编辑:顾明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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