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展出两件青铜重器，见证朱昌言伉俪数十年来文物捐献善举
5月11日下午，上海博物馆举行朱昌言、徐文楚伉俪捐赠青铜器纪念仪式，朱氏家族成员朱一统、朱一定、朱一心、边耀南等携海内外亲友80余人来到上海，正式将朱昌言先生旧藏的两件珍贵青铜器——商代晚期兽面纹方觚和西汉信成侯鎏金方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同时，上海博物馆举办“朱昌言、徐文楚伉俪捐赠青铜器展”，向公众展示这两件罕见的青铜器珍品。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说 ：“朱昌言、徐文楚伉俪是上博的老朋友，当年他们曾多次捐赠文物、工程设备给上海博物馆，支援人民广场馆舍的建设；如今，朱氏后人捐赠‘兽面纹方觚’与‘西汉信成侯鎏金方壶’两件青铜器的义举，继承和延续了朱氏家族与上博多年来的深厚情谊。这两件青铜器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其中的兽面纹方觚殊为罕见，填补了馆藏阙如。”
朱昌言先生（1917-2014）为香港著名实业家、收藏家。他贾而好儒、雅嗜古物，其所收藏的青铜器、陶瓷器、书画、文房和家具等，数量可观、既博且精。他是上海博物馆的重要捐赠人，也是“上海博物馆之友”的卓著人士。
朱昌言先生虽出生于浙江镇海，但自幼在上海长大，与上海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缘。赴港经商后，他思乡心切，便在香港开辟了一方小花园，斋名叫“九如园”，草木湖石，均来自上海及周边地区，寄托了他的浓浓乡愁和高远情志，而上博在展览中用巨幅照片再现了“九如园”的景色，令参观亲友为之动容。
2017年，遵照朱昌言先生及其夫人徐文楚女士的遗愿，朱氏家族与上海博物馆达成了上述古代青铜器的捐赠意向，当年10月上海博物馆派专人赴香港接回了两件珍贵文物。
兽面纹方觚是一件商代晚期的饮酒器，造型挺拔，装饰华丽，不仅是罕见的青铜艺术珍品，而且是学术研究的珍贵资料。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方觚出现于商代晚期，流行至商末周初，使用的时间比较短；方觚出现在级别比较高的墓葬中，墓主不是方国首领就是高级军事将领，因此方觚是高等级贵族使用的青铜礼器。
兽面纹方觚 商代晚期
另一件西汉信成侯鎏金方壶为盛酒器，是研究汉初历史的重要资料。从器表纹饰的痕迹来看，原来曾饰有鎏金云纹与三角纹，现大部分已被磨平。壶腹的正面中部刻有“信成侯”三字铭文，字体属战国秦至汉初，故此“信成侯”当为汉初名将——郦商。据《史记》、《汉书》记载，陈胜起兵反秦时，郦商聚集数千人，刘邦到岐地以后，郦商带领将士投归。郦商屡战屡胜，约在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受刘邦赐爵，封“信成君”。据考证，“信成侯”称号的行用时间，即此方壶铭文的刻写时间，当在公元前202至前196年间。
信成侯鎏金方壶 西汉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部研究员周亚表示，此次捐赠的两件青铜器对于上海博物馆有着重要的意义。兽面纹方觚不仅是一件商代晚期罕见的青铜器型，而且弥补了上海博物馆在此类器型上的一个空白，从而补充到了上海博物馆青铜器收藏序列当中。此次展览以后，兽面纹方觚将被送到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进行进一步地去绣处理，而后以崭新的面貌展现给大家。另外一件西汉信成侯鎏金方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青铜上做在鎏金装饰的技术是战国晚期到西汉初期才开始出现的装饰技术。而且拥有这件方壶的主人也非同一般，即汉高祖的手下大将、西汉谋臣郦食其的弟弟——郦商。
“澎湃新闻”了解到，为了筹备这次捐赠特展，上海博物馆仅用短短一个月就完成了展陈设计和布展工作。虽然只有两件展品，但上博工作人员在展览的各种细节中，充分表达了对捐赠者的尊重和谢意。
在两件展品之外，展览还回顾了朱氏家族多年来为上博作出的卓越贡献。自1992年以来，朱昌言曾多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陶俑、石雕、墓志和青铜器等各类文物。在人民广场馆舍的筹建过程中，他先后四次通过捐赠国外先进设备与材料，为上海博物馆的建设添砖加瓦。1994年，朱昌言又与陆宗霖、叶仲午、董慕节和顾小坤几位香港有识之士合力资助了上博中国历代书法馆的建设。同年，当上海博物馆决定从香港购藏一批珍贵的战国楚简，却因为年末资金告罄而难遂其愿之际，朱昌言及时施手相援。他再次联合董、顾两位先生，共同集资购下这批楚简，并将其赠与上海博物馆。这一善举，为当时这批“比造博物馆新馆的意义更为重大”的战国楚简顺利入藏上海博物馆留下了一段佳话，也为此后学术界形成“上博简”的研究热潮奠定了实物基础。2008年7月28日，朱昌言之子朱一统代表其父将“九如园”中的半块石碑——东魏裴恳墓志铭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以推动相关学科的研究。
另外，捐赠仪式上，还举行了追思朱昌言、徐文楚伉俪的纪念活动。
据悉，此次展览为期九天，持续至5月20日。
“朱昌言、徐文楚伉俪捐赠青铜器展”
展览时间：2018.5.12-5.20（周一闭馆）
展览地点：上海博物馆四楼第三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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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纪念收藏家朱昌言先生
王世涛
癸巳岁暮，朱昌言伯仙游已两个月。我与昌伯志趣相同，相交逾30年， 忆往昔与昌伯谈艺论画，乐趣无穷，缅怀之情涌上心头，惘然久之。
昌言伯字嵩璠，1917年11月1日生于宁波镇海。斋名九如园、堂堂堂。“九如”二字语出《诗经》，如山、如阜、如陵、如岗、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松柏之荫、如南山之寿。“堂堂”乃做一堂堂正正的人之谓。堂名巧取，寓意深远，可见昌伯期许之高。朱伯母徐文楚夫人典型贤妻良母，育有三子一女，一冠、一统、一平、一心，婿边耀南君，我均稔熟。
昌伯雅爱文艺，收藏的领域也很多，字画粗略估计近千幅，其他诸如石器、家具，各类案头文房，都有搜罗。为人又极性情，经常任由经纪掮客朋友游说随手买下，所以家中越堆越多，进去犹如进了古董店。
1960年代初，先舅俞叔渊先生介绍他梅景书屋同门董慕节丈于先父母，我亦得以熟识。董伯富藏吴湖帆先生之书画，曾在他家中见吴氏仿古四屏，虽是小品，却是至精之作，且是其授董伯古人写画之法。另有《青山白云红树图》更是自家风格呕心之作。1980年代中董伯告诉我他想为吴湖帆先生出画集，嘱我如见吴氏精品务必代为拍摄正片，以便收集出画集之用。我将此语告诉昌伯并问可有吴氏作品，他遂邀我前往他家，始惊见其藏吴氏作品之精之多，叹为观止，许为香港藏吴画第一也不为过。
昌伯收藏吴湖帆书画则是另一机缘，使他收藏书画集中于吴氏作品。朝夕相对，自然凭直觉即知真假。此乃鉴定第一条件。
上海南京西路287弄同福里住有两户人家，九号边宅，主人边继卿，是上海富商崇信纱厂老板边瑞馨的次子。边继卿有子耀南。九号对面为六号屋，主人是当时十大名中医之一方王鬲，字慎盫，1941年迁居同福里。方慎盫之父亲方玉兴清朝在成都为官，官至提督。官府旁为一中医馆，驻有名医黄石平，主要为方玉兴一家调理身体(1984年香港有部电影《神针》，内有名医黄石平，即此人)。方慎盫跟随这位名医亦学得一身精深医术，并在1952年荣膺《解放日报》十大名医之一。慎盫与湖帆由医生与病人关系渐渐成为好友，在搬进同福里前已是知交了，经常出入方家。据说楼上书房遂成为吴湖帆与周炼霞二人写画作词之处。
吴湖帆初期有鼻塞之病，得方慎盫以针灸治好，后又中风多次均被方治愈，至为感激，屡赠书画，既精且多。1948年方慎盫在上海宁波同乡会曾展览他所藏古董及吴湖帆书画，可见二公之交情。
方慎盫育有二子，正室生子名幼安，二房生子名善同。方幼安随父亲习中医并深得其中秘奥。他亦喜吴之作品，后更因方慎盫本人也中风，遂接父手成为吴之医生，故亦获赠书画颇多。吴丈最后一次中风便为幼安治愈，感激之余更将珍藏吴越王钱俶所建黄妃塔出土之经卷赠送给幼安。
1984年，幼安儿子移民阿根廷，欲开餐馆创业。幼安为子筹钱，有意出售吴画。耀南遂向昌伯提及此事，昌伯一口答应买了一批。当时昌伯喜极，开始对吴之作品深入研究，有相当之认识。数年后，香港某君急需现款，欲出售手上吴湖帆之《万松金阙图》，昌伯此时对吴画之鉴定已有信心，毫不犹豫以九万元港币购入归为堂堂堂藏品。在当时九万元港币购吴画可说是一个高价，如非极喜欢吴画及对自己鉴定有信心，岂能出此价。后来方家在阿根廷之饭店亏本，幼安最后以一万美元将黄妃塔出土之经卷也归堂堂堂。
昌伯对吴湖帆之书画有偏好，而我则对张大千相对较喜欢。我俩相约如遇吴画当让他先选，如遇张画则我先选。我的太极老师、碑帖鉴定专家王壮弘先生藏有两扇面，一为吴湖帆雨竹，以元人笔意写出，水墨淋漓，至精；另一为赵之谦梅花，寒香数点。王先生对此两幅极为得意，号称梅竹双清，悬于崇善堂至久，后因急需出让易米，尽管我对吴之扇面心仪已久，终如前所约定，昌伯得吴我则得赵。
梅景书屋出版过一套《梅景画笈》，上下两册，每册各50幅，均为吴湖帆丈平生得意之作，是他众多画集中的精品。出版数量不多，十分罕见。我有上集，昌伯有下集，当年我要他让给我，他则要我让给他，两人各不相让。最后我用复印机各印一本，才使我二人都有了完整的一套《梅景画笈》！
昌伯在上海博物馆新馆建造时，与董慕节、顾小坤、陆宗霖及叶仲午合捐书法馆，又捐赠青铜器及石碑等。昌伯乐善好施之心可见一斑。他上海博物馆则特别有缘分，相信主要是马、陈两馆长之缘故。
(作者系收藏家，本文发表有删节，原刊于《东方早报·艺术评论》2014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