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皎旸：漂在香港

今年是程皎旸在香港生活的第七年。这一年，她辞去了在本港上市广告公司的工作，重回校园，于香港大学文学院攻读文学与文化研究，这让她有了更多时间观察城市、创作小说，暂时放下焦虑与不安，享受安稳的快乐——这种安稳对她而言是难得的。

儿时的她从家乡武汉随父母移居到北京，成为北京“借读生”——学校对于“借读生”有一套特有的校规，也会被召集在一起开“借读生会”，这让她初次体验“被异化”的感觉；十八岁时只身来到香港求学，在大学修读影视创作课程时，她也书写了一系列异乡人在香港的故事，并陆续发表在《香港文学》《香港作家》《城市文艺》《字花》等本港文学杂志；大学毕业后的两年，她在香港做过文案、编辑、记者、创意策划等工作，但时常感到与商业世界格格不入，直到去年年初，她的小说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季军，这给了她辞职的勇气，再次成为全职学生。

与程皎旸硕士同班的同学来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各个国家，有的是宗教狂热分子、有的是金融与法律方面的相关从业者、有的热衷于亚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人聚在一起，面对同一个作品的探讨，认真严肃又求同存异，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奇妙极了。“那种感觉就是，原来在这个消费主义的天堂里，我们也可以暂时抛开什么商业利益、个人得失，在这个奇妙的时空里，文化与艺术对我们而言就是最重要的。”

和上中学时在校服上挥毫即兴创作的她比起来，如今的她那份叛逆依旧没有完全褪去，只不过那些叛逆都化成了小说里的荒诞与黑色幽默，而这一切，大部分都来自她的真实生活与感悟。“最有趣的生活经历就是我从10岁开始不断随着父母搬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作为一个异乡人，我在不同环境被异化，又逐渐被接纳，这个过程其实还挺黑色幽默，既让人愤怒，又有些滑稽。”

程皎旸豆瓣阅读上的短篇小说集《破茧》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其早期作品，有个共同的主题叫做“港漂”。《火柴盒里的火柴》讲述了一个名叫火柴的姑娘一夜之间长成巨人，居住空间的逼仄和与男友亲密关系的失衡直接改变了她的人生走向；《破茧》说的是二十岁的内地少女蝴蝶为了取得香港居留权，在她母亲策划下勾引了一个已婚香港男人，而后又与母亲共同陷入一场畸形的三角恋；《一颗薄荷》则说的是一个爱上外籍华人的广东女孩决定脱胎换骨，为了掩饰自卑并弥补与对方的阶级差异，她伪装自己的身份，谎称自己是香港人……六篇小说刻画港漂少女身份与环境的格格不入，荒诞的笔触描摹出的却是刺骨的真实，六种迥然不同的困境，构成了一幅“港漂少女浮世绘”。

这部作品获得了首届豆瓣阅读“小雅奖”的最佳作品奖，评委特别在颁奖词中强调了它的高完成度和荒诞特质，而这种荒诞，程皎旸坦言，主要来自于对社会的困惑。关注社会问题时，看到不太合理的事情会不由自主反思，然后把自己代入到那些人物里，就会写出相关的故事。她拿处女作《火柴盒里的火柴》举例：“一个女孩在租住在117呎（约11平方米）豪宅里，一夜之间成了巨人，我觉得这篇有我个人经验吧，女主角对于狭窄空间的不适应、未来的不确定，多少和当时的我有些像。”

程皎旸的发表渠道不限于网络，她在海峡两岸的文学杂志上都有多篇作品发表，并常在文学创作比赛中赢得奖项。短篇小说《深水炸弹》先后刊登于内地的ONE App和台湾的《皇冠》杂志；短篇小说《一颗薄荷》英译版刊于商务印书馆旗下刊物《The World of Chinese》，这篇小说同时也收录在获得“小雅奖”的豆瓣阅读作品集《破茧》中；短篇小说《螺丝起子》荣获第四十三届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季军并刊登于内地文学杂志《西部》……这些作品多为中短篇小说，并且延续了她一贯的荒诞风格和愤世嫉俗。

被问及为何总以这样的笔触与风格写作，程皎旸回答：“最初我是写实为主的，像《螺丝起子》是写实的，讲一起与新移民少女有关的网恋、交易及自杀/谋杀案。那篇想讨论的议题是身份与阶层对一个人的影响。从那以后我才开始偏向荒诞、奇幻甚至科幻的写法。我觉得仿真的写法不够表达让我觉得不合理的事情，只有超现实，才能让不合理看起来更震撼吧。”

因为长期在各类媒体发稿，让她对香港和内地的写作生态的异同颇有见解。在她看来，香港因为对文化产业的重视低于金融、法律、教育等产业，导致大型出版社不多，而大出版社通常只为成名作家出书，这让怀揣文学梦的新作者少了很多机会，倘若新作者们想要寻求出版机会，通常得选择独立出版社，但由于独立出版社经费有限，作者需要自费出版，新书上市后卖出去多少算多少，再与出版社分成。相比之下，如今内地的出版市场显得市场广阔、机会繁多，并且给予新作者更多的机会。

尽管是以外来者的身份接近香港这座城市，程皎旸从不避讳对这座城市深切的爱：“没有香港就没有现在的我。”老一辈的香港作家如西西、施叔青都进行着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本土书写，而他们很多其实也都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同样以外来者身份书写香港的程皎旸，却认为如今的香港年轻创作者以及她自己，与这些前辈作家们有着本质的区别：“我读西西《浮城异志》，或者也斯一些关于香港的散文、诗歌时，我感到他们对待这个城市的爱是绵柔的。但当今年轻人对香港的爱比较激烈。如果你不了解香港的历史，你会觉得西西的小说是梦幻的，像个都市寓言一样。但这几年香港电影的新作品如《踏血寻梅》《一念无明》，你能感觉到这些年轻创作者对这座城市深深的不满和焦虑。”但同时她也认为自己区别于土生土长的香港本土作家。尽管来港的这几年，她见证了大陆与香港的文化冲突，但是与土生土长的香港年轻人比，他们经历过的金融风暴和非典时期的香港，却是她不了解以及无法通过想象力来脑补的。

因为本科时期就读的专业与创意行业息息相关，这让程皎旸很早就有参与拍摄作品的经历。有一次参与香港本土广告的拍摄，主演是资深演员姜大卫，当时已经年近古稀之年的他，在片场与武术指导学招式、反复练习、与年轻演员搭戏，老艺术家的兢兢业业，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在港大读硕士的这段时间里，程皎旸和同学们在世界电影课里一起模拟策划过一个电影节。他们组策划的是苏联卫星国电影节，主题是“苏联时期前后的女性角色及她们的象征意义”，每个组员需要扮演选片员的角色，做一个电影节宣传册，而程皎旸选的是捷克电影。“虽然这一课没有直接研究文学，但我从自己选择的电影里面也学到很多艺术表达的方式，例如捷克电影《雏菊》里的超现实结局，还有《女教师》对权力的讽刺和黑色幽默。而当我与其他同学因为研究文化而互动的时候，我觉得这过程本身就很文学，也很像电影里的情节。”这段经历，几乎成了她读研期间最美好的回忆。

被问及受哪位作家影响最大，程皎旸提到了张爱玲的名字，她在《破茧》中形容胡蝶的母亲“不施粉黛的瓦刀脸，露出光洁的额头”、“她铜黄色的肤色，和一笑起来就往上挑起的眉眼，使她看上去仿佛出土的埃及陶塑”那活脱脱就是张爱玲笔下的《金锁记》里曹七巧的翻版。对她影响最深的电影则是陈果导演的香港三部曲，他镜头里的人物颓丧且不失幽默感，对香港的社会问题剖析得鞭辟入里。杜琪峰的类型片也不错，因为对掌握叙事技巧很有帮助。关于未来的创作计划，她念念不忘地想写个北京的故事，而且是长篇，只是目前还没很清晰的计划。对于写作方面的最高目标，她的回答则显得一点都不叛逆：“很难讲最高，希望能保持进步吧。”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