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阳：“章门弟子”究竟包括哪些人
至少从数量上说，中文系背景的研究者对以往章鲁关系研究贡献最多，对章太炎研究本身的推动也功不可没。一般来说，既然章太炎研究为中文系鲁迅研究之延伸，自然倾向于强调章鲁之师弟关系，并由此强调师弟之间的传承性，其中尤其强调两者在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白话文运动方面的传承性、一致性。但是，也不能否认，部分此一类研究容易从“章门”这一“门派”说概而论之，而甚少论及“章门”弟子“内部”的多元性，及所谓“章门弟子”与章太炎之间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如陈学然通过章鲁白话文等态度迥异的问题，以及师徒交恶过程的实证探讨，力证章太炎与鲁迅如何分道扬镳，这在客观上质疑强调章鲁连续、传承的读法，有其实证性的意义，颇具说服力，因为辛亥革命之后章鲁在白话文等问题上渐行渐远，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就难以解释章太炎的整体思想了。但这一类探讨章鲁断裂的研究自然未及探讨章鲁之间思想上之相通相连之处。两者的研究都有其贡献。章太炎与鲁迅的关联显然建立在许多既相同又相异的复杂性上，这本身也说明了“复古/革命”对立之过于简单。
但是，究竟何谓“章门弟子”？与此相关的是“章黄学派”的说法（此说法多见于语言学研究界，以及偶见于中国古典文学界）。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鲁迅，甚至周氏兄弟，都是在东京期间亲炙章太炎教诲的弟子。但是，笔者要再问的是，何谓“章门弟子”？
首先，先从这一说法说起，因为这也与“何谓章门弟子？”的叩问密切相关。笔者的知识背景亦无法介入“章黄学派”之类的整个小学学派的叙述，但是，“章黄学派”在小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位置当然无须置疑。况且，章黄并提，恰若自古孔孟、思孟、老庄齐名并论，并非抹杀两人中任何一位的个性，反而是对其个性的肯定。如果没有个性，就根本没有必要去提他了。更何况，“章黄”并非一群体性概念。但是，即便如此，章、黄之间也不是没有区别的。比如，王力（1900—1986）1937年的论文认为研究古韵的近代学者大致可分为偏于考古与偏于审音两派，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审音派主张上古韵部入声韵（［-k］、［-t］、［-p］结尾的各韵）完全独立，并主张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三分，因此审音派所分的古韵部数量通常比考古派多。阴声韵指的是无韵尾或收元音韵尾［-i］、［-u］的开音节音韵（如［a］、［ei］），阳声韵则是指收鼻音韵尾的韵，如［］、［-n］、［-m］。考古派以顾炎武、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严可均、江有诰、章太炎等为代表，偏于审音者则有江永、戴震、刘逢禄、黄侃等。王力所说的考古派音韵研究者将入声韵归于阴声韵。段玉裁、孔广森皆为戴震门人，但是，按王力的划分，孔、段俱属考古派音学，其师戴震则属审音派。按审音派之见，阴阳入三分，古韵部为二十九部；王力本人遵循段、章，不持入声独立成部之见。故王力依考古派章太炎等之见，定古韵为二十三部。后来王力觉得戴震亦有一定道理，最后于《汉语史稿》（1958年）中试图综合两者，对自己的立场作了较大的调整与修正。一般认为，章太炎集考古派之大成，黄侃集审音派之大成；章之功在声纽研究，黄之功在韵部研究。师与生尚有如此差异，更何况于一个群体的集体性概念。
其次，在“文”的定义问题上，黄侃与章太炎其实亦有区别。清儒阮元本萧统《文选序》之见，认为“必沉思藻翰，是名为文”，“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为文也”（《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总之，按阮元说法，所谓“文”，必是“务协音以成韵”（《文言说》）。刘师培在主张有韵为文上追随阮元，属于“文选（骈文）派”。黄侃原本也认同阮元以及刘师培之说。但是，章太炎将“文”分为广义之“文”与狭义之“文”。就广义之“文”而言，章太炎视一切文字皆为“文”，而这一“文”的法式则是“文学”。正如《文学总略》开篇所言：“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在章太炎主张的影响下，黄侃观点有了修正。黄侃认同阮元之见的时期大致为开始撰写《文心雕龙札记》的1914年之前。尽管如此，黄侃却未必完全放弃文选派主张。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总术四十四〉中说：
近世仪征阮元《文笔对》，综合蔚宗、二萧昭明、元帝之论，以立文笔之分，因谓无情辞藻韵者不得称文，此其说实有救弊之功，亦私心夙所喜好，但求文体之真谛，与舍人之微旨，实不得如阮君所言；与其屏笔于文外（屏，bǐng，通摒），而文域狭隘，曷若合笔于文中，而文囿恢弘（囿，原意园林，转意为典籍荟萃之地，文苑也）？屏笔于文外，则与之对垒而徒启斗争；合笔于文中，则驱于一途而可施策鞭。阮君之意诚善，而未为至懿也，救弊诚有心，而于古未尽合也。
黄侃所言之“私心夙所喜好”，乃“情辞藻韵”，因此认为阮元“救弊有功”。此“弊”所指何物，也可以从黄侃的叙述得到说明。黄侃又认为，文笔之分始于南朝沈约（441—513）声律论之后，结果“古今文章称文不称笔者太众，欲以尊文，而反令文体狭隘，致使苏绰、韩愈之流起而为之更改，矫枉过直，而文体专趋于枯槁”（苏绰，［498—546］，南北朝时期西魏大臣，曾痛斥六朝以来的浮华文风）。显见黄侃于文选派观点心有戚戚。民国官员、学者黄濬（1890—1937，字秋岳）1937年因日牒罪被处死，但不可因人废言，其笔记著作《花随人圣庵摭忆》素为学界所重。其中有文《章太炎〈新方言〉举隅》曰：“先生为曲园弟子，其造诣文辞，皆在春在堂以上，千世当有定论，固不待自彰于《谢本师》一文。”“大抵章湛精训诂，言种族大政，文章浸淫秦汉，而短于韵。世言先生不解山水趣，然则所憾不止不信甲骨文一端也。”此处黄氏之论大致持平。俞樾（曲园）虽为章师，然似乎不可以“俞门弟子”（章太炎曾作《谢本师》）论章；黄侃自谦，素目章氏为师，其韵文造诣高于章氏，而后者文追周秦汉，师生之间，又是差异自见。
综上所述，就“文”的看法而言，显见不可将章、刘、黄侃之间微妙的差异消解于“章黄学派”“章门弟子”之类的笼统说法中。
再次，无论在学术与革命实践的关系还是著述涉及的范围方面，黄侃与章太炎都有非常大的区别。黄侃亦投身辛亥革命，专注于小学、《文选》学、经学，其影响止于学术；章太炎学问的范围则更繁杂。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语），其学术与革命有着更为明确的结合意向，因而也对革命知识分子影响甚大甚巨。笔者如此持论，无损黄侃及门人在学术上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相反，这更可以令黄侃学术成果的评价走出章太炎的影子，获得独立评价。
最后，就小学而言，与章太炎毫无师门关系的王力，如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反应是得章黄尤其章太炎小学音学之精髓者。就古音韵研究而言，王力是不折不扣的“章门弟子”。王力语言学研究中以其古音韵研究贡献最大，承接了清代小学的研究源流。他也是包含章太炎在内清代以来古音学之修正性发展者。王力在古韵部分类、古韵部研究、同源字研究上直接继承、发展、个别修正了章太炎的研究成果。又比如，王力在其《同源字论》（1978年初刊）中，一方面洞察章太炎《文始》（1913年）属同源字研究，肯定章太炎为同源字研究创始者地位；另一方面又对章太炎的研究表露一定的否定。章太炎的《文始》依据戴震的以声求义、因义求声等乾嘉小学研究方法，予以系统的实践，在此意义上《文始》确实超越古人。前出者开创，从无至有，智者千虑，难免一失；后继者渐精渐审，扬长而避短，承前而启后，如此罢了。但是，这恰恰不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王力是不折不扣的“章门弟子”？然而，王力从未称自己属于“章门”，甚至不时有意无意言章太炎音学之不备。尽管如此，难以否认的是，其古音韵、同源字研究的主要框架却是来自章太炎。
另一方面，师徒关系在许多时候事实上也是一种敬意的表达方式而已。比如黄侃虽与刘师培年纪相若，订交亦十数载，且黄侃小学造诣远非刘氏可比，但黄侃于民国八年拜经学世家出身的刘师培为师。言及此事实，是想强调不可因之称黄侃为“刘门弟子”，更不可因之将刘黄二氏合称为“刘黄学派”，甚至将刘黄二氏学问等同。由是观之，标榜“章门”有时未必如此“章门”，反之，非表明“章门”者，却是真正的某一方面之“章门”。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故有“学无常师”之说。这也说明“门”“人”之流动性、开放性，断非关“门”可论之。总之，在章太炎研究的初期阶段，“章门”这一类集体性单位的贡献自然不可否定，尤其对于章太炎周边的、后来成为“五四”旗手的一代的研究而言是如此。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化，这一类笼统的单位便多少会成为遮蔽历史、学术之复杂性的障碍。而且，“章门”这一集体性单位容易将师生学问还原式地解释，在研究手法上本来便有局限。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内部高度均质、稳定、隔绝却可有巨大学术影响力的“门派”，事实上往往是“门”内“门”外构成某种息息相关的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的是，“章门弟子”的说法之存在却是历史事实。“章门弟子”无非就是指章太炎的学生群体。就此意义而言，似无不妥。笔者所质疑的，是“章门”这一概念被作为研究上的方法常常难免汗漫。对于本书而言，在其他的意义上，更为重要的是，“章门”这一说法在鲁迅所处的1930年代，更是一种话语装置。也就是说，“章门”往往又是某种学术的或政治的认同表述，或者是学术与政治两者兼而有之的认同表述。笔者姑且在不同的意义上也用“章门”的方法论，去看待章太炎与鲁迅的关系，或者去看待鲁迅所解读的“章太炎”以及“章门弟子”。对鲁迅来说，如果他认为自己是“章门弟子”的话，他表达了什么样的认同？他的认同又与其他“章门弟子”认同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区别？鲁迅的表达又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