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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历史

辛德勇漫谈《燕然山铭》︱《燕然山铭》不是封燕然山之铭

辛德勇

2018-05-11 10:18  来源:澎湃新闻

一开始动笔写关于《燕然山铭》的稿子,我就讲过,关于这个篇题和所谓“封燕然山铭”的问题,我将另行撰文,专门加以说明。这事儿要说简单,好像怎么叫都行,可要是稍一较真儿,仔细琢磨一下,却可以发现,实际情况并不这样简单。在这个篇名的背后,还有一些内涵有待阐发。
一、没有篇题的铭文与通行的称谓方式
班固为给窦宪拍马屁而在燕然山石崖旁写下的这篇铭辞,就像西、东两周以来镌制于钟鼎彝器上的同类性质文字一样,本来并没有篇题。在汉代,很多纪念性或纪事性的刻石,也都没有记明标题,一上来就刻正文。如我们大家在原石拓本上所见,当年窦宪命人在燕然山上镌刻的文字就是如此。
那么,人们在说话撰文时是怎么称谓这样一些石刻文字呢?我们还是来看世人对待汉代碑刻的实际做法。其中通行的方式之一,便是以文字镌刻的场所、地点来给它拟定一个名称。例如,汉代石刻中著名的《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华山碑》都是如此。
现在,我把班固撰写的这篇铭文称作《燕然山铭》,就是依照这样的“通例”,因为它就镌刻在燕然山上。
所谓“通例”,就是普遍通行的方式方法。就班固这篇铭文而言,至迟在隋朝以及唐代初年,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称谓方式。例如,《北史》载隋杜正玄“少传家业,耽志经史。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余常贡者,随例铨注讫,正玄独不得进止。曹司以选期将尽,重以启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襃《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命曹司录奏”(《北史》卷二六《杜铨传》)。这里杨素亲笔题写的就是“班固《燕然山铭》”。唐初虞世南编着的《北堂书钞》,也是如此称述这篇铭文(《北堂书钞》卷一一八《武功部•功战》,卷一一九《武功部•克捷》)
由此可见,给班固这篇铭文拟加上《燕然山铭》这个篇题,也是沿承“自古以来”的习惯做法,并不是敝人偶发奇想,自我作古。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在编录《文选》的时候,就另给这篇铭文拟加了个题目——《封燕然山铭》。
一些不太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读者,可能也看不出太大差别,多一个“封”字,或是少一个“封”字,反正都没离开窦宪登临的燕然山,这里面到底能有什么不同?
二者的差别,实在很大。有这个“封”字,和没有这个“封”字,所表征的意义完全不同。
“封”字的本义,我理解应是指积土为堆。这样的土堆,可以用作疆界的标志,即东汉人郑玄所说“封,起土界也”(《周礼•地官•大司徒》郑玄注)。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驻军图》上,标示有留封、满封、武封、昭山封、蛇封等一系列“封”的位置,以示相关的界域,这就是对“封”之本义最好的实物说明。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驻军图》的复原图(据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
作为名词,“封”可径谓之疆界,即《小尔雅•广诂》所释“界也”,晋人崔豹在《古今注》中更加具体地将其表述为:“封疆画界者,封土为台,以表识疆境。画界者,于二封之间,又为㙺埒以画分界域也。”(《古今注》卷上《都邑》)用这个“封”字,亦可表示特定疆界内的土地,即所谓“封地”、“封国”之类。此义若用作动词,则可表示君主以特定疆界内的土地颁赐予人,即“分封”王国、侯国之类。
依从这一语义,《封燕然山铭》的“封”字,似可解作“起土界”之义,也就是在燕然山上标识汉朝的疆界。
就这一意义而言,窦宪此番出征,既已身至龙庭,“恢拓畺㝢(疆宇)”,那么,在燕然山上刊石作铭,以宣示皇汉的疆界已拓展到大漠以北,看起来就好像是合情合理的事了。如此解说,《文选》把班固这篇铭文题作“封燕然山铭”就是契合历史实际的,今人承用昭明太子的做法将其称作“封燕然山铭”,更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不过,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从汉代的具体用例来看,像这样“封某山”的词组,指的都是“封禅”,而事实上窦宪在燕然山上也确实搞了个“封禅”的典礼,所以,“封燕然山铭”的说法,必然地、也只能是与窦宪的封禅活动联系起来。然而覆案燕然山上留下的这篇铭文,内容却与封禅无关。
远去的历史,景象迷离,而辨析其间的虚妄与真实,正是研究者所要从事的工作。
二、封禅于北徼的两位将军
窦宪在燕然山的封禅活动,不见于《后汉书》的记载,但班固在《燕然山铭》之外另写的那篇《车骑将军窦北征颂》(见唐宋间佚名纂《古文苑》卷一二),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文武炳其并隆,威德兼而两信。清干钧之攸冒,拓畿略之所顺。槖弓镞而戢戈,回双麾以东运。于是封燕然以降高,䄠广鞬以弘旷。铭灵陶以勒崇,钦皇祗之佑贶。
这是一篇很地道的骈文,不逐字解读,很多词语都不大好懂,但在“封燕然以降高,䄠广鞬以弘旷”这两句话里,“封燕然”对“䄠广鞬”是明确无疑的,“䄠”是“禅”的异写,“广鞬”虽然别无所见,但它是一个和“燕然”一样的地名(多半也是来自匈奴语源),这也是由两两骈俪的文句可以推断出来的。一“封”一“禅”,这讲的只能是“封禅”,而且班固在文中还清楚讲述了“封”与“禅”的具体地点,一个是“燕然”,一个是“广鞬”,具体而明确。因此,有了这两个字,就可以确证,窦宪真的在燕然山举行了封禅活动。
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不管是秦皇汉武,还是卫青、霍去病、窦宪,千军万马打匈奴,都只不过是征伐华夏外围四夷当中的北边一夷而已。忆昔上古之时,面对四周之“蛮夷猾夏”,舜帝不过命皋陶以“五刑”服之,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封禅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汉武帝时期之前,非帝王君主一概不得为之,故世传自古以来凡“封禅之王七十二家”,这绝不是窦宪这种人能有资格来做的事情。具体封禅的地点,也不是荒郊野外什么地方都行,而是有特定的神圣地点,乃“封于泰山,禅于梁父”(《管子•轻重》)。具体来讲,“封”是指在泰山上筑坛祭天,以“报天之功”;“禅”是指在泰山下的某以小山上除土祭地,以“报地之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刘宋裴骃《集解》引晋傅瓒语;又卷二八《封禅书》唐张守节《正义》。《荀子•正论》唐杨倞注)
这七十二家君王,究竟是怎么在泰山搞的封禅活动,史阙有间,今已无从知晓,其实到底搞了没搞,也是个说不清楚的事情。据《史记•封禅书》引述《管子•封禅》佚篇的内容,除了“封于泰山,禅于梁父”的君王之外,从伏羲之前的“无怀氏”开始,一直到周成王,还有很多王者虽然也是封于泰山,但举行“禅礼”的地点,却很不固定,是在梁父以外的云云、亭亭、会稽、社首这几个不同的山上,不过所说虚无缥缈,其真实性都很值得怀疑。
历史上第一个有信实记载做出这一举动的人,是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皇帝、也就是所谓秦“始皇帝”嬴政。在兼并天下的第三年,也就是始皇帝二十八年,嬴政封泰山,禅梁父(泰山北坡下的一座小山),践行这一上古传说的仪式(《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接下来,是汉武帝刘彻,在即位之后的第六个纪元开端第一年的四月(当时是以十月为岁首,也就是每一年的开始时间是在十月初一),他也东封泰山。这回刘彻“禅”的不是梁父,而是泰山东北脚下一座叫作“肃然山”的小山。不过这座“肃然山”就在梁父山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汉书》卷六《武帝纪》)。其后王莽纂汉,也曾几度想东巡泰山,搞这么一场封禅的仪式,但最终也没有搞成(参见冯时《新莽封禅玉牒研究》,刊《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再接下来,登上泰山封禅的,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了。刘秀在即位后第三十二年的二月,像秦始皇一样,封泰山,禅梁父(《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秦及两汉,搞过封禅的也就是这么三位皇帝。别的皇帝不是不想搞,但这是件很大很大的大事,不是谁都能搞、也不是谁都有资格搞的。
按照孔夫子的说法,是凡“易姓而王”者始“封泰山而禅乎梁父”(《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并唐张守节《正义》引《韩诗外传》佚文),司马迁则强调指出:“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同时从管仲,到司马迁,还非常强调想要封禅,除了形式上的“受命”之外,封禅的君王还需要功至德洽,确有此等功德并且出现了相应的符瑞,方得行用其事,实在不是谁想做就能随便做的(《史记》卷二八《封禅书》)
昔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自己觉得差不多了,极力想搞封禅,管仲硬是以“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等符瑞未现为说辞,把这事儿劝阻下来。汉文帝也想过要搞,但议论一番之后也是不了了之。秦始皇做是做了,可是天下人怨恨他,故意传瞎话,说“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司马迁就此感慨道:“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其事者邪?”这当然是讥讽秦始皇不具备封禅的资格。
汉武帝甫一登基,就组织人拟议封禅的礼仪。元鼎四年在汾阴获得宝鼎之后,复具体落实相关的准备。经过缜密的部署,才在三年后正式付诸实施(《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同时,为昭示这一行为的重大意义,还把已经行用七个月之久的这个纪元,命名为“元封”。本着同样的道理,东汉光武帝刘秀也在封禅的两个月后,更改年号,把正在行用的建武三十二年改易为“建武中元元年”,以显示其中兴圣主的尊崇地位(别详拙著《建元与改元》)
这些情况,都告诉我们,封禅不仅是帝王之事,而且还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非如秦皇汉武以及东汉光武帝这样有非常之功的君主,是不能行此大礼的。
按照东汉人班固在《白虎通义•封禅》里对“封禅”的说明:“必于泰山……升封者,增高也;下禅梁父之基,广厚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増㤗山之高以报天,附梁甫(案同‘梁父’)之基以报地。明天之命,功成事就,有益于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其性质庄严神圣如此,不能不郑重其事。
然而,就在这样一种样态之下,竟然就有一位出师远征的将军,在边荒徼外,搞起了封禅大典。——这个人就是汉武帝时期的骠骑将军霍去病。
元狩四年,霍去病率五万骑汉军出代郡、右北平,北击匈奴,大有斩获,并“封狼居胥,禅于姑衍,登临翰海”(《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这当然是很不同寻常的举动。但也许是因为太不同寻常了,其间的道理,不易阐释,故前人对此多避而不谈,好像理当如此似的。
据我读书所见,仅清人周寿昌曾对此质疑说:“封山铭功犹可,至云禅,几僭天子之礼。”(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三八)周氏的意思,是说连封带禅,只能是帝王们报天报地的封禅大典,霍去病区区一带兵打仗的将领,何以能僭越此等天子之礼?由于觉得太悖戾常理,他便怀疑“禅于姑衍”这句话存在舛误。
周寿昌上面这段话,本来是针对《汉书•霍去病传》讲的,而《汉书•霍去病传》中的相关记载,是承自《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在核对《汉书•武帝纪》之后,周寿昌似乎找到了问题所在,做出说明云:“本纪无‘禅于姑衍’四字。”(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三八)这等于是在注解:“‘禅于姑衍’这四个字很有可能是文本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衍文。”
这样的看法,是直面问题,指出了霍去病此举与常规存在严重的抵牾,但纪传体史书,在本纪与列传或志等其他部分之间,本来就存在着详略互见的关系,《汉书•武帝纪》较诸《霍去病传》有所省略,是很正常的写法,合乎其基本体例,并不能因《武帝纪》的略写而将《霍去病传》的全面记载强指为后世衍增的内容。
霍去病封禅于北徼的事实,既然在《史记》、《汉书》中都有明确无误的记载,那么,我们现在能做和该做的工作,就是给它以合理的解释,解释这一事件背后潜存的历史因缘。
从前面讲述的迄至汉代有关封禅基本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出,诚如周寿昌所云,封禅是一种天子之礼,而霍去病不过是一位奉天子之命出征的将领,无论如何,也不具备封禅的资格,可是他又确实“封狼居胥”而“禅于姑衍”,再说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谈到这一点时还是直接转抄汉武帝诏书里的话,刘彻金口玉牙就是这样讲的,绝不会有什么错谬。在霍去病这一方面,即使他丧心病狂,也断不敢擅自妄为如此。所以,我推测霍去病此举,只能是承汉武帝之命,为其代行封禅之礼。
汉武帝这样做,当然首先是通过这种告天飨地的典礼来宣示其开疆拓土的威德,但元狩四年这次北征,并不是只有霍去病一人统领全部汉军,和他一同出塞的,还有比他名位更高的卫青。封禅这么大的事儿,绝不会是霍去病临时起意,率然为之;当时出塞千里之外,汉武帝也没有办法临时传布命令,指示他做出这一行为。实际的情况,非常明显,这只能是出兵之前汉武帝做出的安排。
那么,为什么汉武帝没有让资历、地位更高的卫青来替他行此大礼,而非要把这个荣耀安排给霍去病呢?答案也很简单:刻意以此来拔擢霍去病,抑制卫青。
卫青自元朔二年以车骑将军率军北征,一举收复秦末以来丧失于匈奴的所谓“河南地”以来,战功连连,地位亦日益尊崇,奉万户侯,拜大将军,可谓位极人臣。但汉武帝生性猜忍暴刻,对谁都满怀疑忌,名位愈高自然疑忌愈重。
卫青深知汉武帝对臣下的猜忌之心,一直小心翼翼地“奉法遵职”,不敢招纳宾客,自树声誉。元朔六年,为全身远祸,甚至奉上“五百金为寿”,巴结汉武帝宠妃王夫人。可是,不管他如何恭谨,位势已然,汉武帝便不能不预加限制和防范,其具体做法,就是拔擢霍去病,以相牵制。在元狩四年这次北征匈奴之前,霍去病已经身任骠骑将军,在汉武帝面前,亲贵的程度,与卫青并比,而史称每当霍去病出征,都是由着他先行择取军中精兵,“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这当然更容易取胜建功。
这次汉廷在元狩四年发兵北征匈奴,较诸以往,在战略目标上即有明显不同。此前,在元朔六年降附匈奴的汉将赵信,为匈奴献策,以为汉军不敢轻易越过大漠,深入漠北草原,故汉武帝决定出其不意,“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于是,“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分两路出兵北上。虽然是卫青、霍去病各自所率军兵都是五万骑,但“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偏委霍去病的态度是毫不掩饰的。按照最初的作战计划,是霍去病由定襄郡(今内蒙和林格尔一带)出塞,直接与匈奴单于交锋,但后来捉获匈奴俘虏,侦得匈奴单于驻扎在东部,于是,汉武帝立即改变原来的部署,改令卫青军由定襄出塞,而令霍去病军由东面的代郡(在今河北蔚县一带)出塞,明明白白地是想让霍去病占得击败匈奴单于的大功(《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在这种情况下,在成功兵入漠北之后,由霍去病出面,代为汉武帝举行一场封禅仪式,就应该是情理之中的既定安排了。尽管霍去病并没有如愿直接与单于对阵,实际和单于麾下匈奴主力部队作战还是卫青一军,但仍是要由霍去病出面举行这场告祭天地的盛大典礼,领受这份风光和荣誉。
抑此扬彼的姿态是明摆着的。这对于卫青来说,不啻于一场活喇喇的羞辱。不仅如此,史称汉军回师之后,“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最后只剩下司马迁的好友任安这一个老实人,不肯趋附炎凉世态,没有转投到霍去病的门下(《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太阳底下确实不会有什么新鲜事儿。看穿前汉霍去病在狼居胥山演出的这出戏,也就很容易明白后汉窦宪登上燕然山搞封禅,不过是旧戏重演,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还是和过去一模一样的套路。
在前面《苍茫沙腥古战场》那一篇里已经谈到,窦太后让窦宪以车骑将军身份统兵北征匈奴,是想要通过这场必胜无疑的战争给自己的大哥解套,同时再借用这次战功来擢升窦宪的官位,以更加牢固地掌控朝政。本着这样的认识来看窦宪在燕然山上搞的这场封禅典礼,就会很容易识破窦氏兄妹的政治意图——这只不过是给窦宪的头上再增添一道神圣的光环而已,其性质仍然只能是代汉帝报天报地,也就是替代汉和帝来举行这场封禅仪式。
三、这不是“封燕然山铭”
窦宪确实在燕然山上做了封禅的活动,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今天在燕然山上见到的摩崖刻石,就是用于封禅或者载录封禅活动的铭文。要想确认这篇铭文的性质,首先需要对秦汉时期封禅活动的形式和作为有清楚的认识。
关于秦始皇如何封禅,《史记•秦始皇本纪》述云:
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
更多的情况,虽然并不清楚,但始皇帝在山上总共做了三件事,即立石、封和祠祀,言简意赅,说得非常明白。
按照上古以来的礼仪制度,具体的封禅礼仪,到底是怎么个搞法,当时就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因为这恐怕只是个很不切实的传说,前文已经谈到,在秦始皇之前是不是真的有人做过这事儿,本来就是说不清的。当年秦始皇带了“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来到泰山脚下,结果众博士议论纷纷,“各乖异,难施用”,烦得秦始皇干脆自己径自上山,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实际上是自创了一套封禅的礼仪。惟后人仅知“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真所谓“千古一帝”,做什么都有自出心裁的创造。
秦朝灭亡之后,如上一节所述,天下民众因怨恨其暴政,硬是谣传秦始皇根本没有在泰山封禅,因而到了汉武帝再搞封禅的时候,竟根本无法知悉秦始皇到底搞的是什么名堂,即司马迁所说“旷绝莫知其礼仪”。在这种情况下,五十多个儒生,重又像当年他们的前辈给秦始皇筹划其事那样,七嘴八舌,好一番争执,谁也不让谁。《汉书•艺文志》里著录有“《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封禅议对》十九篇,《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就应当是这次讨论封禅的产物(其中“《封禅议对》十九篇”班固自注已明言乃“武帝时也”)。到头来,“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始终没弄出个明白的结果来。无奈之下,汉武帝便听从左内史儿宽的建议,和秦始皇一样,也是“尽罢诸儒不用”,自己的事儿自己办,“金声而玉振之”,径遂己意,身往泰山,去办成了这件刚一登上帝位就一直想要办的大事(《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汉书》卷五八《儿宽传》)
四月……乙卯,……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闲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祠。兕牛犀象之属不用。皆至泰山然后去。封禅时,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案“颇以加祠”原作“颇以加礼”,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六以为“礼”字讹,据《史记•孝武本纪》及《汉书•郊祀志》改;又“皆至泰山然后去”,原作“皆至泰山祭后土”,不通,据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六依《史记•孝武本纪》与《汉书•郊祀志》改;又“封禅时”,“时”字原做“祠”,字讹,据清李慈铭《史记札记》卷一改)
此前,在这一年的三月,汉武帝已经先行“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史记》卷二八《封禅书》)
与秦始皇不同的是,这一回,汉武帝实际上是在泰山“封”了两次:先是在东坡的山脚下,然后才像秦始皇一样,在山顶上又“封”了第二次。山脚下所封,显得很没有道理。因为如前所述,所谓“封”的本义,是要“增泰山之高以报天”,若是在山脚下来搞,再增加其高也高不过山顶,实在没什么意思。不过孤家寡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古往今来都是如此,旁边看热闹的偷着乐就是了。上引《史记•封禅书》所说“其事皆禁”,据云乃是因为此前诸儒众说不一,说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办这件事儿,汉武帝做虽做了,可心里也还是没有底儿,“恐所施用非是,乃秘其事”(《续汉书•郊祀志》上)
东汉光武帝的泰山封禅,在西晋人司马彪撰著的《续汉书•郊祀志》中有很具体的记载:
(建武三十二年正月)上许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时封禅故事,议封禅所施用。有司奏当用方石再累置坛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书藏方石。牒厚五寸,长尺三寸,广五寸,有玉检。……又用石碑高九尺,广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坛丙地(案指南方),去坛三丈以上,以刻书。上以用石功难,又欲及二月封,故诏松欲因故封石空检,更加封而已。松上疏争之,以为“登封之礼,告功皇天,垂后无穷,以为万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图书之瑞,尤宜显著。今因旧封,窜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义,受命中兴,宜当特异,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鲁趣石工,宜取完青石,无必五色。时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书之,会求得能刻玉者,遂书。书秘刻方石中,命容玉牒。
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与兰台令史,将工先上山刻石。……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群神皆从,用乐如南郊。诸王、王者后二公、孔子后襃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毕,将升封。或曰:“泰山虽已从食于柴祭,今亲升告功,宜有礼祭。”于是使谒者以一特牲于常祠泰山处,告祠泰山,如亲耕、貙刘、先祠、先农、先虞故事。至食时,御辇升山,日中后到山上更衣,早晡时即位于坛,北面。羣臣以次陈后,西上,毕位升坛。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人发坛上石,尙书令藏玉牒已,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印封石检。事毕,皇帝再拜,群臣称万岁。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复道下。
二十五日甲午,禅,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山川群神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这里还提到西汉武帝时期的“旧封”,可见此番举措对前汉旧制有很大的继承性。
通观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尽管从秦始皇到光武帝,这些封禅活动都有他们各自独出心裁的做法,既缺乏确切的经典依据,也没有世代相传的制度可以遵循,但还是贯穿着一些共同的内容。一般来说,其整个封禅活动,都包括如下三项重要内容:(1)祭祀天地的仪式(即《秦始皇本纪》所说“祠祀”)。(2)“封”这一典礼,建有石坛,当中收纳有告天的玉牒。(3)在“封”礼之坛的旁边竖有“立石”,或谓之曰“石碑”,在上面铭刻文字。
在这三项内容当中,玉牒和石碑,都镌刻有文字,而玉牒的大小仅“厚五寸,长尺三寸,广五寸”,且秘藏于石坛之内,与燕然山刻石在形式上相去甚远,与之大略相当的,只有石坛之旁竖起的“立石”或者“石碑”了。
秦汉两朝皇帝封禅活动的三项主要内容,既然一以贯之,那么,寻绎其首尾脉络,只能将其创制渊源归诸始皇帝了。秦始皇之所以要在泰山之巅“立石”并“刻所立石”,《史记•封禅书》解释说是为了“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即这一刻石的实质性内容,是臣子为封禅的皇帝歌功颂德,向天下百姓宣示,圣明天子功高德厚,具备封禅的资格,而不是载述所谓“封禅”的具体内容。显而易见,就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只有后者,才适宜于称作“封泰山铭”。当然,若是别封于某山,就可以称作“封某山铭”,如燕然山,即可名之曰“封燕然山铭”。
载述封禅具体内容的文字,是上述三项封禅活动内容中的玉牒,而不是所刻“立石”或者“石碑”。如上所述,当时的玉牒是深藏秘扃以致世人无以知晓其文字的,之所以如此神秘,则是因为此乃君王“告功皇天”,是天子写给天帝的献词,最具实质性意义,所以这才算得上是地道的“封山之铭”。幸运的是,王莽当年准备封禅用的玉牒,被考古工作者发掘到一块残片,使我们得以略窥其面目(见冯时《新莽封禅玉牒研究》,刊《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王莽置备的泰山封禅用玉牒残片
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人们通常都是把秦始皇泰山封禅时在立石上镌刻的文字,称作“泰山刻石”,几乎没人会把它称作“封泰山铭”。观秦始皇所制大型石刻铭文,除了此泰山刻石之外,还有峄山、琅邪、之罘、碣石、会稽五处,总计七通刻石(之罘刻石有两通)。其中秦始皇二十八年峄山初刻铭文是在泰山刻石之先,其余琅邪诸石乃继于其后。铭文的内容,从峄山首发其议时起,就是“刻石颂秦德”,所以每一处铭文,无一例外,都是羣臣为秦始皇歌功颂德。《史记•秦始皇本纪》对这些刻石的性质有清楚的说明,铭文中对此也都有直接的表述(案除峄山刻石之外,其余六通刻石的内容,俱载《史记•秦始皇本纪》,后人颇疑传世《史记》脱失峄山刻石的内容,原石毁于唐代或其以前,唐代以来,有重摹本传世,唐宋间佚名纂《古文苑》卷一,收录有《峄山刻石文》。又《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秦始皇在二十九年刻石于之罘以前,曾于二十八年“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似已先行刻石于之罘,然清人顾炎武于《山东考古录》乃谓《史记》“于之罘则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二者自属同一过程的前后两个阶段,说见顾氏《山东考古录》之“辨无字碑为汉立”条)。如泰山刻石即明言“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在这一点上,其余六通刻石与泰山刻石完全一模一样,是没有丝毫差别的。换句话说,就是不管秦始皇在泰山搞不搞封禅,“立石”上铭文都是这么个刻法,这样人们也就更容易理解,是不能把这篇铭文称作“封泰山铭”的。
汉武帝泰山封禅,是否尝铭刻其令人竖在泰山之巅的“立石”,在《史记》、《汉书》中并没有明文记载,故后人多谓汉武帝封禅乃未尝刊碑刻文(如清顾炎武《山东考古录》之“辨无字碑为汉立”条),近周雯撰《汉碑地域分布研究》(待刊),乃揭明晋司马彪《续汉书•郊祀志》梁刘昭注及《汉书•武帝纪》之唐颜师古注并引有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所载汉武帝刻石铭文,此亦碑刻研究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其辞如下:
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续汉书•祭祀志》上梁刘昭注)
审视其内容,还是颂扬汉武帝的功德,应劭本人也明确述说云:“刻石,纪绩也。”(《汉书》卷六《武帝纪》唐颜师古注)。尽管审其文义,似颇有不足,《风俗通义》所载应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但仍然可以看出它对秦始皇泰山刻石的继承。
从形式上看似乎有所变化的,是东汉光武帝东封泰山时所刻制的石碑。这通石碑的文字,全文收录于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祭祀志》中,其中不仅开篇就谈到这次封禅,还谈到了这次封禅的具体时日,以及图谶所示的天命,亦即刘秀封禅的必然性。这些内容,看起来似乎都是在铭记封禅之举,可是通览全篇,仍是臣子叙事的口吻(《后汉书》卷三五《张纯传》记云:“(建武)中元元年,帝乃东巡岱宗,以纯视御史大夫从,并上元封旧仪及刻石文。”),其核心主旨,依旧是在赞颂光武帝中兴皇汉的丰功伟绩和他诞应天命的圣德。故亲临此番封禅盛典的马伯第述此碑石的性质,乃是“刻文字,纪功德”,并称此碑为“纪号石”(《续汉书•祭祀志》上梁刘昭注引马伯第《封禅仪记》)。其所谓“纪号”云者,应即应劭所说汉武帝泰山封禅刻石的“纪绩”。《风俗通义•正失》谓“克(刻)石纪号,着己绩也”,已经阐明这个意思;《白虎通义•封禅》所谓“刻石纪号者,著己之功迹以自效也”,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盖所谓“号”者“名号”是也,封禅者之功德业绩,自宜有相应的名号,故有此语。
正因为如此,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著录光武帝这通刻石的铭文,也是依照世人对待秦始皇东巡刻石的成规,将其拟名为《泰山刻石文》,而不是书作“封泰山铭”之类的篇题。
明了这些秦汉时期的封禅石刻的性质和前人对它的一般称谓,再来看这篇镌刻在燕然山上的铭文,《后汉书•窦宪传》述其缘起,本已清楚标明是“刻石勒功,纪汉威德”,通篇讲的也都是窦宪北征的经历,颂扬这位统兵出征的车骑将军如何“恢拓畺㝢(疆宇),震大汉之天声”,可知乃一循秦皇汉武故辙,以歌功颂德为宗旨。须知撰写这篇铭文的班固,在撰著《汉书•郊祀志》时本多袭用《史记•封禅书》的旧文,因之亦谙熟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封禅旧事,故由其执笔为窦宪撰著此文,自然不会违逆世已通行的规则。因此,我们今天为这篇铭文拟名,便应该像所谓“泰山刻石”一样,依其所在地点,定为《燕然山铭》,而不宜将其称作“封燕然山铭”,尽管铭文中也有“封山刊石”的说法,还有句云“封神丘,建隆嵑”。
责任编辑:于淑娟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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