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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地震十年·口述|重访北川,了解我故去的父亲

文字采写/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 图片编辑/戚雅

2018-05-03 18:00  来源:澎湃新闻

杨卫华:1963年生于重庆,曾任四川《绵阳晚报》摄影部主任,从事新闻摄影工作20年,汶川大地震“敬礼娃娃”照片拍摄者。2015年2月因病去世,享年51岁。
讲述者:杨卫华之子杨博

父亲是2015年春节去世的,那几天绵阳一直下着阴雨。
父亲下葬后,有很多后事要处理。他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妻子,这些事只能由我来做。我一个人在父亲家住了段时间。我对这个房子并不熟悉,父亲尚在时,我在这里住的日子也屈指可数。
那天,我刚洗完澡,想吹头发,但满屋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吹风机,便下意识地问了出来:“爸,你把吹风机放哪了?”
空荡荡的屋子里,没有任何声音回应我。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已经没有爸爸了。
大学毕业时,杨博和父亲。  杨博 供图
【一】
父亲在我心里,一直是个陌生遥远的形象。
小学五年级有次考试,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我交了人生中第一张白卷。老师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写什么,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父母离婚之前已分居多年,父亲在绵阳市区工作,母亲在山里的空气动力研究所工作,我从小一直随母亲住,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一周只见一次。我小时候体弱,每次生病都是母亲陪在身边。我对父亲没什么印象,也没太多的感情,见面也没什么话讲。
我很不喜欢去父亲家,看到他和那位阿姨在一起,就不想在那儿待着。父亲说:“这就是你家。”我说这不是我家。他有点不高兴:“为啥子不是?”我没有回答。
可能是我潜意识里,一直介意父亲对母亲造成的伤害,以至于她这么多年都没有再婚。虽然她不说,但我能感受到她对父亲的恨,我从小和她生活在一起,这种负面情绪多少会影响到我。
我和父亲真正开始亲近起来是初一。学校举办运动会,我想拍些照片,问父亲借相机。他有点惊讶,又蛮高兴的。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他教我怎么拍,怎么抓瞬间,怎么调光圈快门,把他的经验知识都告诉我。这是我第一次拿相机,也是长这么大第一次和父亲交流。
父亲看了我拍的照片,第一次夸我,说比他报社有些记者拍得还好,说我有天赋。后来我一心想学摄影,像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仔细想来,我是在父亲的鼓励下慢慢喜欢上摄影的。
父亲曾对我说,他对我未来的设想是三个选择,要么做自己想做的,要么往母亲那个方向靠,最末才是做摄影。他觉得干这行比较辛苦,而且我的性格不善交际,他可能担心我干不来。没想到我想做的恰恰是摄影,父亲便尽他所能帮助我。从初中开始,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带我一起去拍摄采访,以身作则告诉我,怎样才是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我虽然知道父亲是记者,但一直不了解他的工作,直到2008年,他第一次带我走进北川震区。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特大地震发生。我正好往教学楼走,走在平地上,猛地摇了一下,感觉要倒了,之后又没什么动静。当时通讯中断,我不知道这场地震有多严重。后来接通父亲的电话,我问他那边怎么样,他说他去采访了。
几天后,我随母亲在绵阳市区安置,父亲赶来和我匆匆见了一面。他看上去很疲惫,整个人黑了一圈,好像也老了一些。他大概说了些“好好照顾自己”之类的话,便走了。
三个月后,父亲带我去了北川。路还没修好,时不时会出现一个大坑,还有落石从山上滚下来,砸到车顶。我不禁有些害怕,父亲说:“这算什么,那天晚上我遇到的石头比这大多了。”
父亲告诉我,5·12当晚他就开车进了北川,余震不断,乱石齐飞,也没有路灯,特别黑。我听着觉得非常危险,不知道那天晚上父亲是怀着怎样的心情闯入北川的。
我去的时候,废墟还没有完全清理,空气中弥漫着腐臭味,偶尔能看见遇难者的遗体。我看到一个被压扁的小朋友,心里特别难受,总感觉他还没死,想去救他。
我看不到父亲的表情,他像往常一样走在前面,但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一路都很沉默。他指着一片废墟告诉我,5月13日那天早晨,他就是在这里听见了郎铮的求救。
我看向那片废墟,完全看不出它原来是个幼儿园。父亲说,那天他本来打算站在高处拍照,顺便观察下地形,偶然听见小孩的哭声,他顺着声音找到了郎铮——一个穿着黄色衣服困在废墟深处的三岁小孩。郎铮被救出后,对着解放军叔叔说了句谢谢,并向他们敬礼。父亲本能地拍下了这个瞬间,没想到这张照片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郎铮“5·12”时被救图。  杨卫华 图
【二】
地震发生后一个多月里,父亲几乎都在北川采访。此后6年,到他病重,他一直在追踪灾后重建问题,记录地震幸存者的生活,见证新北川从无到有、从一片河滩变成一座新城的过程。震后连续三个春节,他都是在帐篷里、板房里、新居里,和北川的受灾群众一起度过的。
我也跟父亲在北川度过一次春节。上大学后,每年寒暑假我都会跟着父亲一起回访北川,已不下十次了。
2013年7月,北川突降暴雨,引发特大洪灾,老北川地震遗址几乎被淹没。我和父亲去时,水势还很大。看着漫到胸口的洪水,我有些胆怯,问父亲:“真的就这样进去拍吗?”父亲用著名战地记者的那句名言激励我:“做我们这行,你不冲在最前面,你能拍到好照片吗?”
几天前刚发洪水,父亲就独自来过一次。他收到消息后,急忙赶过去,没来得及吃饭,也忘记带他平时采访都会带的葡萄糖盐汽水和干粮,结果在开车上景家山拍全景的路上,低血糖犯了,差点晕过去,幸好遇到一位老乡,把他带到家里喝糖水、吃东西,救了他一命。
我们穿着连体防水衣探入被淹没的地震遗址,有些地方水没到脖子,脚也陷进淤泥里,寸步难行。我看着对岸的北川大酒店,想起父亲几天前在这里拍下的照片。当时还下着暴雨,面前波涛巨浪,水声震耳,一不小心,随时可能被卷入洪流中。
2013年7月,北川突降暴雨,引发特大洪灾,老北川地震遗址几乎被淹没。  杨卫华 图
2013年7月19日,杨博和父亲杨卫华在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拍摄。这一年,北川县遭遇了50年最强洪水。  杨博 供图
父亲并非不知道害怕。他曾跟我说过,2001年绵阳洪灾,他随武警部队坐冲锋舟采访,冲锋舟被洪水打翻,他差点淹死,抓住江中心的一棵树才没被冲走。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买保险了,他说万一有什么意外,可以给我留点钱。
三个月后,父亲确诊肝癌。北川洪水之行,成了我和父亲最后一次外出拍摄。
父亲两次手术和最后一次住院,我都陪在身边,这大概是我们在一起最长的时间。但因为我们长期尴尬、不交流惯了,一直到他去世,我都没有跟他好好说过话。
整个治疗过程中,父亲一直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坚强,我从未见他有过一丝的负面情绪。有天夜里,他突然说他疼得睡不着,我站在床边让他靠着我,他抱着我说:“我真的好难受,我坚持不下去了,好想早点结束死了算了,但我真的放不下你啊!”我感觉到他在哭。那一刻我有很多话想对父亲说,最终也没说出口。
那段时间,每天都被告知,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看着父亲的生命一天天凋零。我心里很矛盾,一面想父亲早点解脱,一面又希望医生说的不是真的,希望还能有转机,希望这是一场噩梦,可以让我早点醒过来。
那天早上,我陪完夜回去睡觉,刚躺下就接到谭叔叔(编注:杨卫华生前好友,绵阳市中心医院医生)的电话。我前脚刚到,父亲就走了,我一直看着他,脑子一片空白。
我原来以为,父亲在我生活中可有可无,毕竟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存在;但当他真正离开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失去的是多么重要的后盾。
父亲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该以怎么样的状态去面对生活,做什么开心事儿都会有愧疚感,似乎开心活着是不对的,但活得太悲伤,似乎也不对,父亲肯定不希望我这样。
仔细想想,我好像从来没为父亲做过什么事。
父亲生前想办个地震影展,因生病耽搁了。做完肝移植手术后,谭叔叔曾劝父亲把他拍的照片整理一下,他那时还很乐观,没有时间紧迫感,笑说:“哎呀,你让我出遗作了吗?”后来才接受了建议,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都在做这件事。但因为病情恶化太快,终究没来得及整理完。谭叔叔说,他是带着太多的遗憾走的。
如今地震过去十年了,父亲也去世三年了,我想在这个时候,帮父亲完成未了的心愿。
【三】
最近刚整理完父亲的照片,有几个T的容量,地震相关的有几千G、数万张。
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完整地看他一辈子拍的所有照片,我发现我好像跟父亲说上话了。父亲用镜头记录了一段历史,如果没有父亲这样的人,以后可能很少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我想知道,地震究竟怎样影响和改变了父亲,这场灾难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我决定重访北川,重访父亲拍过的那些人。
大年初一,我先去了新北川县城拍舞龙。街上熙熙攘攘,广场上歌舞升平,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地震之殇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站在禹王桥底下,发了一会呆。总觉得父亲会在旁边说,发什么呆,快拍呀,然后指导我,这样拍比较好,那样拍才对。以前会因此和他拌嘴,现在却很想听他唠叨。不唠叨我,我都有点不知道拍什么了。
我独自开车去老北川地震遗址,没想到,来参观的车辆在路上排起了长龙,全国各地的车都有。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开车来北川,有些山路比较险,一边是悬崖,心里还挺忐忑的。之前每次来都是父亲开车,我什么也不用担心。
到了著名的三倒拐,我看了看右边的景家山,想起以前父亲告诉我,他刚参加工作时,厂里要把他分配到景家山上,他抬头一看,心想,这么高我才不要来呢。谁知道二十年后,父亲一次又一次地跑上景家山,拔草开路,寻找最佳拍摄点。
父亲常说,你要拍跟别人不一样的角度,你就不要找容易到达的地方。所以他经常会带我爬山,爬到高处,悬崖边,没有遮挡的地方拍摄。有时候我拍着拍着不自觉往前靠,他会在后面紧紧拉着我,生怕我掉下去。
几天后,我去了唐家山堰塞湖旁的楼房坪村,2011年这里重建后,我和父亲来拍过几家人。那次杜爷爷也是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长期在外打工。政府每年给每户送20只鸡,他种了很多菜,自己吃不完,都摘给鸡吃了。临走前,杜爷爷邀请我和他一起吃饺子,平时他都是一个人吃饭,我觉得我应该留下来陪他吃个饭。又突然想到,其实父亲也跟杜爷爷一样,长期都是一个人。
唐家山楼房坪村的标语,这里原是唐家山堰塞湖指挥部。  杨博 图
杜爷爷一个人下田干活。  杨博 图

记忆里每年的除夕年夜饭都是和母亲一起吃的,唯一一次和父亲正式在一起过年,却是在病房里。
有年春节我问父亲,你一个人过年寂寞吗?他好像很意外,表情有点尴尬,说:“其实没什么,一个人也挺好的,除了有时候生病比较难受。再说,我过年跟谭叔叔他们一起的嘛!”
谭叔叔和父亲就住两对门,我当时真的以为父亲有朋友陪就够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生病那段时间,谭叔叔曾撞见他一个人在家掉泪。
春节前,我去拜访了郎铮家。一进门,郎铮就热情地抱了我。我很惊讶,因为之前见他,他对我还很腼腆,他跟我父亲比较亲。
地震后,父亲经常去看郎铮。郎铮读小学,父亲亲自送他去学校。父亲住院时,郎铮也来探望过。父亲的葬礼,郎铮一家人都来了。他们的关系已经超越了采访,就像亲人一样。
郎铮现在读初一,个子长到1米7了。郎爸经常带他去打球,当年他被压骨折的左臂,现在可以活动自如,用左手打乒乓球都能轻松赢过郎爸。吃饭时,父子俩一起讨论NBA。郎爸说年三十抽到他值班,朗铮有点失望,埋怨说:“你怎么那么倒霉!那么多人就抽到你了!”郎爸说:“嘿,那叫运气好,那么多人只抽到我了。”
郎铮与爸爸打篮球。  杨博 图
看着他们父子间的亲密互动,我很羡慕。我和父亲从来没有这样平常又自然的对话。
说起父亲,郎铮一家都很感激。郎铮说他有时候骑车,还会特地绕到父亲家门口看一看。郎爸说:“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好好培养郎铮,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对得起你爸的在天之灵。”我想,如果父亲还在,他会很开心看到郎铮这样健康快乐的成长。
走访一圈下来,我还没有找到答案。于是,我去找了父亲的同事贺阿姨。
【四】
贺阿姨和父亲合作过很多次,既是拍档,又是朋友,父亲成名后,她曾采访过父亲在灾区的经历:
“我们俩平常喜欢开玩笑,没一句正经。但采访那天,我们特地找了个茶楼,相对而坐,从正午到黄昏,谈话一次次中断。他一次次红了眼睛,最终,泪流下来。”
“5·12当晚他闯入震区,抵达北川中学时已是深夜11点。大片大片的废墟上,呼救声清晰、凄惨。面对与儿子一般大的孩子,他实在没办法再拿着相机去拍照。他加入到救援队伍中,刨瓦砾,搬砖块,传遗体。不能扔在脚下,脚下到处是人。随便一块砖头,可能砸到生者或死者。”

“当时的救援很无力,因为没有工具,都是用木头棍子对付钢筋水泥,有的还要拿菜刀把孩子被压着的腿砍断,否则救不起来。他深刻地体会过人类在大灾难面前的那种无力感。”
一篇写父亲的报道里提到,当晚有个十七八岁的女孩拉着父亲的裤脚向他求救,但因为他当时正在救另一个同学,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女孩在面前死去。一个月后,他再次来到北川中学,面对废墟三鞠躬、三叩头,嚎啕大哭。
父亲对我说过,偶尔他一个人在家里,会出现幻听,总感觉底下有人在向他喊救命。那时地震已过去很久了。
贺阿姨说,他一直没有消化这场灾难。他说自己像是一个“受益者”,别人受灾了,他却获了奖。许多时候,他感觉自己像在赎罪一样。
“他一直在拍片,不光是为别人做,也是为自己做,他一直在寻求一种内心的救赎。虽然他不是地震的直接受害者,但这场地震也压在了他身上。他在现场受到的震撼和伤害是同样巨大的。所以他比很多人都做得更投入更深刻,否则如果仅仅是对事业的态度,他不可能要用生命去做的。”
谭叔叔曾劝过父亲很多次,他的身体条件不允许他这样超负荷工作,但他停不下来。
“他越跑陷得越深,几乎放弃了自己的日常生活。”贺阿姨说,“他用镜头拍下来的,既有家园的重建,也有内心的重建,比如说他对试管婴儿的全纪录,实际上在讲述一个家庭如何再把感情建立起来,把希望建立起来。”
地震中有很多失去孩子的高龄父母,正常受孕很难再怀上孩子,国家为他们提供了再生育全程免费技术服务。像震后首例试管婴儿王涪蓉一家,父亲生前关注多年,为他们找学校、寻住房,经常给他们送钱送物。
当年在地震中,年过四十的王树云夫妇失去了19岁的儿子,他们做了结扎手术,无法再育,便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生下一个女儿。今年,王涪蓉已经8岁了,上二年级,活泼好动,备受宠爱。
除了郎铮和王涪蓉,父亲还跟踪了很多个孩子的成长,包括“夹缝男孩”郑海洋。
(编注:汶川地震中,北川中学高一学生郑海洋被压在水泥板下22个小时,被救出的那一刻,他透过缝隙摆出“胜利”的手势,对着镜头微笑。因与同桌廖波同埋于夹缝之中,被外界称为“夹缝男孩”。廖波失去左腿,郑海洋失去了双腿。全班69个同学,53人丧生。)
做完高位截肢手术并在康复一年后,郑海洋重返校园,上课地点搬到了绵阳城北的长虹板房学校:
“我就是在那时认识杨叔叔的。第一次见面,没聊多少,当时人很多,只有他留了电话号码,说有什么事可以找他。我一开始不好意思打电话,第一次麻烦他,是因为我行动不便,从学校带了很多书,他就开车过来送我回安昌板房,路上跟我讲了很多话。之后我们每个月都见一两次,都数不过来了,反正常常见,常常打电话,什么都聊,感情问题也聊。”
“地震后那几年,很多人过来看我帮我,但都不长久。杨叔叔一直都在,他对我真的很关心。我去成都装假肢,他开车送我去,到半夜两点再把送回来;他帮我找资助人,解决了我大学所有的费用,我第一次创业,也是他找的资助人给了我一部分资金;我说我想学摄影,他亲自带我去买相机,我钱不够,他还帮我付了一部分。”
“后来他生病,我想去看他,但打电话他不接,发信息他也不回,一直不告诉我在哪儿住院,我和廖波挨个医院、挨个病房去找。最后他看到我们来了,非常惊讶,马上从病床上爬起来。我给他买了书,在书上写了很多话,激励他。”
“杨叔叔去世后,偶尔夜深人静时,我还会忍不住发微信给他。但一直没有回复。”

目前郑海洋还在创业路上,正在做一款专注于残疾人康复的APP,他发现,残疾人其实很需要通过信息平台得到帮助和关爱。
地震后,他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意志消沉、自暴自弃,不明白“为什么让我活下来,又夺去我的双腿”。当时外界对郑海洋关注甚少,我拿着父亲拍的照片给他看,他说,很感谢父亲记录了他当时的样子。
【五】
贺阿姨还说了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我读高中时,成绩不好,父亲曾拜托贺阿姨出面请我的老师吃饭,希望老师对我要求严格一点。父亲其实不善于做这种事情,都不知道买一包烟来给老师散,还是贺阿姨跑到吧台拿了一包烟。
我在唐家山堰塞湖拍过一组“漩坪乡被淹5年后浮出水面”的照片,得到一些关注,上了央视。贺阿姨说,父亲是一个感情很外向的人,他要哭的话就是真的动了感情,反过来,他开心的时候也很开心,哈哈大笑,笑起来,眼睛在闪,牙齿也在闪。所以“他当时的得意和骄傲从他脸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东奔西跑的,就怕耽误儿子,结果儿子成长得这么好。”
我知道父亲是很疼爱我的,虽然他没有表达出来。
大二有一门课是传统摄影,冲洗胶片时我总是把握不好显影定影的时间,就去问父亲,他在电话里跟我讲了一通,最后说:“唉呀,我跟你说不清楚。”然后当天中午就直接从绵阳飞到上海来了。当时我很吃惊,觉得没必要特地飞过来,我无非自己多试几次。他可能很想手把手教我吧。
2014年我大学毕业,当时父亲因药物作用开始脱发,手脚脱皮,脚掌踩在地面都痛,我让他不要来,他坚持要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知道他不想错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我在学校门口等他,看着他因为疼痛蜷着手弓着背地走路,所剩无几的头发已经发白,我意识到父亲真的老了。那天他很开心,一直拉着我拍照。
我在上海读大学,每次返校父亲都会送我去机场,每次回来都会接我回家。有次飞机晚点,凌晨两三点才起飞,到上海已经五六点了,我发短信说我到了,父亲竟然秒回,我问他怎么还没睡,他说:“你没到我睡不着。”
父亲去世后,我一直强忍着,不在人前表现悲伤,冷静操办父亲的葬礼。葬礼那天,母亲给了我一封手写信,让我在火化时烧给父亲,我问她写了什么,她说:“我原谅他了。”
父亲曾对我说,离婚这件事对不起我,我当时没有作任何回应。现在我更加理解父亲了,却已经没有机会与他和解,认认真真对他说一次感谢了。
那天晚上父亲抱着我喊疼,我没有哭。父亲去世时,我也没有哭。葬礼结束后,亲友一一过来跟我握手,最后一个轮到谭叔叔,我想事情终于完成了,如同紧绷的弦突然断了,再也忍不住,抱着谭叔叔痛哭。那是我第一次释放长久以来压抑的情感。
父亲在病房的最后时间,我的两个发小来探病,父亲给我们仨小时候拍过一张合影,便提议给我们再拍一张。父亲去世后我整理那天的照片,才明白原来那个时候,父亲的病情真的恶化到很严重了。因为那张合照构图歪了,要知道父亲对照片的要求是很苛刻的,以前他让我拍个身份证或者什么资料,我随手一拍发给他,他会因为拍得不正或者背景不干净,斥责我重新拍。而这次,我真的也很想让我父亲给我重拍一次。
1995年1月23日,杨博与父亲杨卫华在深圳世界之窗合影。  杨博 供图
责任编辑:黄芳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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