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重现：全球化浪潮如何冲蚀后殖民时代的面貌？
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认为，在如今的世界舞台上，美国、中国、欧洲三个充满矛盾的国家或国家共同体正呈三足鼎立之势；一种历史悠久的政治体制已经重返历史舞台，这便是以多元差异统治为基础的大国体制。本文节选自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新著《论战争与和平》中《帝国重现》一节，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
21世纪初，我们迈入全球化的最后阶段，而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中心偏移现象。如果说随着民族国家形式的衰弱，某些国家沦为失败国家，那么在另一方面，大国体制也随之巩固。民族国家因而让位于大国，后者结构庞大，在全球化的权力争夺中发挥影响力。上述情况便是当今世界新的多极化格局。
中国在其高速发展的30 年间重返世界舞台，打破了此前的平衡格局。中国是否还是一个民族国家？印度又是如何？这两个大国让我们重返文明古国时代，其国家内外问题的呈现方式往往不同。它们表明一种历史悠久的政治体制已经重返历史舞台，这便是以多元差异统治为基础的大国体制。
大国体制的回归不仅体现在大国层面，还体现在超国家集团的构建过程中。为此无须确定任何绝对权力，只需循序渐进地加以整合、转移主权并扩大国家职权的协作范围。
在如今的世界舞台上，三个充满矛盾的大国呈三足鼎立之势。
美国在两个方向之间摇摆不定：一是过度扩张间接影响力，二是收回行动力。人们面临衰败的威胁时总会认为，只能在认命与抵抗之间做出选择，其实还有“转型”这第三条出路，特别是就美国而言。有时隐身而退方可成就不朽，这便是为何有的帝国几乎已无迹可寻（例如西班牙帝国在拉丁美洲仅仅留下了语言遗产），而有的帝国虽亡犹存，例如罗马帝国虽为蛮族所灭，其文化却被加以吸收并留存下来。我们至今依旧使用罗马法系与管理体制，我们的思想以及与自然的关系仍然深受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影响，甚至连宗教也不例外，教皇和许多主教都在罗马。卡拉卡拉大帝曾于212年“赐宴宇黎庶罗马公民权”，正是此举将帝国的覆灭与复兴载入史册，而当时距离罗马真正陷落尚有200年。美国可以或多或少地效仿罗马，不再充当世界中心，而是由此转变为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
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对奥巴马的任期表现评定好坏，他也许会作为国家转型的首倡者而受人铭记。奥巴马的父亲为肯尼亚人，母亲是美国堪萨斯州人，他在印度尼西亚长大，这些个人形象元素为奥巴马赢得了空前广泛的国际反响。他试图通过言辞来改变世界与美国的关系，实施与乔治·布什截然不同的政策方针。他在竞选期间就阶层与种族关系发表的演说，在开罗、阿克拉与布拉格等地悉心准备并精心呈现的出访演讲均让人震撼并载入史册。奥巴马如此坚定地将自身行动上升为理论，且不以自己姓名为理论命名，这样的美国总统着实不多。
奥巴马具有贵族式的优雅风度、名校法学教授的严谨学识以及理想主义倾向，这样一位人物在21世纪初的美国显得有点儿不合时宜。他在思索和理智判断上不吝时间，一言一行的细微之处都经过了仔细推敲。奥巴马犹如技艺高超的障碍赛运动员，总能恰到好处地应对所有障碍，不论是他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还是在周六晚间的电视节目里。而如今，美国媒体充斥着一味求新、无理、夸张的风气。在大环境的对比下，奥巴马仿佛代表着一个以为昔日荣光仍在的美国，一个认为自身比实际更为强大、自信且开放的美国。因此，奥巴马好似电视剧里虚构的总统，不论是在实际意义、象征意义还是体制意义上，他对于其所处时代的美国均无掌控之力。里根是一个演员出身的总统，而奥巴马则是一个被迫扮演总统角色的从政者。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奥巴马给人一种无力之感。或许是时势需要、美国战后疲态以及经济危机的影响所致，世界政坛大鳄纷纷与奥巴马作对。他的一举一动均被细细琢磨，稍有犹豫就会被人钻空子。以色列曾任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仗着美国国会及舆论的支持，试图置犹太殖民区扩建的禁令于不顾。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自认为受到了挑衅，而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恼火于西方国家对于阿萨德的犹豫态度。而2013 年夏，普京通过叙利亚化学武器一事看出，美国已不再有先锋之勇，从此俄罗斯在乌克兰及叙利亚这两条阵线上大可为所欲为。
在内政问题上，奥巴马在任期内的表现可谓力不从心。艰苦卓绝的斗争仅仅换来健康保险制度的有限改革，而金融监管、枪械管制以及黑种人等少数族裔的社会地位改善工作在8 年间只是原地踏步。这是否表明奥巴马无力作为，还是说他对总统职能做出了全新解读、把总统向教皇靠拢？“教皇式总统”以媒体为感召手段，是国民欢笑、泪水及怒火的代言人、政治热情的鼓动者。这样的总统需要具备炼金术师的高妙手段，能够精准把握并掌控媒体宣传与民众情绪。美国诚然在变，美国社会局势却在收紧。据统计，白种人人口到2050年将变为少数种族，即便他们将是最强大的少数种族。这一点意义深远，因为如今人们再度体会到种族隔离体制在美国是多么根深蒂固。在这一体制的作用下，美国黑种人人口在200年间演变成一个单独的社会阶层，过去在法律上甚至还是一个特殊群体。“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维权活动在社交网络上披露的贫富悬殊、警察暴力及司法不公等问题表明，歧视与排斥是美国一代又一代的社会沉疴，整个美国的未来都将为此蒙上阴影。
中国专注于国内，有时难以将视线转向国外。中国对于遏制政策尤为反感。昔日的苏联如踩在高跷上的矮子，为了稳住帝国的根基而殚财竭力，在两极竞争中逐渐衰竭。中国不似苏联，中国更像是穿着束胸衣的巨人。这件束胸衣强加于中国之时，正是它历经200年分裂、危机与列强割据之后在历史上最为瘦弱的阶段，因此现在这件束胸衣勒得特别紧。如今，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是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崩溃与苏联解体促成的一个历史反常现象。中国需要有施展拳脚的空间，正如门罗主义以及罗斯福“大棒政策”时期的美国。中国尤其需要能源、食物与科技供给，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其与世界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的基础是实际需要，而非中国本能上就敬而远之的济世情怀。
欧洲则是一个脆弱且权力分散的地区。它仿佛已经养成了某种怪癖，每月都要举行峰会，以争取解决某种问题的最后机会。面对充满担忧及疑虑的民众，欧洲各机构只会流水线般不断推出各种对于2020年或2030年的政策展望。然而，每当欧洲各国首脑聚集，欧元区、申根区甚至欧盟本身等基本问题又会被重新搬到谈判桌上。在团结在其代言人身后的民众面前，一种新的谈判文化得以确立。这种新的权力分配方式其实比看起来更为稳固。对于欧盟的诅咒与斥骂，不是故意嚷嚷，便是空想，就像普法尔茨伯爵与波希米亚国王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议会中的大呼小叫便是如此。在贸易与利益的驱动下，欧洲国家只会愈加团结，随着劳动者流动性的提高（主要是从失业严重的南欧流向北欧），文化上相互依存的加深，以及学术交流范围的扩大（这得益于“里斯本战略”，尤其是“伊拉斯谟世界项目”），欧洲的团结程度会逐步增强。这个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帝国如果能够证明其理念的合理性，并摆脱自由主义正统观念这种不合时宜的理论认识，那么它便可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律来源，反之，它可能变得像18—19 世纪的波兰那样。当时波兰被所有贵族议员均享有的“自由否决权”捆住了手脚，其后更是被邻国三度瓜分。为了赢得选举或维护本国利益，欧盟成员国可能会选择第二种情况。如此一来，美国、中国及俄罗斯便会处于优势地位。欧洲是要变成通过合议来组织并分配权力的神圣罗马帝国式的大国，还是要成为罗马帝国式的、以强制手段集中于德国翼下的大国，归根到底，这应由欧洲人做出选择。
在三巨头之外还有俄罗斯。这个大国如《圣经》中的泥足巨人，时不时显露出昔日帝国的残影，而作为民族国家却难以为继。造成2 900 多万苏联红军牺牲的苏德战争是俄罗斯人共同的国民记忆。民众手执“二战”家族先烈照片自发游行的“不死军团”纪念活动，以及俄罗斯准备出台对“歪曲、篡改历史的行为”做出一系列惩罚性规定的新法规，均证明了这场战争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地位。
人们总把普京视为神秘人物，这其实忽视了俄罗斯的过去及其曾经经历的历史创伤，俄罗斯曾经多次受辱。苏联在70 年间威震全球，最后却分崩离析，经济萎靡，使得国民生产总值减少1/4，且人民的平均寿命缩短4 年。戈尔巴乔夫在任期间，西方人在北约地理边界等问题上出尔反尔，而普京如今推行的方针，恰恰是这个骄傲却饱经羞辱之国的唯一所求。2000年，普京就任时的情况与1958年戴高乐上任时颇有几分相似，当时俄罗斯陷入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质疑之中，且为镇压车臣分裂势力而倾尽国力、背水一战。因此，普京上任之初的首要任务便是重塑国民信心，重整国家战略。
我在伊拉克战争时期曾与普京会面。我当时发觉若想与他讨论对外政策，须从个人兴趣入手，譬如对历史的爱好。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普京就拿破仑侃侃而谈，他从俄罗斯的角度评价拿破仑，以一种从容不迫的胜者口吻。法俄这两个国运多舛、革命频发的古老国家之间的关系便总是如此。法国在一个世纪内就曾两次受到俄罗斯盟友的援助，而且每一次俄方的介入都是法国转危为安的关键。在过去的10年间，普京的言行举止愈加让我感受到他努力想成为俄罗斯的国家化身。他坚信如果稍有松懈，俄罗斯便有分崩离析之虞，因此他把自己塑造成国家代言人与治国者，虽然他更看重的是政府权威的维护，而非社会进步及个人自由。他表现了一种长期持续的政治紧迫感。他认为，若想在俄罗斯僵化且脆弱的权力金字塔顶部维持平衡，这种紧迫感就必不可少。普京是苏联解体的经历者，他知道那些肆无忌惮的国家寡头势力当时如何趁机中饱私囊，所以在艰难危险的过渡阶段，他采取措施以巩固自身权力。苏联时代在普京身上留下的除了一种贯穿俄罗斯行政各级的谨慎以外，还有一种阴暗、尖锐的嘲讽态度，这种态度往往让与其打交道的人哑口无言。我曾问普京，是否对乌克兰东部冲突的情势演变及俄欧关系持悲观态度，他便向我解释了悲观者与乐观者的区别所在。他说，一杯陈酿50年的干邑白兰地只会让悲观者皱眉并抱怨其臭气熏天，而乐观者则会回家躺在湿冷且满是跳蚤的床上双目炯炯地感叹酒香何其浓郁！
整个俄罗斯政治均以重振大国地位与博取国力认可为目标。从许多方面来看，对于俄罗斯来说，他国对其国力的认可比其国力本身更重要。自2000 年起，普京对石油及天然气领域进行调整，将其变成俄罗斯用来对付近邻及欧洲的战略武器。2004—2005 年，天然气供应问题引发的紧张局势便是该武器的应用实例之一。经济寡头为了换取一定的行动自由，被迫充当政府的权力工具。普京广泛鼓动俄罗斯社会各界拥护一种杂糅的爱国意识形态，其中混合了沙俄时期的历史回忆、苏联时代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捍卫传统价值观的东正教的热忱。普京依仗其在统一俄罗斯党的选民基础开展此番动员活动，这些选民主要是公务员与中小城市居民。
讲俄语的少数族裔在东欧分布广泛，遍及顿巴斯、波罗的海超大型国、德涅斯特河沿岸以及克里米亚半岛。为了应对俄语民族间断分布所造成的问题，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试图保持平衡，以达到既能煽动兼并势力又能防止近邻国家归于西方国家麾下的效果。其实，21 世纪初，此起彼伏的颜色革命就被俄罗斯看作这些国家向西方国家靠拢的尝试，其中包括2003 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 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以及2005 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
乌克兰冲突的根源隐藏于该国历史的幽深罅隙之中。乌克兰本就未完全独立，又无力构建一个统一、可靠的政府。何况乌克兰与俄罗斯在文化历史上紧密相连，建立于9 世纪的基辅罗斯公国便是俄罗斯文明的起源地，苏德战争中牺牲的苏联人近半为乌克兰人。这片承载历史记忆的土地深受苏联时代的影响，克里米亚鞑靼人与顿巴斯地区的俄语人口被斯大林的人口规划及赫鲁晓夫的奇思妙想左右驱赶、四处流放。许多不稳定的地区领属关系也正是赫鲁晓夫的政策所致， 1954 年，克里米亚半岛便是在其主导下划给了乌克兰。乌克兰的历史长卷上满是大国纷争的爪印。乌克兰在18、19 世纪被罗曼诺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推推搡搡，到了20世纪又落入纳粹与苏联集权体制笼罩的阴影里。叶卡捷琳娜二世曾为了扩大在较低纬度海域的势力范围而于1783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如今俄罗斯在乌克兰地区重施这一旧策。
天然气可谓是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最后的脐带。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是俄罗斯手中的一步好棋，既可低价出口以拉近与乌克兰的关系，又可以此为要挟，对乌克兰施压。这种施压手段引起了乌克兰人与其他欧洲人的不满。如果俄罗斯真的停止供气，其他欧洲国家便会跟着乌克兰遭殃。2004年的乌克兰仿佛是盖达尔及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的小型翻版，没有普京式的整顿，没有以国家大义为名的寡头管制。羸弱、分裂、腐败的乌克兰政府因此被国内寡头牵着鼻子走。
除此之外，针对乌克兰的西方政策也是毫无章法可言，西方国家与其说是有意打乱他人阵脚，不如说是出于无知和草率才如此胡乱出牌。这一点具体表现为2014年乌克兰与欧盟签署的联合协议。该协议的推出会动摇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税同盟，所以此举相当于向俄罗斯挑衅。俄罗斯就此向欧盟质疑，却被一句“不关你们的事儿”给顶了回去。这也罢了，关键是欧盟没有向俄罗斯表示一星半点儿的合作意向，彻底把它拒于千里之外。西方国家如此鲁莽行事已有先例， 2008年4月，在布加勒斯特峰会上，北约决定向东扩至俄罗斯的家门口，完全罔顾之前对俄罗斯许下的承诺。
法国反对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半岛纯属正常反应，毕竟在1994年12月签署的《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中，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表示尊重。可是，欧盟动辄制裁的做法与俄罗斯帝国式的震怒只会让局势更加恶化。乌克兰危机如今已不仅仅是一次零和博弈，更是一场消耗战，每一方均无安定、稳固的处境。这也是为何德法两国如今在重重阻力下力促各方落实《明斯克协议》，这是目前唯一的合理举措，目的在于以政治手段解决顿巴斯冲突，并确保乌克兰采用联邦制后能享有稳定地位。
如今，关键任务之一依旧是以历史联系为纽带、以地域团结为宗旨、围绕俄罗斯构建一个合理的、可存续的共同体。这一任务并非易事，因为当下中国、美国与欧洲都在俄罗斯周围制造多重紧张因素。至于欧亚经济联盟依旧未有清晰架构，成员寥寥无几，且均无多大的参与热情。
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关键是要先确立自身地位，哪怕为此需要扮演搅局者的角色。俄罗斯如罗马神话中的双面门神雅努斯，有时是阻挠者，有时是行动家。比如在叙利亚争端中，2013 年时，俄罗斯还专给人设置障碍，到2015 年，却积极地军事介入以支援叙利亚政府。为了演好双面角色，俄罗斯把国际法律、军事筹备以及外交工作的各项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还会指出西方国家固守的各种悖论。例如， 在英法联合对利比亚进行军事介入时，俄罗斯就理直气壮地批评称， 英法在利比亚促成的政体变革已经大大超出了联合国的授权范围。
普京如今要解的是一道颇有难度的方程式：既要巩固重振国家政策所取得的成果，又要防止调整过度而累及经济、最终再度全盘皆输的结果。理想之策是恰到好处地调动国民自豪感，以便之后为国家的安定、繁荣做出妥善安排。毕竟让东欧局势峻如严冬，或是把乌克兰、摩尔多瓦与格鲁吉亚等东欧国家逐步拖垮，均不符合俄罗斯的长期利益。为了避免上述情况，俄罗斯需要的是与欧洲合作而非与美国对立。为了重新营造较为积极、宽松的国际氛围，关键是要德法携手推进各方沟通，启动谈判以平息俄欧之间的制裁大战。
这股大国回归之潮为某些地区带来大国专制的冀望，这些地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未立政府就欲立国。如今为填补政府缺位，可供这些地区选择的唯有不为国境所限的极权模式，这类模式都是由包含宗教动机的政治构想拼凑而成的。民族国家制度无法维护身份认同与社会治安免受全球化浪潮冲击。哈里发制的回潮便是对于民族国家的一种病态质疑，这是帝国幽魂唤起的阴暗乌托邦。
为了对抗专制大国，我们不必拼死拼活地捍卫自身含有暴力及危险因素的民族国家，而是要推动良善大国的建立。跨国共同体可以以成员国的历史联系为纽带，加强凝聚力，并在地区和平与组织内部统一管理等有利条件下提高发展效率。虽然如今已没有多少人会站出来为欧盟说话，但欧盟走过的历史道路对于阿拉伯国家及非洲联盟来说依旧有很大的借鉴价值，有助于这些地区确立解决争端的法律与政治模式。
当今世界的真正地震带难道不正处于这些中兴大国之间吗？在中东的执念之中难道不正暗藏了未来的危机吗？在中东地区以外，一场新的全球性竞赛正一步步拉开帷幕。中国及美国的实力均有所增强，正是在这两国之间，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局正在成形。中国的崛起是时势之必然，在过去30年间，中国蓄积了十分深厚的发展力量，如果能够适当减速，则可避免超速翻车的情况。中国已经形成多达4亿人的中产阶层，巨大的消费内需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而为了保持发展速度，中国还需推行多项改革。
中美两国主要会在三个方面展开竞争。
首先是势力范围。中美的控制权之争以亚太地区为主，并广及世界其他战略性地区。美国得益于“二战”后的国际局势，对中国实施围堵、封锁，因此中国未能如愿在周边地区施加影响。我们审度地区局势则可推断，美国可以遏制中国，却难以与之相抗衡。无论是在地理上、文化上还是历史上，亚太危机地带均与中国联系过密，与美国则联系过疏。为了牵制中国，美国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个代价便是承担单向遏制朝双向对抗转变的无穷风险。
不过，中美两个大国的角逐范围并非只限于太平洋与东南亚地区，拉丁美洲也将成为另一竞技场。这片大陆如今经历着一场新的体制更迭，15 年来各个国家的进步主义政府统治在各国均走向末路。在这种大环境下，政治冲突爆发的风险日益深重。在巴西，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停职并革职问题引发的政治司法争端，以及巴西石油公司高管的贪腐案，在巴西国内引发强烈震荡。在阿根廷， 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登上总统宝座，使得阿根廷的政治天平又重新倒向梅内姆式的自由主义政策。至于委内瑞拉的种种不稳定的形势更是无须赘言。在太平洋沿岸的拉丁美洲国家，执政立场的和缓趋势更为明显：智利一直由中间偏左派的政府统治，秘鲁则于2016 年选出新总统佩德罗·巴勃罗·库琴斯基（Pedro Pablo Kuczynski），使国家大权免于落入前独裁者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的女儿之手。
强硬军事独裁与反政府武装在20 世纪的漫长斗争似乎还未收尾， 美国在拉丁美洲一直扮演着好管闲事甚至是招人厌烦的老大哥角色。冷战期间，美国的重点是竭尽全力阻止苏联势力渗入自家“后院”， 为此美国甚至或隐或现地支持智利、乌拉圭及阿根廷等国的军事独裁政府。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本就不安稳，充满了领土、社会及民族方面的分化对立，具体表现为落后的原住民地区与白种人为主的大城市与大种植园之间的对立，而美国在支持当地军事独裁的过程中主要采取激化矛盾的思路，因而加重了这些国家的内战阴云。南美大陆直到20 世纪90 年代都还未形成社会共同体意识，从那时起，各国开始推行补偿及和解政策，以促进底层阶级与贫穷地区的经济发展。部分政策还是有所成效，例如巴西前总统卢拉（Lula）开创总统的“家庭补助金”计划以及委内瑞拉的减贫举措。
奥巴马自2008年起开始改善与拉丁美洲国家关系，他着力与古巴修好，并调整哥伦比亚毒贩的打击策略。拉丁美洲在经济与政治上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其中一个原因是在美国境内生活着5 000多万拉美裔人，二是美洲自由贸易市场潜力巨大，三是有助于打击可卡因交易。
拉丁美洲对于美国如此重要，而中国对拉丁美洲资源的兴趣也日益深厚，例如安第斯山脉地区的金矿与铜矿以及奥里诺科河流域的石油。因此，中美两国在拉丁美洲拉开新对局，焦点无疑是争夺大型基建项目订单与对矿藏大国的政治影响，并且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范围扩大与否展开攻防。中美双方都提防对方会采取进攻策略，因此对立局势将尤为严峻。在这场对局之中，有损拉丁美洲稳定的任何因素都十分危险。因为如果历史裂痕、殖民阴影与征服新大陆时代以来压抑至今的暴戾之气显于其表，这片大陆便易倾覆。
中美角力的第二方面是象征层面，即全球掌舵权之争，中国无意称霸世界，但如今的中国已拥有足够实力与美国霸权叫板。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反感美国对于货币、信贷评级、金融管控以及互联网等世界各条命脉的控制，中国如今有能力构建能够取而代之的新机制。其他国家是惧怕中国并享受美国保护伞的种种便利，还是寻求替代之选以预防美国制裁或施压的风险？它们的选择将最终取决于美国回应的强硬程度。
中美角力的第三方面是物资供应安全。中国并非自给自足之国，在不少领域中国都难以培养自足之力。中国在某些方面与昔日的德意志帝国相仿，德意志帝国被钳制于敌对势力之间，须依赖进口以满足内需，尤其是小麦。中国也需要依靠世界来保障其粮食安全以及能源与重要原材料的供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非洲的协作政策反映了该国对于可靠运输通路的需要。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甚至在欧洲的博斯及贝里等地，中国企业租赁或购买了数千公顷的土地以构建可持续的粮食合作机制。
全球化浪潮冲蚀了后殖民时代的面貌。反殖民运动推平了民族国家的丘壑，各国在理论上地位平等，以人为方式趋于同化。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向西欧国家看齐，在200年间，欧洲人一直向他们灌输欧洲政治模式至上的意识。全球化使世界重现高低起伏。是否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世界是平的？恰恰相反，全球化的利刃刮掉了脆弱国家的疏松岩层，深深刺入了这些国家传统结构的基岩。全球化之风吹蚀了古老的民族国家，使之茕茕孑立如空中岩柱。但是， 与之为邻的是新形成的高原，以巨大、坚硬的花岗岩垒成，充满帝国气象，难以翻越。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新地貌中前进，而手中拿着的却是旧日的地图。
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化进程已无法逆转。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这一进程对政治依附关系和集体从属关系加以重整，成为主要经济衡量指标的个人消费，是该进程的强大驱动因素。毋庸置疑，全球化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口提升了消费能力，并达到一定程度的富裕水平，起码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不过，全球化加剧了不平等现象。若让柬埔寨农民或拉各斯居民评判全球化究竟是利是弊，他们将难以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