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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

拍场一瞥︱记不准年份的沈从文:从司徒乔与沈从文交往谈起

罗逊

2018-05-03 09:49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2018年4月18日,“司徒乔、司徒杰捐赠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少为人知的是,司徒乔青年时与沈从文曾为挚友。本文即从此一方面入手,钩沉司徒乔与沈从文青年时的来往旧事。
潘家园书摊得遇《从文自传》,自开明书店1938年初次发行后,此书多次再版,又有中央书店的版本。此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的一印一刷,首印虽高达一万册,但沈先生名气大,书又写得好看,三十多年过去,品相完美的也少见了。网上标价多在八十至一百五十元,摊主开价一百元,收入囊中,回家发现扉页题签“赠司徒双侄 沈从文 八二年八月”。
《从文自传》
扉页签赠
司徒双是谁?网搜时代毫不费劲,她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的老教师,拥有巴黎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虽然1995年已退休,近年来仍举办“欧洲美术传世经典赏析”讲座。沈从文不谙外语,不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杨宪益任《中国文学》主编,受“企鹅丛书”启发出版“熊猫丛书”,有沈先生著作的法文版收录。司徒双是不是藉此结缘?那倒不是,她得以拜访沈先生,且被称为“侄”,源于她的父亲司徒乔。
沈从文在1980年写下《我所见到的司徒乔先生》(以下简称沈文),述说了自己和司徒乔一生的交往。沈文写作时全凭记忆,据冯伊湄1978年出版的《司徒乔:未完成的画》以及2011年增订版(以下简称冯著),沈文误记实在太多,试作此文订正。
《司徒乔:未完成的画》2011年增订版
初见司徒乔先生,沈文说是“我刚到北京的第二年”,又说是1923年,此处属误记,实为1924年,据冯著,司徒乔1924年才入学。这个时间点,沈从文总是弄错,如1980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题为《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开口就是“我是1922年夏天到达北京的”,凌宇先生早已订正,此书也可供一旁证。
当时他和燕京大学的几个学生结交,据“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的说法,燕大的学生大多家境不错,沈从文眼中的这些“洋大学生”,多半穿洋服,“有的还经常把一只手插在大衣襟缝中作成拜伦诗人神气”;有志于创作的学生,他还观察到一个细节,就是“只预备写诗,已印好了加有边款‘××诗稿’信笺”,这让他觉得非常可笑。
燕京大学正门
沈从文的朋友圈以穷学生居多。他提到的几个朋友,焦菊隐出身显赫(曾祖父焦佑瀛),然父辈时家境已趋困顿;董景天(董秋斯)也是农家子弟,虽担任燕大学生会主席,按当时惯例还兼任了校长室秘书,但能给予沈从文的优待,也仅限于让他留宿在校长室的地板上。沈先生晚年回忆,为了帮他买一双新鞋,董景天还当掉了自己的西装。
沈从文卖文为生,时间自由,自己又住得局促,于是常常去盔甲厂的燕大宿舍串门,湖南方言叫“打流”。第一次拜访董景天,两人天上地下谈了三个通宵,把新朋友几乎拖垮,也就是在这儿,他见到了司徒乔。两人共同点不少:司徒乔家境贫寒,其父司徒郁在岭南大学附小管杂务,凭着校工子弟的缘故才免除了学费,当年是以免费生名额就读燕大神学院的;他之前曾就读于岭南大学文学院,算是同好;更重要的是,他“穿件蓝卡机布旧风衣,衣襟上留着些油画色彩染上的斑斑点点”,这种与环境不大协调的素朴,给沈从文的印象极好。至于他的容貌,沈从文的思维敏感而跳跃,觉得和“塞拉西皇帝有些相通处”。
司徒乔(左)与塞拉西皇帝对比图
两人相约去司徒乔住处看画,眼见他的人物速写,“所画的正是自己想写的旧社会中所谓极平常的下等人”,沈从文兴奋极了,他一直以为,绘画与文学同样需要这种素朴诚实,不装模作样,不超脱于普通人的生活,才能取得应有的进展,于是两人更加投缘。
沈文说“不久,一九二四年大革命爆发,燕京中熟人不少参加革命去了武汉、广州”,这个年份也属误记。被称作“最早欣赏我的好友之一”的董景天,1926年才毕业,年底南下参加北伐;司徒乔原为岭南大学“白十字架团”的成员,得以入读燕京,是受到岭南大学教会、广州基督教会和青年会层层推荐,自然不能轻易辍学,他同为1926年毕业,后滞留北平,直到次年2月才通过同班同学、共产党员张采真的介绍,前往武汉任鲍罗廷办公室艺术干事,沈先生所指年份应为1926年或1927年。
司徒乔与张采真
写信相邀沈从文去武汉的故旧不少,他不为所动,继续“职业作家”生涯,至此与司徒乔失去见面机会。
1927年7月,武汉变色,司徒乔逃亡上海;次年沈从文也南下,两人重聚。虽然还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但彼此已经历过太多的生死。沈从文的另一拨朋友,因表弟黄村生而结识的国立北京农大的学生,都是湖南同乡,当年还有过雪后天晴,和郁达夫在罗道庄吃“苗乡山城的鹌鹑和胡葱酸菜,新化的菌子油,汉寿石门的风鸡风鱼”的经历。这八位朋友毕业时正值北伐成功,其中六个人都成了县农会主席,过了一阵兴奋热闹的日子,“马日事变”倏然而来,都成了刀下亡魂。
燕大毕竟是教会学校,没有毕业后被团灭的惨痛:沈从文的朋友中,董景天当了史沫特莱的翻译;阅历较广的韦丛芜(韦素园之弟),成了翻译家;底子更深的刘廷蔚(其兄刘廷芳为燕大神学院院长),去了康乃尔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不过前后几年牺牲的也有张采真(1905-1930)、顾千里(?-1927)。
董秋斯译著
司徒乔仍然素朴,两年的社会历练,创作了不少作品。画家循例是要举办画展的,这个名为“乔小画室春季展览会”的展销,鲁迅写了序言《看司徒乔君的画》,1928年3月14日写就,发表于《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4月2日),后收入《三闲集》。
《三闲集》
沈从文当时也有了声望,能用手中的笔为老朋友助威。他为此写了几篇文章,比如《司徒乔君吃的亏》,还有一篇《看了司徒乔的画》,署名“甲辰”,发表在香港杂志《伴侣》第七期,后被卢玮銮(小思)、袁良骏发掘。题名与迅翁文章几近相同,估计是早于此文写就,否则以沈氏的傲气,不会用这个题目。
迅翁谈的是交往,而沈从文避开画的艺术性,谈的是自己熟悉的世情。比如当时的中国充斥着假艺术家,“这类人各据了相当地盘,互相呼应,互相叫好,热情装饰在嘴上,俨然作着大得了不得的文化运动”;而司徒君,“他忘了社会对他的压迫,却看到比自己更被不公平待遇的群众;他不用笔写自己的苦闷,他的同情的心却向着被经济变动时代蹂躏着的无产者”。
当年上海的“艺术家”,多流行长发、黑西服、大红领结,以效仿法国派头为时髦,还必须会活动善交际才吃得开,沈从文眼中,司徒君的素朴是与这种风尚格格不入的。派头不用耍,技法还是要学的,司徒乔年底去了法国留学,后又去了纽约,1931年回到广州母校授课。据沈文记载,两人再次晤面已是1933年。
1933年9月9日,沈张夫妇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行婚礼。请客约六十人,大都是北方几个大学和文艺界的朋友。恭逢盛会的名单未见记载,司徒乔如果客居北京,是很可能参加的,这离他北京的住所——什刹海冰窖胡同很近。地方也不陌生,1926年正是在这儿,他举办了首次个展,也是这次,《五个警察一个〇》和《馒头店门前》两幅,被鲁迅溢价选购。
《五个警察一个〇》
不幸的是,此处又有误记。1933年热河抗战爆发,此刻的司徒乔,正随粤东各界慰问团在张家口劳军。他自1932年罹患肺结核后一直体弱,此番舟车劳顿,更加支撑不住,病倒后入住北平西山疗养院。出院后定居什刹海,已是1934年。
上海、武汉、青岛,沈从文浪迹了一圈,又回到了北平,他住在府右街达子营,离司徒乔寓所很近。司徒乔已成婚两年,妻子是法国留学时结识的冯伊湄,毕业于复旦文学系。经过社会大动荡重又相见,彼此格外亲热。
司徒乔、冯伊湄结婚照,1931年摄于广州
不久,司徒乔提出为沈从文画像,两人已是知名人物,自然不能将就,约了在北海“仿膳”作画。用的是粉彩,二尺来高的半身肖像,花去了三个半天。沈从文的朋友们见了都说好,不仅画得极像,且十分传神。司徒乔自己也相当满意,且说了一席让沈从文动容的话:“此生为泰戈尔画过像,为周氏兄弟画过像,都感到满意,此像为第四回满意之作。”司徒乔一生所作肖像多矣,此番将沈氏与中外文豪同列,言下之意可知。
1935年12月,司徒乔移居上海;抗战军兴,沈从文去了昆明。按司徒乔与左派文艺的渊源,他是极有可能加入前往延安的浩荡队伍的,实际上,他撤到武汉时曾遇到同乡冼星海,力劝他前往革命圣地,然而他一直的个性就是不群不党,长期以来,那些风起云涌的绘画团体都对他构不成诱惑,而且身体条件也极为有限。倚仗冯伊湄的海外关系,司徒乔远赴南洋,直到新加坡沦陷才归国。
前排左一司徒乔、后排左三冼星海、后排右二冯伊湄(1936年沙飞摄于上海)
据沈文,“抗战胜利后,我随北大迁回北京,听说司徒乔先生也回到了北京,在西郊卧佛寺附近买了所小小的画室,我和家中人去拜访他”,此处完全误记。冯著非常详尽,写明了司徒乔前后三次定居北京的时间。且司徒乔1946年1月才离开重庆南下广州,又途经桂湘鄂豫四省,当年6月受南京“善后救济总署”的邀请,为“联合国远东救济会议”布置画展。此后,因肺病加重前往美国治病,再度归来,已是1950年10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两人的重逢,应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
《会馆中的难民》,1946年作
《三个老华工》,1950年作
司徒乔参加了革命博物馆的筹备,后受聘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沈从文身居历史博物馆,倾心于服饰研究,无论兴趣或工作,按说两人交集更多,但沈文未再言及。冯著于1964年完成,纵观全书,只字未提沈从文。据冯著194页,“当乔学习再学习,逐渐认识真理之后,他是多么懊悔他在艺术上所走的弯路啊”,这一时期的司徒乔,已不再或不需描绘沈从文称赞的“极平常的下等人”,他主要的工作,是设计和绘制重大题材画作,如《毛主席在农民讲习所》,或者是为“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绘制肖像。
1952年,在首都召开了“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司徒乔奉命作画。这是个极为浩大的工程,七十五个国家的一百二十五名和平战士形象都要纳入,而且他们的位置、动作及相互关系,既要讲究艺术特点,也要符合政治的要求,比如黑人与白人在亲密交谈,白发苍苍的美国老妈妈与朝鲜女演员紧紧拥抱,法国代表与越南女游击队员挽手并行,印度与巴基斯坦代表把花环挂到对方胸前。中央也极其重视这幅巨作,司徒乔需要参考图片,新华社立即放大送来;弄不清的政治概念和文艺理论,他可以径直去找周扬和郭沫若释疑。1956年,司徒乔倾注四年心血完成了宣纸稿与颜色设计稿,画面中的人物神采飞扬,一派热烈祥和的景象。
《宋庆龄在亚太和平大会上发言》,1950年代作
作画中的司徒乔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张亮亮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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