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范式问题的辨析与探讨：纪念谢天佑教授逝世三十周年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一位教授在纪念前辈的追思会上这样说。一个学者去世三十年后，仍得到同事、学生、学界同仁的缅怀，无疑是值得欣慰的。

2018年4月28日，纪念谢天佑教授逝世三十周年暨“中国古代史研究范式问题”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逸夫楼召开。这次会议由华东师大历史学系主办。会议大体分两个环节，上午是追思会，下午则是以学术研讨的形式纪念三十年前遽然离世的谢天佑教授。

追思怀念

追思会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党委书记王东教授主持，系主任孟钟捷教授致开幕词。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吴琦教授作为谢天佑本科阶段母校的代表发言，他特别提到谢教授生前好友、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熊铁基先生的嘱托，介绍了两位先生长期的交往，阐发了他对谢教授学术生涯和学术品格的理解，指出谢教授有淑世情怀，有浓重的农民情节，研究历史是期望为农民说话。厦门大学历史学系王日根教授从华东师大与厦大的历史渊源谈起，接着谈了他阅读谢教授著作的体会，他认为谢先生是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史学家。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健教授说，“一方面为谢老师生前所作的探索和成就得到人们的肯定和敬重而高兴，一方面为自己得到谢老师的高足邵勤教授亲炙而感到庆幸 …… 我们八五级同学们都是谢先生的再传弟子。”

作为谢天佑的同事和朋友，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教授在追思会作主题发言。他饱含感情地说，接获动议后，“往事在我头脑忽隐忽现，像一场梦”；“感谢天佑一路对我的提携和帮助”；对于谢天佑的离世，“始终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惋惜和遗憾”，“那种心痛，永久的痛”。在他看来，谢天佑那代人“七分认真，三分天真”，“这并不是优点，但也不认为是缺点，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回顾这三十年来的道路，他表示“滔滔江水东流去，跟什么潮流走，许多时候并不完全由己”。但“认认真真读书，明明白白做人，不取巧，不投机，不说假话，我想九泉之下的天佑，与我同感”。此前，王家范先生发表了《忆天佑》一文，如泣如诉，声情并茂。

上海武警指挥学校张林西先生跟谢天佑是湖北黄梅的同乡，他从二姐（与谢天佑是同班同学）那里得知谢先生早年在九江师范学院就读的情形，为人正直，读书勤奋，后来保送到华中师范学院。他还介绍了谢先生“文革”期间的遭遇，有一天因受屈辱而投河，但念及家人，为了学术，终于还是回到岸边。据张先生介绍，谢天佑将藏书捐给了九江师范学院，遗体一部分捐作医用，所以在上海青浦福寿园一处集体墓碑上有他的名字；他的骨灰安葬在家乡。《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孔祥骅先生说到，几日夜不能寐，缅怀谢先生对自己毫无功利的关怀和扶植，因为谢先生对他讲：“你以前受了太多的苦了！”

美国新泽西大学历史系邵勤教授撰写了纪念文章《终生为师》，由在校研究生代为宣读。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系陈丽菲教授追忆了跟谢天佑老师的两段交集，一是大学时期，听过谢老师的讲座，印象深刻；一是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担任编辑时期的交往，对谢先生的勤勉、认真感触颇深。她的讲述清晰，温婉细腻，在座者无不为之动容。

接着程念祺、张海英、周学军、解永健、王志明等先生，也回忆了他们印象中的谢天佑先生的点点滴滴，补充了不少细节，比如谢先生的太极拳一招一式有板有眼，但他患有高血压，可能因过于相信打太极的功效而耽搁了治疗；比如谢先生在人生最忙碌的时段，仍然竭力帮助、提携年轻一辈。孙竞昊教授以“当往事变成回忆”为题，谈到谢先生对自己的影响：“三十年来，自己的心里始终有个位置留给了他，因为他的人格和思想化作了我生命的一部分。”这些讲述，让人们了解到更多谢先生的人生面向，不由得对他的品格和学问产生理解和崇敬之情。

学术研讨

对一位学者的最好纪念，莫过于读他的论作，讨论他的学术，进而以此为契机，推进对相关领域和问题的理解与认识。

这次研讨会分作两场，主题分别为“史学研究的范式诸问题”和“中国古代史诸问题研究”。这两场讨论由《学术月刊》编辑周奇先生主持，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程念祺、周武担任评议人。华东师大历史学系章义和教授谈了“谢先生的治史方法及对我们的启发”；湖州师范大学发展研究院李学功教授讨论了谢天佑先生的学术反思精神，并阐述了他对中国古史分期研究范式的看法。大体说来，研讨会上半场的论题比较宏观；下半场则比较具体，侧重明清史。这里只能择要简述。

华东师大历史学系牟发松教授指出，谢天佑先生是一位有思想、有情怀的历史学家，他主要谈了自己对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认识，侧重文化宗教视野下看农民战争。上海财经大学王志明教授则从社会史的视角下看中国农战史，主要分析了农战史研究的两种范式。河南大学李振宏教授阐述了对史学范式问题的几点思考，指出思维方式对史学研究有巨大影响，史学界应该努力推进史学理论的提升，形成学派，这样才有助于史学成果的总结和升华。华东师大青年学者李磊老师的报告题为《政治与德性——专制主义范式的政治哲学思考》，他指出以往关于专制主义的研究大都是从可见的权力的角度去探讨的，而忽视了德性这一维度——政治的好坏其实是一个被政治哲学家反复探究的问题，于是他对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重新做了梳理和阐释。华东师大历史学系刘昶教授主要是从美国学者石约翰的《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一书引申开来，期望从传统的封建与郡县之争看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彭卫教授则阐述了他对现实关怀与历史研究关系的认识，认为现实情怀是研究历史的根基。浙江大学陶磊教授报告的题目为《东西异制与五千年中国文明史的成立》，他的问题意识来自冈田英弘和哈佛中国史的“中国文明二千年论”，希望重新梳理早期中国历史的脉络，从黄河中上游和下游的不同发展理念（所谓“东西异制”）来辨析中华文明史的渊源和发展路径。复旦大学李宏图教授专攻近代欧洲思想史和社会史，他以工业革命的研究成果为例，介绍了欧洲近现代的经验，期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助力中国史的探研。

此外，华东师大青年学者王进锋老师讨论西周时期的县，厦门大学王日根教授以莱阳民变为例探察明清“善人”及其社会担当，华东师大陈江教授从“北亚文化对中原的影响”谈了他对新清史的理解，浙江师大青年学者孙杰老师讨论明清浙西山区州县的自我认识，上海财大徐枫博士后报告的题目是《分乡设镇：清前期赋役改革与江阴市镇格局变迁》，华东师大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包诗卿老师介绍了他对“嘉庆变革”的理解。 

（本文经孙竞昊教授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