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余秋雨喜马拉雅开文化必修课：不再写书，讲好这门课
去年年底，文化史家、作家余秋雨的新书《泥步修行》出版，当时他说这是他的封笔之作，以后不会再写了。但封笔之后的余秋雨依然很忙碌，最近他在喜马拉雅APP上推出了一档“中国文化必修课”的节目，计划用近一年时间为广大网友普及中国文化史。借节目推出的机会，澎湃新闻对余秋雨进行了专访，与他聊了聊他对于这档节目的构想、他封笔后的工作和生活。
我想讲的是能和世界形成比较的中国文化史
澎湃新闻：你这次在喜马拉雅上的课程叫“中国文化日课”，是以什么样的结构和脉络来讲？
余秋雨：这个脉络比较大，因为中国文化的题目比较大。第一单元肯定要讲什么是文化，然后才能搞清楚中国文化是怎么回事。
第二个单元就是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这个也很重要。理由是我十几年来老在世界各地讲中国文化，外国人关注的是值得他们注意的中国文化，那也就是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了，不能老在讲一些文化细节，就是那些过去不知道现在不知道将来也没兴趣的，这都不是我们关注的。所以我讲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其实是讲一个简单的中国文化史。但我有要求，我讲的是值得世界关心也有可能和世界形成对比的中国文化史。
第三个就是牵涉到我对中国文化本性的理解，我始终很同意荣格讲的那句话，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人格，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一个国家人的集体人格。所以什么叫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这部分我会讲得深一点，中国文化的人格结构就是君子之道为主体，这是儒家，再加上佛家的人格是觉者，道家是真人。这三种人格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人格结构，但毫无疑问，君子人格是核心。我经常讲说有一些跨国婚姻最后离婚，这个文化差异归根到底是人格结构的差异，而不是你背得出几句唐诗，我背不出几首宋词（的差异）。
第四个要讲的是中国文脉。现在大家也在讲中国文化，但是脉在何处，不清楚。就像一个人一样，只有不断地瘦身，才能让筋骨出来，成为一个健美的人。文化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好像有一个趋势就是只要有营养就往里边吃，吃得很胖，那就不健康了，所以我就觉得要找到它精瘦精瘦的脉络。
中国文脉讲完之后还要讲一下中国美学，中国美学跟欧洲美学很不一样，按照我的说法是从虚拟美学到实体美学。德国美学严格来讲是虚拟美学，讨论什么是美，什么是美的理念。但中国不一样，只讲实体美学，书法怎么回事，昆曲怎么回事。中国美学你如果要用欧洲的标准来说就不对了，所以黑格尔一点都看不懂中国的审美文化。
在讲完之后了结性地会讲一点中国文化的缺憾，和世界其他文化比，缺憾是什么。所以一共就是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中国文脉、中国美学以及中国文化的缺陷这么几部分。我希望非常繁忙的年轻人可以听一些比较简明的话语来了解中国文化。否则的话，这么庞大的一个文化体，那太多太多了，多少年都搞不完的。讲课的时间是在一年之内，每天讲，一年之内完成。一年之内能把这些讲完也是很大的输出过程。但我有个好处，我亲身走遍了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全部重要的古迹，文化学者里面我是唯一的。
另一个呢，我写了20多本书，我相信一年之内我能讲好这门课。但是我也不希望它成为爆红的课，因为大家在那么繁忙的情况下，在那么追求欢乐的时代，也不太愿意听一些比较严肃的课。我也希望是百花齐放中的其中一朵，爱听的人来听听，不愿意的也无所谓。
书写得够多了，不再写不是开玩笑
澎湃新闻：你讲中国文脉是按照时间脉络来讲吗？
余秋雨：我是讲宏观的。文脉就是从甲骨文、诗经开始，一直到近现代。讲到文脉，现在讲的人有个特点，就是非常喜欢讲那些琐碎的细部，但这其实是很容易的，你查点资料就可以。但难的是在一个细部中有一个宏观的概括，现在的人要的就是这个宏观的概括，否则的话怎么办呢？我家乡是余姚，光余姚的文化就可以讲四五年，没完没了，这当然也是文化，但对当代年轻人来说，缺少一个宏观视野。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说，生命有限，赔不起啊。
澎湃新闻：所以现在很多人通过唐诗宋词去了解中国文化，这种进路是不是太细部了？
余秋雨：这么做有两个缺陷，一个是唐诗那么多，等级要划分。很多年前，我在北大讲中国文化史的课，讲到唐诗的时候，我让学生们来投票，你喜欢哪几个唐代诗人。唐代诗人如果在天有灵，他们也会想知道，千年之后，这块土地上的年轻人会不会还喜欢他们。然后学生们评出前四，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这前四名是全世界公认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集中读一些最优秀的诗，范围可以小一点，但我们要找世界上最值得读的唐诗。这一点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注意的，好像背得越多越好，这样我觉得太累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坏高低不分，你不要以为唐代的诗都是好诗，几万首诗，总有领头的，也有差的。
第二，以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时候，还没有世界坐标。为什么要有世界坐标？因为这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有一些故事我们小范围听听可以，但是在大范围里有没有可能引起别人兴趣？这是个大问题。所以这需要世界眼光。
为什么莎士比亚、巴赫、贝多芬、莫扎特这些人被全世界接受？从某种程度上，他们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了，你不太讲莫扎特是哪个国家的了，莫扎特就是莫扎特。我们中国的文化一定要选择最佳的，用世界的眼光来普及，所以要优中选优，这样才对得起这么匆忙的时代，第二个我们已经是世界公民了，我们一定要以宏观的眼光。所以按照这两个标准，我们如果一下子就掉到唐诗的泥潭里的话，可能太匆忙了。
澎湃新闻：你刚才讲到特别强调世界坐标，指的就是中西比较的视野吗？
余秋雨：是的，这是需要用功的，比较苦，需要很多条件。比如我的知识结构是从西方哲学和美学开始的，我的第一本著作是“文革”的时候我在外文书库里编出来的叫《世界戏剧学》，在戏剧学这个领域，现在还是全国唯一的权威教材，那时我才二十多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资源，我了解世界的学术文化精神背景。在这个背景下，我可以来对比哪些地方中国好，哪些是西方不够好。
第二个资源是我的实地考察。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我走遍了很多恐怖主义横行的地方，这些地区就是他们的古文化的所在。亲自到达很难，因为你不能坐飞机，你要一步一步走才能考察。在对西方文化的系统研究和实地考察这两点上，我有这个自信，是其他同行所不具备的。
澎湃新闻：去年年底的新书《泥步修行》发布的时候，你说这是最后一本了，是开玩笑还是真的？
余秋雨：我不开玩笑，就不写了。我写得够多了，现在北京的人民大学出版社要出余秋雨作品集，那就是一个小书架了。我还跟出版社商量，做这个书，要不要送个手推车。我那些书放在纸盒子里，送给朋友，他要搬下去，但搬不下去，太重了。我的意思就是，我的书已经写得够多了，一个人不能写那么多书。
澎湃新闻：为什么不能写那么多书？
余秋雨：整天写，整天写，太累了，我每本书都要有自己的感受，要考察，我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和力量去做考察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读者阅读的方向改变了。他们更喜欢的是听。我也算与时俱进，来做这个音频节目。我不能指望我每本书都让大家来朗读，这个做不到的，但是我可以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朗读我以前写到过的一些片段。读一段东西，有个好处，就是除了口语之外，还有书面文章也可以被朗读的。所以我以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希望把我写过的书读一读。
澎湃新闻：那你会希望听众听了音频节目后回去找你的书来读吗？
余秋雨：这当然也有可能，但是比例不会太大，时代的节奏太忙了。我太了解时代的变化了，有这个决心，要放下电脑手机，去拿本书出来慢慢看，这个机会是不多的，只能偶尔为之。
澎湃新闻：那你现在不写书了，平时主要做什么呢？忙吗？
余秋雨：我做这个节目，我要花很多时间。做这个我要看以前的书，讲稿我要写出来，否则我随口讲的话，讲自己的人生故事，讲人世间好玩的事情是可以的，但是你讲真实的历史的话，那你就要静下来，因为牵涉到一些年代、名词、判断，这些都要很准确。
另外还有很多别的事，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带中国文化史的研究生，我经常到北京去，因为我学生在北京。
还有一个就是写书法，我的书法现在大家评价挺高，这个承蒙大家抬爱，找我写书法的地方很多，但我写书法到现在为止都是纯粹免费的，我要么不写，写的话就是赠送。所以写毛笔字也要花去我很多时间。我在美术馆展出过一幅很大的《离骚》，那个写了几天几夜，就是很大的纸摊在房间里，穿个短裤，赤了膊，写写就会写错，写错就要重写，所以很花时间，体力太消耗。
我其实挺忙的，所以不能老写书。现在做这个喜马拉雅，都是很忙的事情。我还做家务。
澎湃新闻：你还做家务？
余秋雨：那是啊，我跟我太太马兰两个人，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用过保姆，很开心地每天做家务。做家务不是一种负担，是快乐，非常能够增加生活的质感和家人的感情。
澎湃新闻：所以你平时也做饭？
余秋雨：我做得很好啊。之前有个做菜的节目请马兰去当嘉宾，节目里她就说，我的做菜老师是余秋雨。我们这代人在灾难时代都在农村劳动，你不会做饭就很难活得下来，所以我们这代人都会做饭，有的做得好一点，有的差一点，而且都喜欢做饭，喜欢买菜。这是我们这代人由苦难变成欢乐的过程。有一次我有一个同学家里结婚请客，我提早去了，我尝了一下就说这几个菜都要从头做过，当然不是重新做啦，就是加点味道，那都是我来弄。我的妻子马兰要做很多清洁的工作，装灯泡啊洗刷什么，她都干得不亦乐乎。
澎湃新闻：所以你也很喜欢去逛菜市场吗？
余秋雨：是啊，我到北京去见我的学生，我跟他们说，我们去菜市场买菜去，他们都很惊讶。我那些学生啊，从来没到过菜场，都是他们太太买的嘛，或者吃食堂，看到我对菜场熟悉到这个程度，他们都很惊讶。说起来你是一个什么大学者，但其实我做的都是非常具体的活。
澎湃新闻：最后一个问题，你走过那么多地方，有哪个地方你是一去再去的？
余秋雨：新疆的南疆，我去了很多次。很多大思想家像汤恩比就说过，如果让我再活一辈子，我一定到塔里木河边上过日子，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以前也写过，到了新疆的天山、昆仑山才知道，黄山、庐山都只是盆景。你们应该多去去，气势如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