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哈莱姆的见与证：曼哈顿的精神与玫瑰②

三、东哈莱姆的精神（The Spirit of East Harlem）

62岁的曼纽尔·维加（Manuel Vega）是波多黎各的第二代移民，他在东哈莱姆的街头长大。我采访他，是在社区平价租给他的一间街面房里，他被允许在这里开办三个月的工作坊，平价教居民做马赛克玩儿。他在当地小有名气，仅仅这个街区里我就找到了他十多幅墙画和马赛克作品。我问曼纽尔，这里最有名的墙画是你画的吗？他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把我拉到了莱克星顿大道（Lexington Avenue）路口，四层楼高的《东哈莱姆的精神》（The Spirit of East Harlem）赫然眼前。

1973年，尚在普瑞特艺术学院（Pratt Institute）研读应用艺术的未来设计师和建筑师汉克·普鲁斯（Hank Prussing），带着当时只有17岁还是学徒的曼纽尔，开始创作这幅作品，历时5年才完工。1973年夏天，普鲁斯在这个街区拍下了邻居们的很多黑白照片，如今人们还可以在这堵高墙上的53幅肖像里，依稀辨识出他们：那位牧师、那个寡言的酒窖老板、那个天天抱着弟弟转悠的姐姐、还有裤兜里插着双节棍的李小龙的粉丝、那个艺名叫“闪电”的西班牙语摇滚歌手……1999年，因墙体剥落，曼纽尔着手修复东哈莱姆的这个地标，现在看又有点褪色了。这个街角还保留着城市的传统尺度，柴米油盐仍旧步行可达。曼纽尔说，“这幅纪实的作品，如今倒成了对1970年代社区的致敬了。不过，一直以来，东哈莱姆最有意思的还是这里的人”。

拉丁人有为亡者画像的习俗，在东哈莱姆街上不难看到。曼纽尔就为社区做了不少名人像，由于他对马赛克工艺的偏好，使得灰暗的街道上不时闪现出明丽的色块。安托妮娅·潘多加（Antonia Pantoja）的马赛克像足有一人高，胸前挂着1996年克林顿总统颁发给她的“总统自由勋章”，她是第一位获得美国最高平民荣誉的波多黎各女性。22岁移民纽约的安托妮娅，195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社会工作硕士学位，1961年创立了“励志社”（ASPIRA），现在已是最大的为拉丁裔青年提供职业和学业指导以及财务及其他援助的非盈利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在美国的六个州和波多黎各都设有分部。1970年，她创立了以拉丁裔成人教育为主的私立玻利奎阿学院（Boricua college），在纽约有三个校区。1972年，在她的支持下，励志社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为拉丁裔学生提供过渡性的西班牙语课堂教学，获得通过，这是美国双语教育史上的重要里程碑。2002年安托妮娅去世，同年她的自传《梦想家回忆录》（Memoir of a Visionary）出版。无疑，安托妮娅实现了她作为社会工作者和教育家的理想；但是她作为女性主义者和人权领袖的梦想可能还有未尽之志，她在书中暗示自己是同性恋者，也讨论了为什么之前没有公开自己的性倾向。曼纽尔用金色的马赛克镶嵌上安托妮娅的名言：“我就是我，我就是我的社区；是我的全部过往，也是我的所有将来。”

2004年3月，佩德罗·彼得里（Pedro Pietri）离世，詹姆斯·德·拉·维加当年就为他画了纪念肖像。他们和安托妮娅一样，同是“新波多黎各人”（Ruyorican），这是一个原本带有歧视意味的新造词语，专指移民到纽约的波多黎各人或者他们的后裔。要把这位前辈老乡描画清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彼得里是诗人、剧作家、波多黎各移民、东哈莱姆居民、越战老兵，重要的是，他是“新波多黎各人运动”（Ruyorican Movement）的发起人。彼得里怀有社会主义理想，主张民族自决，同时他对自己用诗歌动员起来的群众运动尤其是武装革命又是怀疑的。“庸众都是蠢驴”，他不断强调宽容和保持人性的重要性，呼吁知识分子保守思想自由。他对宗教是不甚恭敬甚至是有些嘲讽的，但他自称“牧师”，习惯手握一个巨大的可折叠的十字架，穿着黑色的长袍在社区里特立着独行着。他的葬礼在离画像7条街的“第一西班牙卫理公会教堂”举行，这个古老的教堂曾在1969年，被他年轻时就参加的一个激进青年革命党占领并更名为“第一人民教堂”。在这个教堂里，3岁就移民到曼哈顿的那个少年跟随姨妈，做过礼拜演过话剧；1969年，他第一次在这个所谓“人民教堂”里，朗诵了代表作《波多黎各的讣闻》（Puerto Rican Obituary），有几句非常触目——纽约的波多黎各人“来自紧张衰败的街道，那里老鼠生活得像百万富翁；而人却根本没有生活；他们死了，或者从未活着”。25岁的年轻领袖振臂疾呼，斗争、斗争、斗争啊！彼得里的大部分人生都在“与人斗”，他和这场由诗人、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为主导的旨在带领劳苦大众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文化革命一样，幸与不幸，成败与得失，都很难用一句话来评说。

曼哈顿东村的“新波多黎各诗人咖啡馆”（Ruyorican Poets Cafe），三十多年后已是当仁不让的文艺时尚地标；“巴里奥博物馆”(El Museo del Barrio)，四十多年后的功能也类似了社区俱乐部。彼得里曾经献身的革命仅存着不多的硕果，如今荡漾着的已是世俗的欢快气息。只有在第二大道和105街这两条交通要道的交汇处，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唐·佩德罗·阿尔维苏·坎波斯（Don Pedro Albizu Campos）还在冷眼面对着现实的车水马龙。前者可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几代中国人都有他“血色浪漫”的记忆：这位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老一辈会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合影；如今他仍是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成了摇滚青年反主流文化的偶像；如今的流行文化里他游走东西，傲娇地仰头在时髦的T恤衫上。左边是佩德罗的肖像，这位会六种语言的哈佛大学法学院高材生是波多黎各独立运动的领军人物，后来成为波多黎各民族主义党的主席。他曾因策划武装起义推广美国在波多黎各的政府而被监禁26年。他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相继离世，为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抹上了悲壮的色彩；而这也正是“新波多黎各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呼吁民族自决和劳工权力的十张系列墙画出现在纽约街头，如今剩下的却只有这幅《双翼》（Dos Alas）了，2011年在社区的努力下终于征得了业主许可，作为革命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上面题有拉丁美洲女诗人萝拉·罗德里格斯·德·蒂奥（“Lala” Rodriguez de Tio）的诗句，她曾写道：“起来，波多黎各人！武装的号角已吹响；从梦中醒来吧，战斗的时刻已来临。来吧，古巴人。自由就在前方，砍刀才能带来自由。”每每走过，我总要驻足片刻，这是多少当代中国人似曾相识的路口。

在新波多黎各人运动中，音乐家是重要的旗手，能歌善舞的拉丁人提供了一呼百应的群众基础。上个世纪二十到六十年代的萨尔萨音乐（Salsa Music）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自由式拉丁音乐（Latin freestyle Music），都在东哈莱姆找到了兴起的温热土壤，1960年代以来更是涌现出一批以铁托·普恩特（Tito Puente）为代表的拉丁音乐流行巨星。这位被称作“音乐教皇”、“拉丁音乐国王” 的新波多黎各人，将舞曲风格的曼波（dance-oriented mambo）乐风和拉丁爵士乐（Latin jazz）糅合在一起，从此“新波多黎各人音乐”（Ruyoricon Music）就从这个街区传播到了全世界。110街如今用这位格莱美终生成就奖获得者的名字荣誉命名，这位东哈莱姆人心中的天之骄子离世已有18年，但是，他还在老地方，敲击着天巴鼓（Timbales），邀约着老街坊们《跟上我的节奏》（Oye como va）吧，恰恰恰（cha-cha-cha，作者注：古巴音乐和拉丁爵士的混合，是铁托的标志曲风）。

四、西班牙哈莱姆有玫瑰（There is a rose in Spanish Harlem）

纽约地铁6号线110街站台的每个出口，都装饰着大型的马赛克墙画。1997年受大都会运输署的委托，曼纽尔·维加设计了这个站台的四幅系列作品，取名为《110街的星期六》。当年40岁的曼纽尔把地铁出口处他所熟悉的超市、花店、街道和社区最潮的乐手（包括普恩特的鼓手）都有名有姓地画了出来。如今物是而人非，然而，哪怕是在冬夜严寒的午夜站台，还是能感受到20年前110街夏日午后的闷热气息：大杯的便宜刨冰，可以加各种艳丽的糖浆；消防龙头被淘气的小家伙们拧开冲凉，光着膀子的玩伴在街心赤脚疯闹……东哈莱姆街头，始终弥漫着的，似乎永远都是如此这般“既丑陋难堪又愉悦怡人”的市井味道。

因为真实，生活就颇有质感。“我的心思不为谁而停留，而心总要为谁而跳动”。说这里是曼哈顿的“恶之花”，不仅没有冒犯之意，还多少有些溢于言表的妥帖。这个纽约的移民枢纽，就曾是一首歌里的花儿，“西班牙哈莱姆有玫瑰，月下水泥街头那一边。柔弱甜蜜又梦幻，燃烧卿卿魄灵魂。让我把她摘一朵，种到花房两相看！”那朵玫瑰在哪里？拉丁裔的和非裔的美人儿，还有墨西哥的亡灵，戴着绯红玫瑰的表情比无辜还无辜。从1960年代黑人灵魂歌手和蓝调大师班·伊·金（Ben E. King）的首唱，到1969年才出生的新生代摇滚歌手托尼·拓奇（Tony Touch）的最新配乐，这首《西班牙哈莱姆》一直都是流行歌手歌坛地位的打卡曲目。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瑞典语和芬兰语，各种语言各种改编，“西班牙哈莱姆黑色玫瑰”、“西班牙哈莱姆蒙娜丽莎”，总之，西班牙哈莱姆成了很多迷惑和迷惘、想象和向往、希望与失望的缘起。

我倒是觉得墙画本身恐怕才是东哈莱姆的爱恨玫瑰，它们土生土长，根植于与之共存者的生活。106街的东面有一座容纳着几个艺术家工作室的建筑，楼下是肯德基炸鸡店。艺术家玛利亚·多明戈斯（Maria Dominguez）带领同一条街上“琥珀特许学校”（Amber charter school）的孩子们，在肯德基的外墙上画了这幅《在一起我们可以》（Together We Can），春光无限，万物和谐。两边清楚地写着包括肯德基在内的6个赞助人（单位）、6位驻场艺术家、10位学校教师、13名参与学生的名字。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我愿意想象2008年在这里读幼儿园到小学五年级的小朋友，如果今天路过这里，会不会认不得出自己画过的蝴蝶或者青蛙？会去找他们小时候的老师去肯德基喝杯咖啡吗？

必须承认，墙画为这个社区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心灵档案馆，不管是如何折射的，它们都是几代人集体认知的见证。每个纽约人都可以在东哈莱姆找到草蛇灰线的关联，它们也因而成为这座城市不可移动的记忆纪念碑。2015年，纽约承办国际性的“纪念碑艺术节”（Monument Art Festival），邀请世界各地的知名公共艺术家在以东哈莱姆为主的区域绘制大型墙画。这一活动成功催生了“比激进的表达更有诗意，比纯粹的审美更有远见”的“新墙画主义”（New Muralism），将东哈莱姆的墙画从主题到艺术表现形式，都提升到了世界前瞻性的水平。比利时街头艺术家罗阿（ROA）以他标志性的黑白动物画风在差不多十层楼高的整面墙上，细致白描了四种在地动物，以呼应环保、移民主题并激发对当地历史、地理和文化的想象。在这栩栩如生的巨大的野生动物身体底下穿行，有些汗毛凛凛。是啊，这究竟是谁的地盘谁的地球？其冷峻前卫，在东哈莱姆一骑绝尘。

艺名为“信念47”（Faith 47）的阿根廷艺术家和墨西哥的墙画家塞戈（SEGO）在同一面墙上分别绘制了同一主题的两幅作品，直面移民和欧洲难民危机的世界性难题。塞戈的灵感是自由岛哈德逊河口的自由女神像，他剥去了神像氧化铜的外衣，用印第安人的鸟羽头饰替代了王冠上的剑芒。这是一幅深刻反思的严肃作品，纽约是否还是那个欢迎移民的历史港口？在印第安原住民面前，谁才是所谓移民？自由是否还可以引导人民？左边镂空描画的，是无垠的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鸟群，鸟儿围成的圆圈下面写着西班牙语的“我们彼此相容”（estamos todos los que cabemos）。作为西班牙裔阿根廷人，“信念47”觉得他的父母当年是择良木而栖。人和动物都有迁徙的天性，鸟儿无忧无虑地飞来飞去，人却被一张纸荒诞地限制着自由；但纽约不失为各种文化共处而并无大碍的范例。

加缪曾经说，“艺术的目的不在立法和统治，而首先在于理解。”关于纽约的这正反两种评价似乎都是事实。纽约是座不折不扣的移民之城，作家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Elwyn Brooks White）是纽约人，也是《纽约客》长期的主要作者，他在散文《这就是纽约》里说，是移民点燃了这座“雄心之城”的激情，“造就了纽约的敏感、它的诗意、它对艺术的执着，连同它无可比拟的种种辉煌。”同时，“纽约公民的宽容，不仅是天性，而且是必须。这座城市必须保持宽容，否则就会在仇恨、怨愤和偏执的辐射云中爆炸。纽约郁积了各类种族问题，但引人瞩目的不是这些问题，而是大家相安无事。”这段话与其说是在评说纽约，还不如说是在解释纽约的移民之源东哈莱姆？的种种，在解说她的苦痛和她的玫瑰、她的来路和她的去处、她的精神和她的尊严。

第二大道和117街的东北角曾有一家老旧的墨西哥餐厅，也是一家墨西哥舞蹈俱乐部。外墙上本有东哈莱姆第一幅墨西哥人绘制的墙画，画面据说非常“墨西哥”，模仿了赫赫有名的壁画大师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的风格，有墨西哥人耳熟能详的南方民族解放战争期间的口号。我去寻访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推土机的轰鸣，连地基都挖出了深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没有办法沿着时光的河溯流而上，这堵墙究竟曾是什么样子，我完全无法想象。真实的城市是发生过真切的爱恨情愁的地方，我很庆幸在这里还是找到了跨越七十年的片羽光影，借着它们串联出这座城挂一漏万的过往。一座城池于是醒了过来，翻她的老相册给我细看；尽管直面历史是需要勇气的，对于历史的创造者如此，对于历史的后来人也是如此。

我甚至觉得纽约是因为有东哈莱姆这样的街区，而成就了其作为全球卓越城市的伟大，它为共同体、价值观、人权、移民、民族国家、文化遗产等重要领域的理论探索，提供了生动的共时场域；也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博弈与宽容、沟通与理解，展现了历时的实践案例；更在最广泛的群体、个人以及他们的生命记忆面前，保守着诚挚的“温情与敬意”。面对开发奇迹们带来的遗忘代价，我更加敬佩且珍爱，东哈莱姆这层累交织、又历历在目的“饱经风霜的容颜”。

就像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说的：“你我终将行踪不明，但你该知道我曾因你动情。”

注：本文图片除有特别说明外，皆由本文作者拍摄，版权所有。拍摄时间为2017年12月28日至2018年3月18日。在调研过程中，斯蒂芬·加利拉（Stephen Gallira）先生多有协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