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朗上口的“魔都”一词，竟出自这位日本作家之手
“帝都”北京、“魔都”上海……在当今的中文互联网上，这已是司空见惯的称呼。比起北京那名副其实的“帝都”称谓，上海被称为“魔都”倒是带上了几分语焉不详的奇幻色彩，以至于“魔都”的本义却与这个名词的发明人——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一起湮没在历史中。
二流作家
这位村松梢风（1889年-1961年），他出生在静冈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年曾在东京庆应义塾大学求学，但他将学生时代的大好光阴都耗费在纸醉金迷之中，家中的田产也被他变卖得所剩无几。“少壮不努力”的村松日后当过教员、记者，自己也曾办过杂志，直到28岁时仍籍籍无名。只是在1917年，他试着将处女座小说《琴姬物语》投寄到当时著名的《中央公论》杂志。这部实际上是以作者大学时代寻花问柳的亲身经历改编的作品，却意外地得到了总编辑的赏识，从而令其一举登上文坛，并以一位小说家的身份载入了史册。
村松梢风的代表作当属《残菊物语》，这是一部193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讲述的是明治时代歌舞伎役人尾上菊之助的故事。在小说里，女仆阿德陪伴菊之助四处漂泊，她半生含辛茹苦，看着他走向艺术的巅峰，为了让他回归演艺世家、追求更高的成就，又黯然离开。1939年，著名导演沟口健二将其搬上银幕，大获成功。《残菊物语》此后又两次被改编成电影，这无疑是对小说原著的一大肯定。
村松梢风既是一个写故事的好手，也是一位业余围棋高手。1926年，当时的日本围棋第一人本因坊秀哉名人（当时唯一的九段棋手）与宿敌雁金准一（七段）进行了一场决战，村松梢风受连载棋谱的《读卖新闻》邀请撰写“观战记”。他的生化妙笔加上棋盘上的龙争虎斗使得此一“杀棋之名局”夺尽读者眼球，《读卖新闻》的发行量居然因此暴涨三倍。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在同时期群星璀璨的日本文坛上，村松梢风的光芒自然无法与川端康成或是芥川龙之介这样的名家相垺，大约只能称得上是一位二流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只是止于通俗小说的层面。
在这方面，“一二八事变”之后，在时任日军驻上海参谋本部少佐的田中隆吉撺掇下，村松梢风写出了一本风行一时的畅销小说，《男装丽人》。这部小说以一个没落王朝出身的名为“满里子”这样一个女性为中心展开：她受过特务训练，16岁时返回中国，时而以舞女的姿态出现吸引了人们的注目；时而又接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命令，参与了破坏淞沪抗战的地下活动等等。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大小“事变”中，仿佛都有“满里子”的身影。
明眼人一看即知，所谓“满里子”的原型就是当时臭名昭著的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金璧辉）。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村松梢风后来直言不讳，为了写作这本小说他曾用两个月时间专门采访了川岛芳子。据说在此期间两人住在一个房间，“按照日本的生活方式来说，每天晚上两个人的被褥都是并排铺着就寝的”……这话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就不得而知了。尽管村松梢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再苍白无力地辩解，“（《男装丽人》）情节完全是空想的、内容是虚构的”，但他的这部小说还是在国民政府对汉奸的审判中成为坐实川岛芳子罪行的铁证——“日人村松所编《男装丽人》小说，为其具体说明”，“该书前部，详细叙述了被告在沪活动情形；后部，则为其在‘满洲国’建国前之功绩。”结果，罪有应得的川岛芳子“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自己的小说反成了故事原型人物的“催命符”，对此，作为小说家的村松梢风恐怕是不曾想到的。
沪上见闻
从创作《男装丽人》这点来看，村松梢风似乎完全不了解中国人民坚定的抗日意志，竟自甘堕落而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吹鼓手。事实的诡异之处在于，在当时的日本，村松梢风偏偏是以“支那（中国）通”闻名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说句老实话，我有点几近疯狂地喜欢支那（中国）。喜欢也有好几种，我是恋爱的那一种。支那（中国）是我的恋人”。
这是因为他来过中国。
说起来，少年时并不热衷汉学的村松梢风之所以会想到来华，是受到了另一位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影响。1921年3月22日，芥川龙之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的特派员，踏上了访华的旅程，于30日下午4点抵达上海，在中国开始历时三个多月的访问，这也是芥川人生中惟一的一次海外行。
芥川龙之介自幼爱读《唐诗选》等中国古典文学，汉学素养很深。但这次上海之行却令他产生了一种幻灭感。他所看到的上海并不是一个充满中国文化意味的地方，也不像外人所说的是一个近代化的都市；相反，是一个“粗鄙的西洋”。芥川回国后在报上陆续发表了《上海游记》等多种游记，许多人因而认识了作为“野蛮都市”的上海。
村松梢风就是其中之一。在日本文坛，村松梢风是被称为“用脚写”的一类作家，他经常需要各处走动去收集直接用于创作的素材。他不是那种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自谓“我的想象力还是仅限于身边几尺范围之内”。他需要“用脚”来扩展自己的想象力。因而，在读到《上海游记》之后，当时正陷于有种“走投无路”的创作窘困感的村松梢风，决定一访中国，去看看那“不是古典的现实”的古老国度，从中寻找写作的生活素材。他在1923年4月1日到达上海。
这次上海之行的一大收获是使得村松梢风成为首位与中国“新文学”的年轻作家们（郭沫若、田汉、郁达夫等人）有过交往的日本访华作家。其中，郭沫若的妻子（佐藤富子）来自日本这一点令村松梢风影响尤为深刻，“听说夫人是仙台人。来到我所敬重的外国人家里，而他的夫人却是自己的同胞，这使人有种奇迹般的感觉。总之，我沉浸在一种感动的气氛中，异常兴奋”。
但更重要是，就像村松梢风在几十年的《回忆中的上海》活灵活现地描绘的那样，这位初次来到上海的日本作家结识了浙江省定海（今舟山）出身的“青年绅士”朱福昌。他们是经由虹口日本人俱乐部的一个叫作山田的新闻记者介绍而认识的。初次见面就对对方的印象极好，产生了好感。之后村松几乎每个夜晚都被介绍去上海的欢乐街（红灯区），两人关系很快就变得很深。在朱福昌的引导下，村松梢风游遍了被分割成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的复杂的有着异国色彩的上海大都市。
沪上餐馆、妓院、茶馆、戏园，都是他喜欢涉足的地方。当时的福州路上有一家著名茶馆“青莲阁”，在村松梢风笔下，它足可以容纳几千人。这或许有所夸张，不过“青莲阁”的确堪称近代上海的一个象征，不仅因为它的规模，而是因为它的“杂揉”：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此交汇，是参与，也是旁观，是观众，更是舞台。有人就专门在青莲阁茶楼上泡上一壶清茶，临窗而坐，观赏妓女出局、马车飞驶。其实马车没有什么好看的，好看的是马车上的俊男靓女，“飞车拥丽”成为一景。至于闻名上海滩的“大世界”，在村松梢风看来，
则是“将什么都包容在一个地方，极其通俗，极富大众气味且又是大规模的，这里反映了全中国的传统，又体现了中国的众相世态，有美丽，有丑恶，有矛盾，这样的娱乐场便是大世界和新世界。说得准确一点，就是这儿是上海人（中国人）的生活体现，中国这一国家的缩影”。
“魔都”诞生
就这样，村松梢风被上海的纷杂、喧闹和异样所迷惑，“晕眩于它的华美，腐烂于它的淫荡，在放纵中失魂落魄，我彻底沉溺在所有这些恶魔般的生活中。于是，欢乐、惊奇、悲伤，我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激动”。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既闪耀着远东第一国际都会的夺目光彩，但处于帝国主义压制下，畸形的半殖民地悲惨景象也随处可见。这种对比鲜明、魔幻般的景象，让他感受到巨大的魅力。
此次上海之行，村松梢风在沪逗留了两个多月。返回日本后，村松梢风立即撰写了一篇近5万字的长文《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刊载在1923年8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其中写道，“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人们自由的生活。（上海）这里没有传统的束缚，也没有任何约束。人们做什么都很自由，只有任性的欲望在生动而又露骨地蠕动。”
第二年，村松梢风又将其余几篇记述上海的文字与《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合集出版。他将自己在上海感受到的复杂的意象，用自创的“魔都”一词来加以浓缩，用于新作的书名。在《魔都》的自序里，村松梢风写道，“上海……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实在不可思议的城市……是一个庞大的国际世界主义俱乐部。在这儿文明的光明闪烁辉煌同时，各种各样的秘密和罪恶如魔鬼样出现。极端自由、眩惑的华美生活，胸口堵得慌的淫荡的气氛，像地狱样的凄惨的底层生活……既是个天国，又是个地狱。我高高兴兴地跳进其中去了……”简而言之，在其看来，“魔都”的“魔”实际同时表示“摩登”的“摩”与“魔鬼”的“魔”。
在日本文坛当时的“上海物（以上海城市为主题的书的总称）”中，《魔都》一书最为出名。由于作者非常生动地描写了上海的魅力，所以从大正末年到昭和初期，日本作家中兴起里一股上海旅游热。也是伴随着《魔都》的出版，在许多日本人的心目中，上海就此成为了一座繁荣与罪恶并存的“魔都”。
大概村松梢风自己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自己创制的“魔都”一词竟会成为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大肆挞伐的对象——“上海究竟属于东洋，还是属于西洋”、“上海到底还是给人以‘魔都’的印象”……日本人在上海创刊的报纸《大陆新报》从1943年7月11日起开始举办以“归还租界与今后的上海”为题的系列研讨。最后一次讨论的题目就是“再建上海的觉悟——一扫‘魔都’的恶名”。这些座谈会和讨论会的目的自然是妄图通过日本的占领政策，一举消灭“英美化”了的“魔都上海”。当然，恐怕更令作者始料未及的是，在近一百年后的当今中国网络社会，由日本作家创始的“魔都”一词竟然成了“上海”的代名词，其使用频率早已远在日本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