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荣︱古希腊是如何对德意志施以暴政的
一、关于问题
1935年，五十岁的英国学者伊莉莎·玛丽安·巴特勒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平生最著名的作品：《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论希腊艺术与诗歌对德意志伟大作家的影响》（林国荣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以下简称《暴政》）。同年，这部英语世界里讨论从十八到二十世纪德国作家的“文学理论”书籍，在德国迅速被下令禁止翻译。自从1933年纳粹焚书事件之后，这种对外国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的禁毁在德国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考虑到一年之后，纳粹德国将举办体育运动史上最具争议的一次奥运会，而且拜电影史上最具争议的导演之一里芬斯塔尔所赐，我们在今天得以目睹此次奥运会上帝国运动员作为古希腊传人所展示的壮美身姿与健康体魄，这就说明了帝国的宣传部门并不糊涂，他们一眼就看出了《暴政》这本书在谈艺论文之际，包含着与此次奥运会完全相反的政治意图，因此将其果断查禁。
但我们不免好奇：第一，自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整个欧洲都在重新发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艺术、政治、哲学、历史，将古希腊顶礼膜拜的人比比皆是，阿尔卑斯山南麓的罗马故地此风尤胜，何以这位英国作者偏偏声称希腊在德国造成了暴政？她所说的暴政，其意义究竟是什么？
第二，回到《暴政》一书自身，这本看似“人畜无害”的文学理论书籍，究竟有何种力量，能令帝国在其甫一出版就下令禁毁？
第三，《暴政》出版至今已八十多年，单纯从文学理论或是美学角度看，此书虽仍不乏灼见，但谈不上重大学术价值，遑论前沿性了，那么现在将其翻译至华土，其意义何在？
二、关于暴政
在德国接受教育并毕生致力于德国文学研究的巴特勒，一定是预料到了什么，才会写这样一部颇显另类的十八至二十世纪德国艺术与诗歌史。在《暴政》一书的开篇，她写道：
“一般而言，都是诗人创造生活景观，但是德意志人却要向哲学家寻求灵感。确切地说，德意志诗人总是要在绝对真理的王国当中，才能展开对绝对之美的追寻历程。”（p6，概要）
这是全书的主题，也是读者把握全书的题眼。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巴特勒对德意志民族性的认识，而在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德意志民族具有“形而上学的冲动”，是“观念的奴仆”（P5，概要）。但是，巴特勒随后却指出了德国人对美的追求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希腊因素。换言之，德国人是把“希腊的思想、标准、文学形式、意象、视野和梦想”（p8，概要）作为绝对真理来摹仿，心甘情愿地向其臣服，这不仅意味着臣服美，还意味着臣服真；不仅意味着能够拥有日常审美的全部，还意味着获得人类最高级的理想追求。这就是“暴政”一语的基本内涵。
“暴政”的影响则在于，首先，正如巴特勒指出的，诗人的任务是“创造生活景观”，构建价值理想是哲人的任务。但在德国，从温克尔曼开始，诗人艺术家们妙笔生花也好，口吐莲花也罢，创造的并非基于日常经验的生活图景，而是摹仿被绝对化和理想化了的希腊精神，那么其后果犹如一个孩童刚刚学会走路，就要参加奥运会展现人类的健美体魄和伟大精神，必定是可笑而且危险的。
其次，巴特勒在《暴政》中梳理了十八至二十世纪的德国文学艺术巨匠的生平和主要观点，发现德国人所概括提炼、推崇备至、彻底臣服的希腊精神可能并不存在，或者说受到了扭曲，很大程度上是德国人的形而上学冲动塑造出来的，这就对纳粹德国所憧憬的古希腊图景给予了致命的抨击。
温克尔曼是这一德意志化希腊精神的“发现者”，我认为用“始作俑者”来概括可能更贴切。面对拉奥孔群雕，温克尔曼从中发现的不仅是个别雕塑的艺术魅力，还是希腊艺术的典型象征，更是人类所应追求的完美艺术法则。这一法则奠定了希腊对德意志暴政的基础，甚至还影响到了万里之遥的中国。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里将其翻译成了优美的中文：“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这句话如此著名，以致于很长时间内也成为中国人认识古希腊艺术精神的钥匙。在中国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在彼时粗俗而枯燥的德国文化世界里，这句话将会产生何等剧烈的影响，德国旧的艺术法则迅速被新的希腊精神代替，国王已死，国王万岁！
但巴特勒却不无讥讽的指出，首先，温克尔曼看到的拉奥孔群雕是石膏浇铸的仿制品，梵蒂冈的原件并不那么单纯和静穆，而是“每一部分都展现出动感”（p63，第二章）。也就是说，温克尔曼心中先有了一个想当然的希腊精神，只是通过拉奥孔来说，所以是仿制品还是原件也就不重要了。其次，对希腊顶礼膜拜，以精神希腊人自居的温克尔曼，却在希腊敞开大门欢迎他且川资充盈的情况下，不敢踏上希腊的土地，就好像害怕自己吹出的肥皂泡会破掉一样。再次，今天的我们早已知晓，古希腊的雕塑原本都是彩绘的，色彩鲜艳并不单纯，形态也并不总是静穆。当然，这些对温克尔曼来说并无意义，因为德意志所崇拜的希腊精神并不在希腊，而是在德意志人的精神世界里。
是他们不够聪明缺乏反思吗？肯定不是，他们恰恰是希望通过对希腊精神的臣服来推动德意志的进步，由艺术而文化、由文化而政治，从而让德国能够与意大利、法国、英国在精神领域并驾齐驱甚至超拔其上。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叶公好龙”这个众所周知的中国寓言。西汉的刘向在《新序》中讲述：
“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夫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拖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
这则寓言虽是讽刺，但叶公对“似龙而非龙”的追求却是严肃的，叶公所希冀的就是“写龙”而非真龙，同样，作为观念的拉奥孔也比梵蒂冈的原件更重要。
三、关于对暴政的反叛
从单纯静穆的古希腊到酒神超人的古希腊，个中的关键环节是尼采。但在巴特勒看来，从反抗温克尔曼的古希腊的角度看，海涅要比尼采更重要：“我最终给出的结论是，真正给温克尔曼的希腊理想以致命一击的人并非尼采，而是海涅。”（p10，概要）。
但即便是海涅，在反叛温克尔曼之余，仍笃信德国哲学将会带来自由的新时代，相信德国哲学的“内圣”会开出自由与必然的“外王”。海涅说：“我们这样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民族是必定从宗教改革开始，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从事于哲学，并且只有在哲学完成之后才能过渡到政治革命的。”（p337，论德国的宗教与哲学，《海涅选集》）从旧时代走向新时代，如果说法国走的是血与火的大革命，美国走的是独立战争，英国走的是小市民般的光荣革命，那么德国则是精神革命。但在这种精神革命中，温克尔曼的“单纯与静穆”也好，海涅的哲学革命也好，甚至尼采的超人精神也好，都没有如愿以偿的将德国推送到一个良好的新时代，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已经证明了这些。
四、致敬雅典娜
正如海涅谈论文艺的《论浪漫派》被普鲁士政府查禁，巴特勒的《暴政》也被纳粹政府禁止翻译，毕竟在《结论》里，她明目张胆的宣称：“德意志的民族英雄皆幻化为超人，其中许多人都赋有魔性并处在恶灵的掌控当中，成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先知和先驱。”（p462，结论）。
但即使没有这句话，《暴政》仍然不能摆脱被德国人禁毁的命运，因为通读全书后，我们能够在优美流畅的散文语言中清晰的辨识出作者的政治意图，横刀所向的是纳粹德国那粗陋浅薄不堪佩戴的古希腊面具。正如Thomas Meaney所说：“希特勒所能想到的关于希腊的全部，无非就是多立克的柱式和斯巴达的体魄，这也是他期盼德意志民族能够达到的形式。”（“Half-Finished People”，伦敦书评，Vol.34 No.19·11 October 2012）因此，这本谈文论艺的书之所以被禁，正是对纳粹德国的美学精神予以釜底抽薪，指出纳粹顶礼膜拜的希腊是扭曲而拙劣的。里芬斯塔尔的纪录片在技巧上和美学形式上再精美，也无法改变其希腊精神内在虚假的实质。
Thomas Meaney指出，《暴政》一书建立在两位前人的著作之上，其中之一就是海涅的《论德国哲学和宗教的历史》（“Half-Finished People”）。海涅在纳粹德国的境遇预示着更猛烈的暴风雨的来临。《暴政》的出版不仅挑战了纳粹德国，而且也在向二战之前犹如鸵鸟般沉睡的欧洲进行提醒：战争就要来临了。在我初次打开《暴政》的时候，简直要怀疑处处是微言大义。譬如，巴特勒为什么要“致帕拉斯·雅典娜”？而不是阿波罗、狄俄尼索斯，或是别的什么神祗？于是又想起了海涅，在《论德国哲学和宗教的历史》的最后一段，在预言德国将在完成哲学革命后迸发出强大的行动力量时，海涅提醒法国人要时刻做好战争的准备：
“你们在那些摆着琼浆玉液、珍馐美味的席前尽情欢宴的裸体的神仙和仙女中间，会看到一个女神，这个女神尽管处身于那样一种欢乐和安逸的气氛中，却始终身披铠甲，头戴战盔，手里拿着矛枪。那就是智慧的女神。”（p341，《海涅选集》）
面对，唯有身兼智慧与战争的女神雅典娜才能自救，这便是巴特勒将《暴政》题献给雅典娜的原因。
五、在中国
不管怎么说，纳粹德国毕竟已经远去了，在今天将这本书翻译至中国，是否同样有一些微言大义呢？
不妨先听海涅讲过的一个故事：一个英国发明家制造了世界上最精妙的机器人，但却无法给它一个灵魂。机器人日日折磨着发明家，希望得到一个灵魂，不堪折磨的发明家逃走了。可无论他逃到哪里，机器人始终跟着他，向他索求灵魂。海涅说：
“如果我们创造的肉体向我们要求灵魂，这是可怕的。然而如果我们创造了一个灵魂，而它竟向我们要求肉体，并以这种要求折磨我们的话，那就更为令人生厌、令人恐怖和令人战栗了。我们想出来的思想就是这样一个灵魂，一直到我们给他一个肉体，一直到我们把它促成感性的现象为止，它是不会让我们安静的。”（p291，《海涅选集》）
这则有趣的故事展现了英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前者太过“唯物主义”，后者太过“唯心主义”。或者说，是经验优先还是观念优先？
《暴政》的译者林国荣先生写了一篇意味深长的附论作为后记，检讨了古希腊时期哲学与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割裂与对峙”（p483，附论），重点分析了苏格拉底一派以照料灵魂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优越性对渴望哲学教育的年轻人进行召唤，但牺牲了“常识和人类生活的复杂性”（p491，附论），反而导致了这些年轻人丧失了政治意识、历史意识，不再懂得使用民主的技能，最终导致了雅典的覆灭。而这与《暴政》描述的德意志图景极为相似：因为臣服于形而上的希腊精神，德国的诗人和艺术家只知道向德国民众描绘高远苍茫的高贵理想，却没有承担起通过文艺向大众传授常识、教导生活经验的任务，这导致了德意志民族在走向现代的路途上缺乏实际常识与经验，对高贵理想的执著最终通往了悲剧道路。
其中有些话听起来很耳熟。2000年以来，中国的思想界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潮，在思想上，以施特劳斯对古希腊经典的注疏著作的引介为开端，渐及施特劳斯的朋友弟子著作的翻译，又间接推动了如大陆新儒家的进一步活跃；在学术上，以施特劳斯解经风格为典型的西方古典学（而非以往以语言学、文献学为典型的西方古典学术）成为显学，间接推动了中国古典学术在今文经学、经学史方面的日渐繁荣；在现实中，上述思潮一定程度上对现实问题进行了关切和干涉。
于是，我猜测一定会有读者产生联想：与那些错误摹仿了古希腊艺术的德意志人相比，今天的中国人是否也在错误摹仿古希腊的哲学？这些面容模糊的古希腊圣哲，是否在遥远东土的礼乐废墟上进行着新的暴政？是否也会像海涅所说的那样，先有了灵魂再去渴求肉体，从而会产生令人恐怖和战栗的现实后果?
再次回到海涅的故事，并考虑到巴特勒作为英国人的身份，我们同样感到不陌生的是，与上述思潮几乎同时，有一股与之相反的思潮也在涌动，在学术上他们有的推崇剑桥学派，有的奉英国保守主义特别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为圭臬，都主张英国的经验主义；在政治思想上则推崇英国的政治传统；在现实中，则将2000年以来逐渐失去理论感召力的部分自由主义者、“公知”或隐或显纳入了自己阵营。
所以，《暴政》在此时此刻被翻译成中文，可以视为上述英国经验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进取。一个英国人就古希腊对德意志的暴政进行了“起诉”，《暴政》就是“起诉书”，其中译本也就可以看作是中国的经验主义者，就古希腊对中国的暴政进行了“起诉”——当然还远达不到审判的高度和水准。
这不仅仅是思想的交锋，更具有政治的内涵。因为二者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形式，往极端了说，柏拉图所描绘的理想国与英国小店主们组成的公司，二者之间有着不可通约的差异。
当然，我无意对上述两个思潮进行学案式的人物梳理，更无资格进行观点上的褒贬或是分出品位上的高低。事实上，上述两类书籍我皆常备案头，我唯一发愁的是何时能读完。《暴政》一书就耗时良久，但不是因为其文字晦涩难懂，而是因为其散文式的语言和旁征博引的风格，与现在常见的术语规范的论文和专著完全不同，毕竟这是一部1930年代写成的书啊。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豆瓣友邻SALT、余一泓、夜中及其他好友帮助，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