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文学院教授周勋初先生90寿辰，徐俊谈交往点滴

【编者按】

4月15日，周勋初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先生九秩华诞庆祝活动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举行。

周勋初出生于1929年4月11日。现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中国《文选》学会顾问，《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

周勋初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分配至国务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7年考回南京大学中文系当副博士研究生，1959年肄业，改任助教。1961年升为讲师，1980年升为副教授，1984年国家教委特批为教授，1986年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84年至1987年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

主要著作有《高适年谱》《韩非子札记》《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九歌新考》《唐语林校证》《文史探微》《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唐人笔记小说考索》《诗仙李白之谜》《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李白评传》等等。

下文为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在此次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刊发。

尊敬的周先生，各位师长、学友：

感谢文学院的邀请，让我能够参加今天为周勋初先生九十诞辰举行的学术研讨会，能够现场向周先生表示我自己和我所在的中华书局同人的敬意与祝福，祝周先生生日快乐，学术常青，福寿绵长！

我本人是中文系的学生，1979—1983年在中文系读书，遗憾的是没有听过周先生的课。我们79级的中国文学史课由郭维森、周一展、吴新雷、王立兴老师上，选修课我上过郭维森老师的《楚辞》、吴新雷老师的《红楼梦》、徐家婷老师的古文字、许永璋先生的杜诗，也没有上过周先生的选修课。据说下一年级文学史魏晋隋唐就是周先生上了。真是非常遗憾。

毕业以后因为工作的缘故才与周先生有所接触，也很少，但周先生的著作出版，每次都签名后寄赠给我，偶尔也给我信，都是公务。在这些有限的接触中，我每每都能感受到周先生对中华书局的支持和信任。周先生接受中华约稿完成的《唐语林校证》，是周先生古籍整理代表著作，在“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也是一部独特的作品，是丛刊中深度整理本的代表作。《唐语林》编辑出版在八十年代，我没有经历其事。后来《唐语林》修订再版，当时我分管历史室，周先生对修订本所花的功夫，包括对辑佚部分进行了增补，重写了前言和附录《援据原书提要》，以及与编辑部的沟通交流，我都略有所知。修订本出版后，周先生很满意，也更便于学术界使用，至今已经印到6次。十年前，我们开始“二十四史”修订工作，我到南大拜访周先生，最终《新唐书》修订由中文系武秀成老师承担，也是周先生力荐，对我们的工作给与了很大的支持。承文学院和莫砺锋老师信任，将周先生80寿辰、90寿辰两本祝寿文集都交由中华出版，让我们有略尽绵薄的机会。

周先生的学术，我没有能力评说，只能从读过的周先生著作获得的粗浅认识谈一点印象。周先生的学术给我最鲜明的印象，是学科跨度特别大，文史兼治，文学史（诗文、笔记小说、文学批评）、文献学、诸子、学术史，都有专精的研究成果。我最早读过的是《高适年谱》，我觉得，在八十年代初，这本书与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一样，都是开风气的著作。后来周先生寄给我《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九十年代初，当时我做敦煌文献整理，刚入门，涉及到一些近现代学术史的内容，认真读过周先生这本书，对近代学术有了更多的理解。再一个鲜明的印象是对文献和文献学的重视。周先生可以说是他同辈、同级别学者中，做文献整理最多也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早年做《韩非子》，做高适，后来做《唐语林》，扩展到做笔记小说，都是典型。后来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册府元龟》校订本，更是影响特别大的文献整理工程。我认真读过并从中获益的是周先生的两篇长文：一篇是九十年代初《唐诗大辞典》附录的《唐诗文献综述》，与中华出版的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三位先生合编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的前言，我认为是两篇关于唐代文史基本文献最精要的指导读物。另一篇是《叙全唐诗整理经过》，1980年发表在中华的《文史》第八辑，《文史》现在已经出到122辑了，在《文史》前十辑发表论文，如今还活跃在学术界的人，恐怕已经少之又少了。周先生自述这是在故宫半个月看书的结果，对胡震亨《唐音统签》、季振宜《全唐诗》稿本做了全面精准的研究。八十年代初，我们曾一度与故宫图书馆合作准备影印《唐音统签》，到故宫仔细调查过版本，从周先生长文获益最多。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我有一次机会单独听周先生作过一次长谈，而且是一次正式的录像访谈。2011年下半年，我们开始筹备中华书局百年局庆，请央视帮忙采访了十几位学者。2011年9月23日上午，我带着摄像师，到二号新村周先生家，在书房作了一个小时的录像访谈。这个访谈后来经过剪辑放在了中华书局官网上，现在还能看到。但实际录制比发布的要长很多。我上周调出当时的整理文本看过，周先生的采访整理稿分三大块：一，我与中华书局的渊源；二，做古籍整理也要重视选题；三，中华书局要出精品。七年过去了，周先生讲的，对现在，对我们，仍有非常重要的针对性。

周先生回忆在上海读高中，到福州路、河南路上的中华、商务买书。谈到那个时代中华与商务的竞争，互不相让。商务出一套《万有文库》，中华就出一套《知识丛书》；商务出《四部丛刊》，中华出《四部备要》；商务出《辞源》，中华出《辞海》。《辞海》销路更大，《四部备要》以实用取胜，聚珍仿宋体非常漂亮。这主要是说老中华对他的影响。对八十年代之后与中华的亲身交往，周先生充分肯定《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点校本的价值和作用，说“这个与金灿然、赵守俨这批人有关系，这批人跟中国传统文化渊源是比较深厚的”。因为金灿然在延安时期就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班子的成员，建国后又与范老工作密切，周先生因此还说到一个与我们中文系老辈相关的话题。周先生说：汪辟疆先生跟他讲，汪先生的启蒙老师，就是范文澜的爸爸，那个时候汪先生的爸爸在河南新安县做县太爷，与范文澜的爸爸在一起做官，所以就请他做启蒙老师。而范文澜先生又是黄季刚先生的大弟子。

周先生这次的访谈，我觉得有一点值得在此一说，就是古籍整理要出精品。

周先生说：做古籍整理，从古籍研究来讲，是个选题问题。题目要选得好。不要抢大路货，要有远景规划。周先生谈到自己主编的两部大书，说：“我觉得我最满意的事情，就是《唐钞文选集注》和《册府元龟》。……中国人过去讲，要才、学、识，这个识很重要。我觉得我挑这两本书，在识上面还有些好处。”这与周先生在其他场合讲的要做第一流的学问，是一个意思。前几年古籍小组办公室组织评选“首届古籍整理优秀推荐图书”，范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全国出版的原创古籍整理图书，共91种（含丛书），《唐语林校证》、《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册府元龟》校订本三种均在其列，可见一斑。

周先生对当下的古籍整理出版和中华书局寄予了厚望，周先生说：研究哪一个学科，真正要弄到最高端，一定要靠精品，太烂的东西还是少沾手，沾手以后，把自己的品牌搞坏掉了。含金量的东西还是重要的。比如你们这次获国家奖的《天圣令》，海内孤本，研究起来里面的容量大得不得了，非常重要。这是品味的问题，不一定赚多少钱。中华在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发展到现在这个局面，可能跟过去不一样了。商品经济越来越厉害，但不管怎么样，竞争到什么程度，百年老店，品牌还是重要的。这属于制高点，控制了这个制高点，别人没办法跟你比。

周先生最后说：“要提高门槛，现在的学术风气，出了校门的我不管，但出了校门的我也要跟大家讲讲，不要半政界、半学界，现在这种多得不得了。”我不是周先生的及门弟子，但当时听到和现在重温，都有当头棒喝的感觉。

周先生谈到学术风气，我想，学术本身有两个层面，一是学术的专精深入，一是学术的格局气象。学术的传承同样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学业，一个是学风。概括的不一定准确。我想我们南大文学院、两古学科，近几十年来，在程千帆先生、周勋初先生带领下，不但学术专精，也气象日新，学术界有目共睹。这与老一辈和年轻一代之间优良学风的传递接续有极大的关系。为此我想到现在网络上很流行的两个词，一个来自心理学术语——赋能，一个来自佛教术语——加持，笼统而言，都是赋予或给与更多新的能量的意思。现在我要借用这两个词，衷心祝愿周先生和所有前辈健康长寿，给与未来，给与我们，更多而且更久的“赋能”与“加持”！

最后，祝母校文学院越办越好，祝在座的老师、学友生活幸福，学术日进！祝尊敬的周先生生日快乐！乐享期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