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会址”日记｜红色故事·中共一大会议召集人李达

【编者按】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连日来，全国各地前往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的党员群众络绎不绝，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他们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澎湃新闻推出“一大会址”日记，派出记者常驻中共一大会址，近距离观察、感受、记录会址每天的新闻，讲述一大的红色故事，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被赞誉为“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大师”，我国“理论界的鲁迅”。在中共创建过程中，他集宣传、联络、组织、筹备于一身，是中共一大的总召集人。

1890年10月2日，李达出生于湖南零陵（今永州）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字永锡，号鹤鸣。1905年，15岁的李达考取了当地一所颇有名气的学堂——永州中学（今永州一中）。1909年李达中学毕业，在父亲的支持下考入了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今北京师范大学）。1913年，李达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留日官费生。一年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得李达等留学日本的官费取消了。而此时，李达又染上了肺病，不得不于1914年辍学回国。三年后，李达再次返回日本，进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探矿冶金，并立志“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可是，国内腐败的军阀势力与日本政府相勾结，大肆出卖国家的主权。为了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的觉悟，1918年5月，李达作为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主要成员回到北京，同爱国学生一道举行反日游行示威活动。不久，李达再次返回日本。这次他放弃了原来的理科专业，专门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李达以极大的热情，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陈独秀与新思想》、《女子解放论》等文章，并翻译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等。

1920年8月，李达抱着“回国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离开日本回到上海。在陈独秀的邀请下，李达参与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筹备工作，并参与编辑《新青年》，创办《共产党》月刊。年底，陈独秀去广州，后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李汉俊在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发生了争论。陈独秀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而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两人通过信件往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李达为了防止因争论而发生分裂，竭力在二人之间劝说。后来，尽管李汉俊答应休战，但怎么也想不通，不愿再当代理书记，还把党的名册和文件统统交给李达，非要让他做代理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李达只好勉为其难，担负起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的职务。

正当李达等在为早期党组织的事业忙碌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南陈北李”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利用书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考虑到各地代表来上海路途遥远，经费困难，还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位代表寄出100元路费。

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会务工作都是由李达负责的。开会前夕，李达为选择会场伤透脑筋。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想到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在外地，贝勒路树德里李公馆可以借用开会。于是她和李达将这一想法告诉了李汉俊，李汉俊也正有此考虑。鉴于王会悟对上海比较熟悉，李达将与会代表的住宿问题也交由王会悟负责。王会悟考虑到离李公馆不远的博文女校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地较为便利，而且正值暑假，师生均已离校。于是她便找到了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黄绍兰是湖北省蕲春县人，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投笔从戎，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1916年春，在黄炎培等教育界知名人士支持下创办了博文女校，并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1919年，王会悟经上海学联介绍，由徐宗汉安排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黄绍兰在听闻“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女校住宿时，一口答应下来。因为人数不多，就只租了女校楼上的3间房。王会悟还买了几张芦席，以方便与会代表打地铺用。在李达夫妇的精心安排下，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包惠僧、刘仁静和周佛海9名与会代表住在博文女校。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开幕，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介绍了自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7月25日、26日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草案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讨论。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时，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会场后匆忙离去。具有丰富地下斗争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包打听”，建议会议马上终止。代表们迅速离开会场，仅留下陈公博和李汉俊。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将会场包围并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当晚12时过后，部分代表集聚到李达的住处，商讨如何继续开会。王会悟提议到浙江嘉兴南湖续会，这一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认可。嘉兴是王会悟曾经读书的地方，对那里十分熟悉。于是，代表们分批转移到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南湖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的中央局。李达是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曾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推选负责宣传工作；张国焘因主持召开中共一大，是五四运动中站在前台的重要人物之一，擅长社会活动，被推选负责组织工作；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当时有着很高的声望，因此被推举为中央局书记。

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成立后，中央局依据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领导各地党组织迅速开展各项工作。李达作为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充分发挥特长，参与创办了我党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主持建立了我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并主编《新时代》杂志，是中共早期著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1923年李达因与陈独秀就国共合作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以及“被加上了研究系的头衔”等问题而离开了党组织。此后，他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1949年12月，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和李维汉以及张庆孚等人作历史证明人，党中央批准李达重新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原题为《中共一大会议召集人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