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罗译象|法国铁路工人罢工:95年反“朱佩计划”的重演?

宋迈克、杜卿、范郑杰 编译
2018-04-09 16:31
来源:澎湃新闻

2018年3月22日,为抗议政府的公务员改革和国家铁路公司(SNCF)改革计划,法国公务员及铁路工人走上街头示威,全国共有32万(内政部数字)到50万(工会数字)人参加游行。同时,国家铁路公司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员工在这一天响应了几大工会的罢工号召,仅有40%的高速列车(TGV)、50%的大区列车(TER)和25%的城际列车(Intercités)保持运营。而铁路工人的抗议还将在今后三个月里以每五天罢工两天的方式持续进行。

国家铁路公司的罢工日期

这次抗议的对象是马克龙政府的公务员改革和国家铁路公司改革计划。在前者中,政府希望通过自愿离职等方案,在几年内削减12万公务员岗位;大量使用合同工;更多引入绩效工资。而在后者中,国家铁路公司的性质将由“公共机构”转为国家控股的有限公司,新聘员工将不再获得“铁路员工身份”(statut des cheminots)。

在铁路工人之外,其他一些行业的抗议也发出了声响:大学生工会组织的反对增强大学选拔性改革的抗议在几所学校中已经发展到罢课、占领校园的程度、法航员工要求涨薪的罢工还在进行、医院、能源、清洁等行业也有罢工……目前,法国政府不为所动,表示不会改变改革计划。对于这次铁路工人的罢工,近期的民调显示仍有过半民意持反对态度。但眼下的抗议运动将如何发展、能否进一步扩大影响,不同行业、不同诉求的抗议者能否合力发声,实现一些工会力量与左翼政治人物希望的“斗争汇合”(convergence des luttes),恐怕是决定未来政策走向的关键。

面对自由化的政策计划,铁路工人大规模罢工、公务员大面积上街的情景,让法国人回忆起20多年前的场景:1995年,法国政府提出了包括社会保险制度(Sécurité sociale)改革、养老金体制改革等在内的一系列改革计划,这些被以当时总理阿兰·朱佩(Alain Juppé)命名的“朱佩计划”遇到了从公务员到私营企业员工的强力反弹,几大工会发动的罢工在当年11月底到12月中旬的近一个月时间内给法国许多行业带来了重大影响,而12月12日的大游行更是在全法国召集了约200万人参加。面对这一196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撤回了养老金体制改革等措施,但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计划得以保留。

1995年反对“朱佩计划”的大型示威

在这场规模庞大的社会运动中,从总工会(CGT)到工人力量(FO)到团结工盟(SUD)的法国各大工会都发挥了全部的动员能力,而只有改良派传统的法国劳工民主联盟(CFDT)没有选择加入抗争。而法国知识界也陷入了分裂:社会学巨擘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为首的一些知识分子发布声明,支持抗争;而另一群围绕在《精神》(Esprit)杂志周围、同样是威望很高的知识分子则站在了法国劳工民主联盟一边,选择了改良派立场。两派之间的裂痕至今仍在影响法国知识界。

为回顾1995年社会运动的历史并与当下情况对照,法国《世界报》(Le Monde)刊登了布迪厄1995年在罢工者中的发言。布迪厄表达了对抗议者的坚定声援,他高声谴责“国家权贵”(Noblesse d'État)对公共服务的破坏,强力批评“技术官僚统治”(technocratie)与“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所宣讲的历史必然性”,号召知识分子以更“有组织的、持续的”方式投入社会运动,并努力重构“一套对人、对人面临的真实境况更加尊重的知识体系”。

《世界报》同时刊登了当年便立场相对的两位知识分子对当下抗议的评论:历史学家臧加里尼-富尔奈勒(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回忆了1995年的社会运动中工会力量和知识分子内部发生的分裂,认为这种分裂体现的是“由市场开放与生产体系转型所决定的经济逻辑”和“扎根于历史中、体现在员工身上的社会逻辑”之间的对立。她认为,今天的罢工行动“又让这段回忆重现”,各方诉求汇合成一股强大社会运动的可能不能排除。而哲学家罗曼(Joël Roman)则认为,如今的情形已经与1995年大不相同,政治格局的重组、社会利益的分化都使得“运动派”左翼“带着阴谋论的口吻谴责一个幻想出的新自由主义”的说辞失去了市场。马克龙政府虽然也面临重重挑战,但仍握有主动权,而这部分左翼所幻想的“斗争汇合”不可能实现。

皮埃尔·布迪厄在罢工者中的发言(1995年12月12日

我来到这里,是想表达我们对三个星期以来所有斗争者的支持。这一斗争是为了反对对一个文明的摧毁,这一文明与公共服务之存在相关联,与共和国的权利平等原则之存在相关联。这些权利包括教育权、健康权、文化权、科研权、艺术权,以及最重要的——劳动权。我来到这里,是想说我们理解这场深刻的运动,理解运动中同时表达出的绝望与希望。一位哲学家在12月10日的《星期天日报》上称,他惊异地发现了“在对世界的理性理解”——他明确地说道,朱佩就是这种理性理解的化身——“与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之间的鸿沟”。我们也感到了这道鸿沟,我们并不理解——或者说,我们简直太理解——像这位哲学家一样不理解它的人。

这种开明“精英”的深谋远虑与人民或是人民代表的鼠目寸光之间的对比是反动思潮的典型,存在于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里;但如今,它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国家权贵坚信他们的合法性是从文凭、从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权威中来的。对这些新一代获得神授君权的执政者来说,执政者、部长、雇主或是“专家”们身上不仅有理性、现代性,还有运动、变革;而在人民、工会和批判知识分子身上的,则是无理、过时、惰性和保守。

皮埃尔·布迪厄

一次历史性的机遇

当朱佩高喊“我想要法国成为一个严肃的国家和一个幸福的国家”时,他表达的就是这种对技术官僚统治的确信。他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想要那些严肃的人——也就是精英、国家行政学校毕业生、那些了解人民的福祉是什么的人——能够为人民造福祉,即使这并非人民的要求,与人民自己的意愿相违背。而人民被自己的渴望——那位哲学家所说的那种渴望——所蒙蔽,并不清楚自己的福祉是什么,特别是被像朱佩先生这样比他们自己更了解自己福祉何在的人统治的福祉。”技术官僚们就是这么想的,他们就是这么领会民主的。我们理解他们为什么不理解人民会上街反对他们,他们宣称以人民的名义统治,而人民竟如此忘恩负义!

这些国家权贵们鼓吹让国家衰亡、让市场和消费者——公民的商业替代品——来彻底统治,他们攫取了国家。他们把公共财产变成了私人财产,把公共事物、把共和国变成了他们自己的事物。如今我们面对的,就是要把民主重新从技术官僚统治的手中夺回。必须终结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专家”的暴政,它们把新利维坦——“金融市场”——的判决不容置喙地强加在人民身上,它们不打算谈判,只会“解释”。必须打破对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所宣讲的历史必然性的新信念;必须发明集体政治工作的新形式,要能够认识到各种必要性,特别是经济上的必要性。这是如今那些专家们的任务,但我们的目标是与他们斗争,必要时压制他们。

如今的危机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对法国来说是这样,对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拒绝“自由主义或野蛮”这条新出路的人来说可能也是这样。

铁路工人、邮递员、教师、公务员、大学生以及其他许多主动或被动投入这场运动中的人通过示威、通过宣言、通过他们引发的、媒体试图遮掩但未能遮掩的无数思考,提出了一些相当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太重要了,不能交给那些自负而又无能的技术官僚:对于医疗、教育、交通等等这些公共服务的未来,如何将开明和理性的定夺权交还给它们的第一当事人——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并与欧洲其他国家中面临同样威胁的人建立起联系?

如何重塑共和国的学校,拒绝在高等教育中逐步形成的“双速教育”?大学校(grande école)和普通院校之间的对立就是这种双速教育的象征。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医疗或交通领域。如何与所有公共服务的工作人员都在经受的不稳定化(précarisation)做斗争?这种趋势在文化传播企业(广播、电视及报纸)甚至在教育领域都形成了审查效应,带来了极为有害的依赖和服从关系。

重塑公共服务

在重塑公共服务的工作中,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学者的角色至关重要。首先,他们可以帮助打破技术官僚统治的正统理念在传播途径上的垄断。他们也可以以有组织的、持续的而非只是危机情况下临时见面的形式,投入到那些能够有效引导社会未来的组织特别是工会之中;他们可以在那些被媒体-政治正统禁止提及的重大问题上展开严谨的分析和创造性的建议。这些问题包括:世界经济场域的统一及新全球分工的经济社会后果、让大量政治倡议因之而夭折的所谓金融市场铁律、教育与文化在信息资本已成为最关键生产力之一的经济体中的功能……

这一纲领可能看起来很抽象,停留在纯理论层面。但我们可以在摒弃威权的技术官僚主义的同时不陷入民粹主义之中。过去的社会运动太经常地陷入其中,而这正中技术官僚下怀。

我可能表达得不好,我向被我震惊到或是感到无聊的人道歉。总之,我想表达的就是对如今为改变社会而奋斗的人们的真正声援。我认为,要想有效地与国家和全球的技术官僚统治展开斗争,就只能在它们所钟爱的领地上与之针锋相对——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领地。针对它们所使用的抽象和残缺的知识体系,我们要提出一套对人、对人面临的真实境况更加尊重的知识体系。

“1995年铁路工人罢工的记忆重现”

里昂第一大学当代史教授米歇尔·臧加里尼-富尔奈勒是《克利俄——女性、性别、历史》杂志(CLIO, Femmes, Genre, Histoire)的主编,1995年时,她是反对“朱佩计划”的宣言的签署人之一。在《世界报》的评论文章里,她回顾道:里昂火车站,1995年12月12日:聚集了数十万人的大游行结束时,皮埃尔·布迪厄发表了演讲。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一演讲属于“知识分子的抵抗武器”。这里的知识分子,指的是布迪厄想要扮演的“集体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collectif),与萨特式的介入型知识分子或米歇尔·福柯提出的特殊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spécifique)不尽相同。

1995年11月24日至12月16日,在1968年(五月风暴)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法国经历了一场规模甚大的社会冲突。它针对的是总理阿兰·朱佩于11月15日发布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及退休制度的改革计划,它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几个特别退休金账户(国家铁路公司、巴黎大众运输公司、法国邮政等)这一富有争议的问题。正是这一点引发了公有机构员工的激烈反应,其中,铁路员工首当其冲。计划中的改革瞄准的,正是他们的特殊退休制度。

这个问题导致了工会运动的分裂:一方是由妮科尔·诺塔(Nicole Notat)领导的法国劳工民主联盟,他们支持改革;另一方是总工会与工人力量,他们维护现有的社会保险和退休制度。这场社会运动规模庞大,获得了民意支持,显出法国人对这套诞生于二战解放时期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钟爱。在法国全境,有数十万人参与罢工,两百万人参与游行,动员规模可谓巨大。无论在各地区的中心城市还是在中型城市,这场社会运动都有多路游行队伍共同参与。

臧加里尼-富尔奈勒写道,1995年11至12月,两种逻辑在互相较量:由市场开放与生产体系转型所决定的经济逻辑,以及扎根于历史中、体现在员工身上的社会逻辑。知识分子群体分裂了:一边是《精神》杂志、保罗·利科(Paul Ricœur)、圣西门基金(Fondation Saint-Simon)与法国劳工民主联盟的领导层,他们支持改革;另一边则是布迪厄发起号召,支持罢工。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马克龙的哲学导师

作为民族国家的核心架构,公共服务被视为是抵御全球化与经济自由主义的破坏性效果的唯一壁垒。1995年的示威者们呼唤共和国,就是在呼唤对福利国家模式的一种想象、一种已经成为历史的局部认知。

1995年12月15日,在三周的罢工之后,铁路员工决定复工,而复工的依据是社团主义式的:国家铁路公司的退休金账户和社会保险账户得以保留,而国家和国家铁路公司联合计划(译者注:contrat de plan Etat-SNCF,计划停运大量亏损线路)也被取消。而社会保险改革则在12月底通过法令(ordonnance)的方式得以完成。阿兰·朱佩撤回了他的福利国家改革方案,这次投降让政府的支持率下降,而这最终体现在1997年的选举中。

1996年1月9日可被视作运动结束的日子。这一天,马赛有轨列车员工的运动获得了标志性的胜利:罢工者为年轻的、新加入公司的员工争取到了同等的身份。

如今,这一范例值得思索。1995年时,平时在维护轨道时使用的红色火炬照亮了的铁路员工大罢工,它被镌刻在人们的记忆中。如今,国家铁路公司的运动又让这段回忆重现。今天的运动能否将其他诉求——比如医院和老年人看护机构(Ehpad)员工们的诉求——凝聚在一起呢?

“各种不满的叠加并不构成一场‘社会运动’”

哲学家约埃勒·罗曼是《精神》杂志编委会成员,他是当年支持法国劳工民主联盟立场的宣言《支持深度改革社会保险体制》(Pour une réforme de fond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的作者之一。在《世界报》文章中,他认为,1995年的大罢工再现的可能性很小。

罗曼写道,在集体记忆中,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此次罢工很容易使人想起1995年秋季的大罢工。那次大罢工使法国陷入瘫痪长达一个多月,并把所有受阻而无法上班的人都以“不在场罢工”(grève par procuration)的名义算进了运动之中。

回顾一下当时的背景:时任总理的阿兰·朱佩提出了一项社会保险体系的改革计划,并辅以其他的一些措施,包括使民意火上浇油的铁路工人养老金改革计划。经过一个月的激烈冲突,政府放弃了铁路工人的养老金改革,而社会保险体系改革则获得通过。

这场冲突后,一道深刻的裂痕一直留在左翼中:一派是改良派,他们首先顾虑的是要重建一个能适应当代挑战的福利国家;另一派是“运动派”,他们迫不及待地欢迎所有社会抗争,将其视作一个广泛的集体斗争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的,这一派的特征就是拒绝一切的工会主义和“教授极左”(gauchisme de la chaire)的联盟,前者的各路代表包括总工会、团结工盟,工人力量也时常在其中;而后者则充当了许多学者的政治指南。

左翼这两派的对峙会在3月22日重新上演吗?罗曼认为,不太可能。从当时到现在,两派争论中的诸多因素以及力量对比都已发生改变。运动派左翼从未能将社会抗争转化为政治主张,2017年4月,“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的失败就是明证。而改良派左翼也难以在当权者的倡议中看到他们所呼吁的宏大改革蓝图,当权者似乎认为在团结、社会公正和现代化的效率追求之间的调和难以实现。

“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

此外,工会的情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人力量明确地放弃了拒绝一切的战线,而在过去十多年中他们一直是这条战线的推动者之一;而法国劳工民主联盟则表现出许多不耐烦的迹象,因为政府总是顽固地忽视他们的友好示意。

马克龙希望代表的改良派左翼和改良派右翼的联盟遇到了他的政纲中并未预见到的障碍,这些障碍揭示了一些深刻的矛盾,划出了全新的分界线:一边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捍卫者,他们在从接纳移民、对犯罪行为的刑事惩罚到对待文化多样性等等这些如此广泛的问题上都更愿意信任社会力量而非国家行动;而在同样的议题上,另一些人则认为,民调显示的汹涌民意要求他们以威权的方式进行回应、毫无保留地信奉国家机器的威严。但这些并不是我们所习惯的政治分野,那著名的斗争汇合的到来可能还要等很久。

社会不满和普遍恐惧的叠加并不能构成一场“社会运动”:被国家铁路公司的运转紊乱而激怒的郊区居民不再会感到自己与铁路工人身份相连;担心自己未来的高中生再也不想要一个通过失败来选拔的制度,他们不会再不满地高喊“拒绝选拔”;而许多退休人员也认为自己为国家贡献更多是有道理的。

在任何场合都带着阴谋论的口吻谴责一个幻想出的新自由主义,这套说辞已经不再有市场。政府的轻松日子可能已经到头,但“不屈法国”也是一样。而当前,拥有主动权的还是政府,就看它想采取怎样的政治方向了。

(本文译者及校对均为欧洲时政观察平台“欧罗万象”成员,微信号:EuroScope。“欧罗译象”是“欧罗万象”和澎湃新闻合作的编译专栏,旨在向中文世界译介关于欧洲的热点评论和冷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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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