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专稿｜蒋经国为何解散台湾对大陆的“反统战”组织

【编者按】吴建国先生1950年生于台湾高雄，197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数学系，1978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材料科学博士学位。1980年返回台湾工作，历任台湾中山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任、材料科学研究所所长、高雄应用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名誉院长、台湾文化人上海联谊会会长等职。现任台北市政府市政顾问。著有《向前看中国》《来自柏城》《做真正的我》等书。

吴建国先生是台湾资深高科技和高等职业教育专家，与国民党多位高层人士私交甚笃，撰写的《破局——解密蒋经国晚年被迫开放的内幕》一书即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世纪》杂志特邀请其撰写台湾政坛风云系列文章，解读不为人知的台湾政坛秘闻真相。本期刊发《蒋经国为何解散台湾对大陆的“反统战”组织》，以飨读者。

1978年美国东部时间12月15日晚上9点，卡特总统突然在全国电视网上公开宣布，从1979年元旦开始，美国政府决定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撤除在台湾的所有军事设施与人员，废止与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建立与大陆的全面正式外交关系。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一封《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的对台工作新政策，停止了已经进行长达21年对金门、马祖外岛的炮击，同时要求两岸应该尽速实现“三通”（通邮、通商、通航）与“四流”（探亲、旅游、学术文化、体育工艺的交流）。

30天后，邓小平在访美的行程中，在“美中友好协会”与“全美华人协会”举办的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从此大陆正式采用了“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

蒋经国立即成立“反统战”组织

面对大陆新的对台政策与新的做法，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坚定地将大陆一切的作为，定位为“对台统战”，快速地采取了反制的行动。

1979年元月6日，就在大陆《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的第6天，蒋经国召见了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主任”的楚崧秋先生，要他负责立即成立台湾对大陆的第一个“反统战”组织，命名为“固国小组”。

据楚崧秋日后发表的回忆录中记载：蒋（经国）主席于（1979年）1月6日交代我（指楚崧秋本人）即成立专门反制中共统战的临时编组单位，这就是后来的‘固国小组’。该小组为尊重体制，设于中央宣传指导小组（按：成立于1978年）之下，指导人即为中央宣传指导小组召集人、中央党部张宝树秘书长（同年12月14日由蒋彦士秘书长继任），以“国家安全局局长”王永树、“新闻局局长”宋楚瑜、“外交部次长”钱复、“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昇及“中央文化工作会主任”（楚崧秋）为主干，并由蒋主席指定我为执行召集人，其他党政有关主管为参加人。于1月22日召开第一次会议，集思广益，研拟反统战对策，交付实行。

这个小组于执行秘书（文化工作会秘书兼任）之下，设有资料、分析、协调三个组，由上述五个主干单位各借调一二位熟谙敌我情势者参加工作，合计不到十人，无固定经费，承“国家安全局”拨借台北市瑞安街一招待所为办公处，取会报形式，本身没有什么（政策）执行能力，凡所决议，概需透过党政协调，付诸实行。初时大家基于责任感与工作热忱，更基于蒋主席对此责望殷切，因此尚能以微小的人力，勉力达成所担负的任务。可是中共对台统战攻势越来越凌厉，别的不说，单以对台广播、空飘出版物、各种心战喊话等而论，即非小组条件所能因应。同年（1979）4月间，蒋主席鉴于敌人谋略有利用人心不安及岛内反对势力，制造妥协假象之虞，乃斩钉截铁提出应对中共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这无疑是反统战的最高方针，问题则在如何说服众人，共趋一鹄，固然这是整个党政的共同责任，然“固国小组”不能不首当其冲。

再过半年，我深认“固国小组”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面对高雄“美丽岛事件”后敌我内外大局的挑战，乃向张秘书长表示，希望转呈主席考虑可否由人力物力比较充实的单位来负责，文化工作会全力配合。此议在1979年12月中旬，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决定由蒋彦士继任秘书长后得到一些眉目，即待新年度开始后作一决定。此为“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承接此一任务的由来（请参阅《览尽沧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访问记录》第138～139页，台北“国史馆”出版）。

由楚崧秋亲口道来的这段“固国小组”成立到结束的内幕来看，蒋经国本人对大陆和平统战攻势的戒慎恐惧是事出有因。他曾经历1948年亲自坐镇上海，以协助政府顺利发行金圆券，实施经济管制“打老虎”却全面挫败的惨痛教训，最后目睹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败亡，因此深切体认不能严守峻拒中共统战的可怕后果，只要政府态度稍一松动，台湾人心随之懈怠，一发不可收拾，结果不言可喻。

由“总政战部”接手“反统战”任务

1980年1月29日，蒋经国在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后，召见甫于四中全会获选为“中央常务委员”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昇上将，对他说：“目前反统战的工作非常重要，从现在起由你负责！”（请参阅陈祖耀著《王昇的一生》第272页，台湾三民书局2008年8月出版）

王昇是从1939年蒋经国在江西赣南担任行政专员时，就开始追随蒋经国，极受蒋经国倚重的重要干部，在台湾长期负责军中的政治工作，一手成立了“政治作战学校”，建立了“政战系统”，被称为台湾的“政战教父”。他对蒋经国是绝对的效忠与服膺，可以说蒋经国说的每一句话、交代的每一件事，王昇都是绝对的服从。

但是唯独这次蒋经国要他负责对中共的反统战工作，他感觉责任太大，又是政治性极高、极度敏感的工作，因此他请蒋经国重新考虑人选，但是蒋经国十分坚持（蒋经国的个性是君无戏言，对许多事未经深思熟虑，绝不轻易表示意见。可是一旦决定的事，他会坚持贯彻下去），王昇不得已，只有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困难的工作。

不过，王昇向蒋经国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个反统战小组所有的工作，仍应经由中央党部蒋彦士秘书长向主席报告与请示。”蒋经国听了后说：“你们去商量好了。”就这样，国民党的第二个反统战单位，就改由人力、物力都十分充实的政战系统接手，展开对大陆统战强力的反击。

从“王复国办公室”更名“刘少康办公室”

王昇与蒋彦士商量的结果，决定在中央党部秘书长办公室之下，设立一个隐秘性的小型幕僚单位，称为“王复国办公室”，于1980年4月1日成立，除由王昇担任主任外，蒋经国核派政论家李廉担任书记。下设情报、计划、协调、行政秘书各一人，精选必要干部，从事幕僚作业，人事极为精简，皆由党政相关单位选调而来的优秀人才组成。

同时，因工作需要，成立基地、海外、大陆三个工作研究委员会，各设召集人及秘书一人，再由各召集人推荐学者专家与相关党政单位的副主管为研究委员，每周集会商讨各项反统战工作的推动计划。

三个工作研究委员会的召集人均由蒋经国亲自核派，研究委员与秘书则由各召集人建请蒋秘书长核聘。兹将各委员会召集人、秘书、研究委员名单陈述如下：

基地对敌斗争研究委员会召集人：吴俊才（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秘书：朱文琳；研究委员：先后聘请于振宇、王人杰、杜均衡、李模、宋楚瑜、周菊村、施启扬、郭哲、殷文俊、郭为藩、梁孝煌、曹伯一、廖祖述、赵守博、蒋廉儒、萧天赞、李在方、陆润康、王昭明、许新枝、王章清、甘毓龙、朱文琳等23人。

海外对敌斗争研究委员会召集人：由先后任“外交部政务次长”的钱复、丁懋时担任；秘书：先后由刘国治、谢复生担任；研究委员：先后聘请明镇华、汪奉曾、柯叔宝、朱集禧、连战、何显重、王纪五、萧万长、郁慕明、赵宁、章孝严、戴瑞明、张京育、虞为、高铭辉、刘国治、谢复生等17人。

大陆对敌斗争研究委员会召集人：徐晴岚（曾任国民党大陆工作会主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秘书：先后由张镇邦、徐崇艺、王澄宇担任；研究委员：先后聘请宋公言、林清江、萧政之、焦金堂、王征麟、邓祖谋、荆自立、项乃光、裘孔渊、张镇邦、曾光亚、黄达纪、姚孟轩、洪幼樵、李明、辛尚志、徐崇艺、王澄宇等18人。

办公室四个部门的秘书亦由蒋秘书长核聘：

计划秘书先后由李明、李在方、邢国强担任，陈濯明、杨台生、佟立家协助办事。

情报秘书由郁光将军担任，张虎、邓鹤庭、钱行伟、苏成福协助办事。

协调秘书由赵孝风担任。

行政秘书由汪振堂担任，刘书德、陈子朴、康雅玲、钟淑芬协助办事。

（请参阅汪振堂所写《揭开“刘少康办公室”面纱》一文，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九十卷第二期，45—50页）

根据上述专文的叙述，“王复国办公室”对于大陆对台统战的情报，随时予以掌握，所有作业，无不针对中共的策略及海外、基地所呈现的状况，项目研拟反制对策。

首先是由三个研究委员会研拟形成具有共识的建议案，提交计划部门完成幕僚作业，然后提报每月一、三两周举行的“研究会报”，由办公室主任王昇主持，邀请各研究委员会召集人及秘书，共同研讨，拟定草案。

随后再将定稿的草案，提报每隔一周的周二早晨七时举行的“综合会报”，由蒋彦士秘书长在中央党部主持，邀请各研究委员会召集人及个案相关的党政单位主管或副主管参加，广泛交换意见，研拟定案。而且为了慎重起见，自1982年起，此类经过审慎研究的方案，尚须提报每月一次，由“行政院院长”孙运璇主持的“决策会报”作最后的决定。参加“决策会报”的人员有“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行政院秘书长”瞿韶华、中央党部秘书长蒋彦士及讨论议案相关部会的首长。

所以，凡是由“王复国办公室”所提的重要拟案与建议，莫不经过三次以上会报的反复研议，方签请蒋彦士秘书长转呈蒋经国核示。蒋经国核可后的案件，再由蒋秘书长协调党政相关单位贯彻执行。而在各相关单位贯彻执行之际，“王复国办公室”会主动结合许多热爱台湾、不计报酬的有识之士，配合以强势的文宣作为，使各个方案俱得顺利推展，终底于成。

有人说，此一期间是国民党党政运作、协调、指挥最灵活、最顺畅的一个黄金时期。这是由于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孙运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蒋彦士与“总统府秘书长”的马纪壮三位重要干部，彼此能够推心置腹、精诚合作的缘故。虽然那段时间是蒋经国健康状况很不好的时候，但是由于这三位的密切合作，足以承担许多要事的重责大任，台湾仍然大步向前，开创了一个繁荣进步的1980年代，弥足珍贵。

“王复国办公室”在成立了一年以后，为了保密与欺敌的需要，呈报蒋经国核定，正式更名为“刘少康办公室”，取历史上“少康中兴”故事的典故，期望“刘少康办公室”能够为台湾再创一个中兴的历史。        

1980年4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的国民党内部、肩负反统战任务的“刘少康办公室”由于成立的目的明确，工作目标有针对性，加上在那个年代，台湾人民基本对国民党与政府的向心比较强大，大家普遍具有危机意识，了解团结的重要。因此“刘少康办公室”初期的工作均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与支持，而有相当的成效。

根据曾担任“王复国办公室”海外研究委员会召集人的钱复，在他撰写的回忆录《钱复回忆录》卷二（第8至14页，台湾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5年2月出版）中，有以下的叙述：在二年半中，举行了59次会议，大约每两周举行一次，都是周一中午在“（外交）部”内举行便当会议。我们研拟若干案件，也有几件立即付诸施行。

在钱复的记忆中，“刘少康办公室”具体的成就，包括为了强化留学生在海外对大陆宣传工作的免疫力，特别为即将赴海外学习的留学生，办理为期一周的“大鹏夏令营”；对担任海外观光旅游团领队的专业导游人员举办的五日训练营；对岛内各政府机关派往海外服务的工作人员，举办为时一个月的讲习等，都发挥了一定的功能。另外，在1980年10月初，拟了一个“扩大争取团结海外学人、侨领计划纲要”，简称“团结项目”，期盼每年能邀请一千人返台，以亲中共、不满台湾政府或态度中立的有学术成就的华人与具领导地位的侨领为优先。这项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化敌为友和防止变友为敌。在1981年一共邀请了126位，其中一半以上是原来不准返台的所谓“黑名单”人员、或久未返台且主张台独的人士。倾向支持中共政权的人员有27人，爱台人士30位。整体而言，这个项目工作是发生了相当的效果。

而汪振堂所撰写的《揭开刘少康办公室面纱》则认为“刘少康办公室”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三项：一、扭转了反统战的劣势（特别在海外及基地两方面）；二、迅速正确判断情况，立即策订行动计划；三、 结合三个战场（台湾岛内、海外、大陆），发挥统合战力。

总之，在成立“刘少康办公室”，进行对中共反统战的时候，蒋经国基本期盼这个单位要达成的任务，应该不外以上所述的三项。

但是，为何不到三年的时间，“刘少康办公室”竟然成为台北政坛许多人的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呢？

成为“太上中常会”惹众怒

笔者为此特别与曾担任“刘少康办公室”计划秘书的李在方做了详细的访谈。谈到这个已是35年前的往事，李在方仍有许多感慨，有不胜唏嘘之叹。

凡是“刘少康办公室”要做的工作，都要透过计划秘书拟具计划，再送请蒋秘书长办公室核可后，交有关单位负责执行。必要时，再由蒋秘书长向蒋经国报告请示后，付诸实施。

李在方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少康办公室”运用 “台美断交”时民众主动捐献的数十亿元新台币，辅导成立了一批民众团体，推动民间活动与群众运动，稳固了台湾岛内与海外侨社对台湾的认同与支持。

李在方也提到了前面钱复提过的邀请海外台独与左倾人士来台访问的工作：“其实，负责这个工作的是曾长期负责国民党大陆工作的徐晴岚召集人与时任‘调查局长’的沈之岳以及‘警备总司令’汪敬煦上将，他们共同审核拟邀请来台访问的异议人士名单，再交由团结自强协会负责执行。”

对于“刘少康办公室”后来之所以成为许多政坛人士不满的原因，李在方认为主要是权力太大，拿着“反统战”的尚方宝剑，几乎无事不可过问，而且还可以层峰的名义，行文政府各部会，对有关业务“说三道四”，以致外界对“刘少康办公室”有“太上中常会”与“太上行政院”的批评，得罪了许多人，这就对“刘少康办公室”造成了致命的伤害，最终免不了被解散的命运。

李在方举例说：“我曾亲耳听到刘少康办公室的书记李廉，动不动给有关单位打电话，开头就说，这里是王（昇）上将办公室。这种态度倨傲、仗势凌人的味道十分浓厚，不论是谁，接到这样的电话，心里肯定都是一肚子气，这笔账就算到王昇与刘少康办公室的身上。”

此外，也有不少部会首长看到“刘少康办公室”的庞大影响力，都想尽方法来利用“刘少康办公室”，以遂行自己的一些意见与主张。

陈祖耀在他所著《王昇的一生》书中，也曾记录了李在方当时还特别找过他，希望能提醒王昇注意外界这样极为不利的反应（见书中第278页）。连资深的“刘少康办公室”大陆研究委员会召集人徐晴岚也曾劝王昇要多向蒋经国做说明，避免这些外界的批评与攻击在政治上发酵，最后不可收拾。

但是，王昇总觉得他做事完全坦荡无私，对蒋经国绝对效忠，无需刻意去做说明与解释。况且台北政坛闲言闲语、是非恩怨的风气，一向盛行。如果顾虑太多，根本做不了事。因此，他并不在意这些批评与攻击，仍然主动地去做许多吃力不讨好甚至会惹怒别人的事。这种情形，看在李在方眼里，不禁要为王昇叫屈：“王昇虽然常年在政界任要职，可是有时却缺乏防人之心，甚至令人摆布，实在冤枉。”

成为众矢之的，愤怒的蒋经国下令裁撤

对于“刘少康办公室”扩权与擅权的一个具体事证，就是曾任“教育部长”、国民党秘书长、“行政院长”的李焕，在退休后一次与笔者的谈话中，提到以下的一段往事：

那是1983年的年初，当时我还在高雄中山大学担任校长的时候，有一天接到“教育部长”朱汇森的电话，希望我到台北去与他见面。结果见面后，朱拿出一份“刘少康办公室”的公文，内容是要求“教育部”比照军中实施“莒光日”给全体官兵上政治课的做法，在全台各级学校与行政机关，每周都要上政治教育课程。朱汇森明白表示“教育部”做不到，也不敢做，想想看要让大学教授乖乖地来上政治课，那不闹翻天了吗？因此朱汇森请与王昇同为蒋经国中央干部学校学生的我，去找王昇，希望“刘少康办公室”能收回成命。

李焕因此奉命去找了王昇，向王昇表达了朱汇森的意见。但是王昇很坚持，认为这是“刘少康办公室”经过开会讨论，共同决定的意见，不是他一人说了算数。同时，公文已发出去，很难再收回来，王昇还反请李焕转告朱汇森：“希望勉为其难，加以配合执行。”李焕在未达成使命的状况下，只有回报朱汇森。面对这种情形，朱汇森迫不得已，只有直接请见蒋经国，面报“刘少康办公室”下达如此难以执行的命令给“教育部”。据李焕说，蒋经国听到朱汇森的报告后，非常生气，直说：“他们简直乱来。”“这件事发生不久后，“刘少康办公室”就被裁撤，王昇也被调职，接着外放担任“大使”，远离权力核心了。”

李焕亲口向作者叙述的这件事，在《王昇与国民党——反革命运动在中国》（Thomas A. Marks 著，台北时英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一书中（298~299页），也有相似的叙述，披露王昇推动所谓“学术讨论会”计划令蒋经国光火的细节，在此不一一赘述。

总之，依据上述的例子，明显看出，由于“刘少康办公室”的扩权与擅权，影响其他各单位的职权甚大，最后成为众矢之的目标，有权的人纷纷在蒋经国面前告御状，必欲去之而后快，这就注定“刘少康办公室”难逃被裁撤的命运。而这个“学术讨论会”或是在各级学校与行政机关推行“莒光日”式政治教育的计划，引起诸多的反弹，并惹火了蒋经国，终于成为推倒“刘少康办公室”最后的一根稻草。

文章来源：《世纪》2018年第2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世纪》是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综合性文史双月刊。本文特约编辑殷之俊，责任编辑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