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会址”日记｜红色故事·李大钊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

【编者按】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连日来，全国各地前往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的党员群众络绎不绝，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他们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澎湃新闻推出“一大会址”日记，派出记者常驻中共一大会址，近距离观察、感受、记录会址每天的新闻，讲述一大的红色故事，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世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北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年4月初的一天，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及其夫人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山东人，旅俄华侨）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馆长办公室，与李大钊开怀畅谈。

维经斯基在被派遣到中国来之前听说过李大钊的名字，他通过当时正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俄共（布）党员柏列伟结识李大钊。经过交谈，维经斯基才知道李大钊等人不仅对俄国的十月革命十分向往，而且早在几年前已接受并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因法国大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他在同一年写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凌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李大钊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与以往一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所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讲义、演说在130篇以上，平均6天就发表一篇。

1920年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结识了另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同是北京大学教授的，也就是“南陈”的陈独秀。

就这样，在维经斯基的热心指导下，经过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从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春，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以及日本、法国都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初，维经斯基在返回俄国之前，鉴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建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应迅速将各地的共产主义者组织起来，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然后加入共产国际，以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同时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随后，又陆续发展一些党的成员，到1921年7月北京的中共党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等。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上海，并与上海的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筹备与交谈，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交谈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通知北京的李大钊，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会议。

李大钊当时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代理主席，正在领导八校教职员向北洋政府进行争取教育经费和索取3个月薪资的斗争，当时斗争处于紧张阶段，每2、3天召集一次会议。工作十分繁忙，根本无法抽出时间来上海开会，所以他派他的学生张国焘、刘仁静出席中共一大。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又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陈独秀等一起，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原题为《李大钊为何没有出席中共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