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与大势——2017年中国政商关系回顾（下）

企业家公开喊冤，实质上是在过往的政商纽带断裂之后企业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2018年1月，黑龙江亚布力阳光度假村董事长毛振华通过视频控诉其在亚布力遭遇“被欺负、被愚弄”的经历，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六、富豪榜单不平静，企业家公开发声获回应

越短的新闻越容易让人浮想联翩，越大的富豪越是可以从细节中观察他们的内心波澜。评论这些富豪们的难点在于，你很难从他们某一刻的意气风发，预测到下一刻的风云变幻。他们中某些人的生意与生活，在过去的一年里似乎格外不宁静。

公开飙泪的除了万科集团前董事长王石、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孙宏斌，最戏剧性的可能是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王健林2017年初踌躇满志的时候，可能根本想不到，到了2018年万达年会，他在合唱《歌唱祖国》时会老泪纵横。再比如乐视集团创始人贾跃亭，2017年年初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很多人会预料到他没到年底就会出走异国，只留下一个长长的背影和让人费解的接盘手。最意外的是某大型民营石油巨头的突发传闻，在此之前，他们娴熟地运用西方游说手段获得国际成功的传奇似乎足以写进教科书。

也有一些人在年初栽了跟头，在年中被人八卦私语，到年底时却依然人前风光。比如小电影《功守道》的男一号“马爸爸”（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比如总是能重新出现、毕业于复旦的上海某浙商代表。

为什么这些巨头们的遭遇如此不可预测地跌宕起伏？一个用不可知来解释不可知的非科学回答是：因为他们尚未被披露的历史过往。不过也有企业家选择了通过大众媒体把他们与政府的历史恩怨放到了公众面前。比如黑龙江亚布力阳光度假村董事长毛振华，比如山东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

通过媒体喊冤是一个过去很罕见的现象，2017年之所以尤其突出，首先是因为大环境上营商环境改善成为大势所趋，企业家有了这个胆量。但吊诡的是，之所以要通过媒体发声，似乎又是因为微观层面上，受一些地方政府的懒政影响，企业家与政府官员沟通渠道不畅。企业家公开喊冤，实质上是在过往的政商纽带断裂之后企业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公开喊冤都很快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回应，从“回应性”这个指标上，也许我们能感受到政商关系水温的变化。

事实上，2017年也是“商帮大会之年”，包括浙商、西商（历史上对陕西和山西商人的合称）、赣商、川商、晋商、徽商、苏商都召开了各自的高规格会议。2017年粤商大会与2017年全球贵商发展大会更是以史无前例的高规格示人，不仅政治规格越来越高，而且政府资助力度也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对民间“商帮”力量的高度重视，为我们观察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提供了新的有趣窗口。

七、房地产税开征提上日程，GDP“挤水分”铺垫新竞争标尺

十九大上，习总书记做主题报告，据说念到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时，赢得了全场持续时间最长的掌声。过去至少十年时间里，房地产与地方政府组成的“地方增长联盟”是推动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政商组合，而这一切正在转变。

尽管“住房的民生属性”多大程度上能够落实仍待观察，但许多人相信中国内地住房投资最为疯狂的投资历史已经结束。对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他们必须学会在共有产权房、租购并举、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甚至精准扶贫这样的话语中寻找到新的历史机遇。对官员来说，懒政只会成为鸵鸟，新的竞争标尺若隐若现，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公共服务、社会建设乃至“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都会成为地方政绩的新增长点。

总而言之，无论对商人还是官员来说，未来的一个窍门是，比学会如何“赚钱”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花钱”。

另一方面，花钱归根到底取决于地方的财政盘子，无论盘子里的钱是来自地方、中央，还是市场、社会。地方对土地的依赖、银行对房地产信贷的依赖依然没有改变，房地产市场仍在支撑着中国经济增长，而且虽然许多项目烂尾的风险激增，但这个市场不会整体崩盘。尽管如此，政府仍需要新的财税来源。因此，房地产税开征明确提上日程，完全不让人意外；地方税收、土地、信贷、债务方面的连锁政策变化也将推动政商关系的深层重组。

“意外”的是河北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这项“千年大计”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政商关系尚不得而知。但新区内已逐步实行房屋等不动产、规划、土地、项目、户籍的冻结，到底什么样的全新住房政策会在这里探索，给我们留下无限的想象。更关键的是社会的成长。“一个收缩型的社会再也支撑不起一个扩张型的政府”，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教授李红刚2017年5月在一次有关人口形势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可谓一针见血。

隐隐若现的官员晋升新标尺还可以从一些地方对其GDP挤水分一事上观察。尽管2017年出色的全国GDP增长引发了关于“新周期”的热烈讨论，但GDP增长话语已经失宠。从2017年1月辽宁承认GDP造假，到2018年1月内蒙古和天津对各自的GDP数据“挤水分”，已有三个省级行政单位公开承认本地存在经济数据造假问题，或是主动核减财政经济数据。

考虑到中央决定将于2019年实施地区生产总值（GDP）统一核算改革，有评论认为地方政府或许从GDP创造锦标赛走向了GDP瓜分锦标赛，一些地方核减GDP正是为这场瓜分做好了铺垫，可以期待更多中央转移支付支持。

主动调整GDP数据可能仅仅是一个新的开始。

八、最严环保年加速企业分化，公益成商业必争之地

2017年12月北京空气的优良率接近90%。除了天公作美，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比以往强势得多的环保执法力度。许多地方都提出并严格监管执行了压煤减排、煤改气、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企业限产停产等一系列雷霆措施。不少企业被关停整顿，损失惨重；可也有企业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不仅淘汰了对手，也倒逼自己完成了转型升级。

关于这场环保风暴的后果，仍然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积极意见认为这一波环保风潮涤荡乾坤，消极意见则认为一些地方粗暴的运动式执法忽视企业存活，基层干部也疲惫不堪。

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环保执法长上了牙齿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将持续成为形塑地方政商关系中一个新因素。随着2018年起《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这项全部归地方政府的税收将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颇值得关注。在中央层面，2017年11月环保部六大区域督察局正式亮相，中央环保督察将成常态。2018年1月6日，环保部组织28个督查组对京津冀进行“回头看”督察。各种针对环境污染的法律制度将密集出台。中国证监会已要求重点排污企业披露环境信息，据预期，新的生态环境部会将“生态”提升到新的高度。

摆在化工、造纸、包装印刷、矿业、涂料、钢铁等污染行业企业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抱团取暖，进入园区这样的地方暂避风头，二是早日完成转型升级。后者看来才是治本之策，因为不得忽视的大势是，十九大已经将环保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生态环境问题被明确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九大报告还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完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同时部署了推进绿色发展、治理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和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四大任务。

中央明确指出，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转型升级成为民营经济加速发展的必由之路。聪明的企业家应当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将呈现新的面貌，百业竞善、义利并举正在成为新的话语力量。

九、降税减费持续推进，国税地税合并终结“分税制”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减税方案终于在2017年12月“靴子落地”。早在4月，特朗普的减税还只是纸面方案的时候，就已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各界引发热议。中国的税负到底高不高？减税该如何进行？官员、学者、企业家们激烈辩论。更重要的是税制改革中的公平正义。

“营改增”之后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一方面企业税负减轻，另一方面是国家税收增速超过GDP增速。那么，钱是从哪里来的？正如有文章分析的那样，征管方式和征管工具的变化，扩大了税收征管范围，消除了征管死角，把一些原来应收未收的税收了上来。这种积极的效果，也说明中国还有比较大的减税空间；同时可以从严征收，堵住税款流失的黑洞，让依法纳税企业活得更好。对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而言，分析对企业减税的实际效果和机制时，还需要深化到对企业实际纳税行为的考察上。

然而纸面辩论多快能够变成实际的政策，仍然取决于博弈。2016年底的“死亡税率之争”声势浩大，政策上的回响深水静流。整个2017年，减税降费虽然没有像2016年那样出现“营改增”、“降低宏观税负”那样的大动作，有关部门语言上也对特朗普减税态度强硬，但实际上降税减成本的节奏却没有停。比如，从7月1日起，将增值税税率由四档减至17%、11%和6%三档，取消13%这一档税率，将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将2016年底到期的部分税收优惠政策延长至2019年底，等等。

减税降费的推动触及更加复杂的利益重新分配。就个人所得税而言，从2017年全国两会上时任财政部长肖捷表示“个人所得税改革……财政部和有关方面高度重视”，到总理在这次全国人代会上宣布提高起征点，中间等待了整整一年。改革之难可见一斑。

影响更大的是地方国税和地税机构的合并。合并的基础是这几年推行的“营改增”实现了以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为主的结构，但这场合并是否能如预期的那样降低企业家的纳税遵从成本，提高企业的社会保险缴纳率？影响中央地方关系数十年的分税制终结之后，如何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的钱袋子？招商引资中的地方税收优惠政策何去何从？这场深远的变革，才刚刚开始，将成为观察2018年中国政商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口。

十、监察体制改革完成宪法地位，国家机构改革重塑政商互动平台

中央纪委副书记杨晓渡2017年3月曾用“围猎官员”一词来严正警告那些“谋取企业私利、污染政企关系”的企业主。2017年，反腐势头依旧不减，轰动性的大案不时见诸媒体，一些涉案企业家被撤销了政治荣誉，“不敢腐”的局面已经形成。

另一方面，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编辑的《反腐倡廉蓝皮书：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7》所警告的那样：“在政商关系越来越‘清’的同时，健康的‘亲’的关系却没有增进，‘疏’和‘躲’反而成为基层公务人员的普遍态度。”这再次说明，“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十九大报告），“对于腐败的防范和治理是一场永远的战斗”（杨晓渡语）。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指出的“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振聋发聩。

更重要的制度建设是监察委员会的成立。监察委从试点到被赋予宪法地位，用时迅速。国家监察体系的改革，“是对我国政治体制、政治权力、政治关系的重大调整”（中央纪委副书记肖培语），也将对政商互动产生持久的影响。

监察委的成立是更广泛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个部分。在2018年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包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内的许多新部委诞生，一些旧部委职责变更。每一次机构职能调整，都是国家-市场关系的重新设计，也是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转变。这些顶层设计如何落地？各部门的监管权限如何磨合调整？“专业化”和“一体化”如何协调？这些都将成为2018年的关注点。

对可能的分流来说，制度设计已经出台。中组部等四部门2017年发布的《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则对辞职后的公务员从业去向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关于在职公务人员的激励机制建设，我们将拭目以待。（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