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格中国｜马良：用奇幻怀旧捕捉个体与集体记忆
他拍摄的照片，更像是一张剧照——服装、人物、道具、颜色、灯光，全是被他创造出来的，被凝固的瞬间，迷幻又写实。迷幻是因为这个被他创造出来的场景大部分源自他或别人的梦，写实是因为这个场景里出现的符号在现实中能对应，且能唤起同时代人的共同情感记忆。“观众看到的时候，觉得它是真实的，但它表现的内容又是超现实的，这之间的张力太有趣了。”马良在接受澎湃新闻第六声采访时，谈到摄影吸引人的原因。
1972年，马良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戏剧世家，妈妈是演员，爸爸是著名的京剧导演。在12岁正式学美术之前，父亲逼着他练了两年的武生基本功，但他最终没有子承父业，而是成了艺术家。
在他童年的回忆里，上海是魔幻的地方：“我小时候，上海有一半是老的西洋房子，很多老人会说英语，喝咖啡。我的小学是一个很漂亮的洋房，有三扇教堂般的玻璃窗，每一扇都是细长型的。老师让我罚站的时候，彩色的光透过窗户照在我身上。”这些场景的描述出现在他的散文集《人间卧底》里。家族的戏剧传承以及敏感的视觉记忆，是他以后所有作品汲取的源泉。
马良第一次用作品唤起公众共同情感记忆是早在他做广告导演的时期。在代表作品“channel [v]：眼保健操，中国制造”里，各行各业的人在各种城市空间里做着眼保健操——这是80后学生时代的回忆。更进一步，张江高科地铁站、建筑中的大楼、街头小卖部……这些场所，是保存丰富个人回忆的地方，也是形塑关于中国城市化集体记忆的符号。在那个电视媒体占强势地位的时代，这条广告为马良获得了不少业内的奖项。在这之后不久的2004年，马良开始走上用摄影作为媒介，表达自我的道路。
摄影创作的头几年，马良尝试用戏剧导演的方式安排好一张照片里的所有元素，指导演员做出与情境相对应的神情和姿态。在《上海妈妈的好孩子》系列里，戴红领巾的青年男演员，以极其夸张的样子——脸上打着腮红、表情迷离，出现在上海老洋房内外的各种生活场景中。
这样的画面，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但使用的道具和安排的情节却引发了观众对童年的回忆。比如，对很多80后而言，童年里被妈妈每天监督练习钢琴，马良抓住了这段共同经历，制造了一个超现实的梦境。这个时期，也是80后陆续从学校进入社会，逐步进入主流舆论场的阶段。马良创作的影像，因能引发他们的共同情感，逐渐传播开来。
进入2010年以后，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迅速抢夺了年轻人的注意力。马良开始重新思考摄影的意义：“我突然觉得摄影已经不重要了，我想让摄影这个行为跟人们的生活发生关系。我喜欢收集老照片：全家福、结婚照、同学的毕业合影等等，这些东西对每一个人来说更有意义。”
2011年，马良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拍摄行动——在微博上征集被拍摄对象，用卡车装着道具和服装，去全国给陌生人拍照。每到一处，在当地朋友提供的场所里，搭建起一个临时的照相馆。这个场所可以是一辆古董公共汽车，也可以是某个人家的后院，或者是美术馆的展览厅。
历时11个月，他走了35个城市，拍了1600多个人，马良这场事先在微博上张扬的活动，更像一场行为艺术。通常情况下，拍摄对象提前告诉他，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马良就尽量用道具帮他们把这如梦境般的场景搭建出来。这个过程中，马良拍摄的大多是70后和80后，他们分享着关于青春的回忆，也叙说着当下的故事。
在《移动照相馆》系列照片里，我们看到了普通人的爱情、亲情和友情，也看到了反复出现的流行文化的符号，这些情感和符号被70、80后共享，建构着属于这代人的集体记忆。
《移动照相馆》系列之后，马良依旧对个体记忆感兴趣，但在创作手段上，他更加跨界。在他的一个装置作品《银河》中，他用了1000多张肖像寸照。这是他去甘肃的时候，从兰州的旧货市场淘来的。当时是按包买的，不能打开看。
除了照片，马良还收藏了大量的纸本，从解放后到现在各种各样的纸，报纸、笔记本、明信片、文革时的检讨书、坦白书等。后来马良利用这些丰富的纸本，做了一个展览。他在一个画廊的墙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观众只要走进来，随处都可以开始阅读，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生活痕迹。“我看到了材料的主人们的肖像，通过文字能感到在他们在过去的纠结，那代人好像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活下来了。”马良说。
现在，和马良同时代的人都已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事业。“有的时候，我也有点看不懂这个时代了，这不只是作者创作的危机，或许还是中年危机，我觉得最主流的那部分我已经触摸不到了。”一直对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关系把握精准的马良，接受采访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每个年纪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最悲催的人是，他永远在抓自己不懂的那个部分，希望自己不要落伍，但他肯定会落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