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外”行走记︱“跑口外”： 何谓“直隶北部”

 2017年的夏天，上海遭遇了据说打破百年来高温记录的持续酷暑。但在七月的火候上，我却跑出千里之外，在遥远的塞外草原经历了一趟有趣旅程。这倒不是出于“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任性，却也确实有一点临时决定、说走就走的机缘。

此行由茅海建教授召集，北大历史学系陈肖寒博士领队，同行者除了我，还有唐仕春、陈益萍、李婷婷、任丽萍，总计七人。小队从北京启程北上，出张家口，越张北坝上草原，由河北省进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经太仆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最北到达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折向往东，至翁牛特旗，再南下，经喀喇沁旗，重返河北境内，过承德市区，入古北口，回到北京。张家口和古北口分别在北京的西北、东北方向，我们差不多走了一个“几”字型的路线。全程花费时间约一周，所经路线及考察地点具体列下：

7.15（周六）→北京→张家口：大境门、察哈尔都统署旧址、堡子里历史街区

7.16（周日）→张北县：元中都遗址、张北坝上草原→太仆寺旗（宝昌镇）：贡宝拉格草原、玛拉盖庙（咸安寺）

7.17（周一）→正蓝旗：元上都遗址博物馆、元上都遗址→多伦县

7.18（周二）→多伦县：多伦湖、汇宗寺、善因寺→克什克腾旗（经棚镇）

7.19（周三）→克什克腾旗：庆宁寺、元代应昌路故城遗址、达里诺尔湖、贡格尔草原

7.20（周四）→克什克腾旗：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林西县：辽代饶州城遗址→翁牛特旗：梵宗寺

7.21（周五）→赤峰市松山区：翁牛特右旗郡王府遺址→喀喇沁旗（锦山镇）：喀喇沁旗亲王府

7.22（周六）→喀喇沁旗（锦山镇）：灵悦寺、福会寺、咸应寺→承德市隆化县：中关行宫遗址→承德市区：外八庙之普陀宗乘、须弥福寿庙

7.23（周日）→承德市区：避暑山庄→北京。

坦白来讲，此行所访各处对我而言皆是“初来乍到”，原本非常陌生，又全无知识的提前储备，在相关历史、地理、文化包括现实情况方面的了解，几同于一张白纸。全程经过的地方风土各异，地形多变，并无现成的路线可循，而预定的考察内容杂多、日程密集，要顺利走完，对任何人来说都不会轻松。幸亏有英明领队的指挥若定，以及亲爱的队友们的齐心协力，这一路我需要做的只是默记和实践伟人的经验——“跟着走”。而一路行来， 凡古老文明或新鲜见闻，映入耳目，联翩不绝，这带给行路人的，不光是巨大的信息量，还有强烈的冲击感。直到返回沪上，神气稍定，才有机会一边回忆，一边补课，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思，略为整理，志以备忘。

“跑口外”： 何谓“直隶北部”

在北京的西北方向，沿昌平、怀来、宣化、张家口一线，是京师通往草原的重要通道。按清代驿路，从京城北的皇华驿（今昌平回龙观，距德胜门三十里）出发，途径居庸关、土木堡、鸡鸣驿、宣化驿，到达张家口，总计约430华里。这一条路线大致也就是今天的八达岭高速公路。从北京出发的当天，是一个周末，出京的车很多，路上又下起了小雨，高速路上堵起长长的车队，车行不是很畅。我们早上九点出发，到达张家口市区已经是下午一点，比预计的要稍晚一些。堵在路上的时候，我想到100多年前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逃亡，所谓“西幸”，一开始走的就是这条路。只是一路狼狈，走走停停，从出北京城，到宣化府就花了六天时间。宫廷在此短暂驻跸，决定“暂行巡幸太原”，于是折向西行。而我们这一行则是到了张家口以后，选择继续北上。出了张家口北端的大境门，就是所谓的“塞外”或“口外”了。

张家口扼守京畿北大门，形势险要，向来人们多以“锁钥”、“屏障”、“肩背”、“咽喉”等词汇极力形容它与京师关系之重。清康熙年间，根据对准噶尔作战的需要，清朝在京师周边长城沿线，按自东向西的顺序，设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外五路驿站。其中以出张家口的驿路为最要，它不仅连接归化城与内蒙古各盟旗，取西北方向，可通往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军台重镇，进而翻越阿尔泰山与新疆台站相连，往北则可通往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并一直延伸到俄罗斯恰克图。张家口北端的大境门，就是张库大道，这条全长2000多公里、历经四百余多年、有着“草原丝绸之路”之誉的著名古商道的起点。

对于此次行走的范围，我们一行人在口头表达上，经常性地“口外”、“塞外”、“口北”、“直隶北部”混用，莫衷一是。这不能完全说是“无心”之失，也实在怪不得言者“不学”，因为有关这一考察区域的地理概念、范围、类型、历史政治区划以及治理模式，本身异常复杂，非一两言所能决。至少就我而言，真正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一路走、一路看。

“口外”，在清代文献中多指长城以北地方，包括今内蒙古、山西、河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但不包括东三省，后者一般称“关外”。所谓“口”，是指杀虎口、张家口、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等长城关口。明朝时有“九边”，即为防范蒙古势力，在北部边境沿长城设立的九个军事重镇，各关隘尤为重中之重。到了清朝，内、外蒙古盟旗先后内附，清帝以“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自许，长城的军事防御地位下降，长城各关隘则成为中原与蒙古通驿、通商的要口。

我们熟知的一个俗语叫做“走西口”，而“西口”是与“东口”相对的。历史上的山西商人习惯称大同以西的杀虎口为“西口”，大同以东的张家口为“东口”。顺治初年，清朝在张家口来远堡开大境门，张家口晋商成为率先前往蒙古经商的商人，商队出此门，可直通坝上草原，再向西、向北，深入蒙古各蒙旗。这恰恰是新晋商有别于前辈的重要特征：他们不再视长城为国境线，开始走出关口“市圈”的限制，主动前往北方草原，商业地理空间得到极大扩张。（秋原：《清代旅蒙商述略》，新星出版社2015年）至雍正五年，中俄两国签订《恰克图条约》，除了规定原有的俄商来京贸易外，还允许在两国交界处进行零星贸易。荒僻的恰克图渐渐发展成热闹的互市口岸，大大开拓了对俄贸易的商机，这使得汉地商人前往蒙古的热情愈发高涨。

清廷入关之初，以长城为界，不许汉人出塞屯垦。但这一禁令执行地并不彻底。大约自康熙初年，来自直隶、山东、山西的穷苦民人就不断向口外地区迁移，靠近各口的数十里地面，逐渐被开垦。后由于对准噶尔战争的粮食需求、中原地方连年大旱、以及直鲁晋三省人地矛盾突出等多种因素，雍正时期正式出台了“借地养民”政策，将长城沿线以北五十里辟为耕作区，允许内地汉民凭票据至蒙地开垦种田，春去秋回，同时要求蒙古各盟旗容留流入当地的灾民，准各王公享“吃租”之利。这样，内地汉民出口外谋生更加踊跃，虽然名义上是“借地”，但大多都定居了下来，而且后来有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逐渐突破长城外五十里的限制，继续向北进深入旗地，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归化为“蒙古籍”（用当地话说即“随蒙古”）。这些移民以直隶、山东两省为最多，也有一部分山西人，他们通过张家口、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等关口前往蒙古地区谋生的行为，也称为“跑口外”。

雍正以后，随着关内移民大批出到口外地区，这一带汉人的数量，逐渐超过了满洲、蒙古人的总和，并且还在不断增加当中。出口民人的管理以及层出不穷的旗民交涉、词讼事件，成为清朝的当务之急，于是它在当地陆续设置了归属直隶总督管辖的一些府、厅、州、县。这样，直隶行省跨越长城，实际呈现出一个北扩的趋势，所谓“直隶北部地区”也逐渐成型。到清末，所有被划入直隶总督管辖范围的长城以北地区，包括：（1）承德府、朝阳府、赤峰直隶州所辖的厅、州、县和口北三个直隶厅（张家口厅、独石口厅、多伦诺尔厅）；（2）昭乌达和卓索图两盟17个蒙古扎萨克旗和察哈尔八旗的牧地；（3）内务府、太仆寺、礼部等中央机构设在这一地区的皇庄、行宫、牧厂与围场。我们看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卷中的直隶地图，其展示的地理范围实在比今天的河北要大得多。比照当下行政区划，“直隶北部地区”包含了河北省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和辽宁省西部地区。我们这一次将近十天的旅程，还只是在它的中、西部打转，大约只走了全部范围的三分之一。

在“跑口外”的一周多时间里，我屡次尝试用一些扼要的语言，来组织一下自己对这片一区域的理解，但结果常常是徒劳。从地理类型看，这一块地方属于冀北山地与内蒙古高原相连接的过渡地带；从经济类型看，是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混融区域；从人口构成，是满、蒙、回、汉多族群聚居地区。而从历史上的政治治理情况来说，我大致了解清朝建立以后，对蒙古地区始终贯彻“分而治之”、“因俗而治”、“众建而分其势”的政策，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故而康熙帝会踌躇满志地认为：“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王钟翰：《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但具体到直隶北部区域，一旦略微深入当时清朝设置多重政府以治理多族群的政治结构，其复杂程度还是把我惊到了。

同行的陈肖寒博士目前专攻的题目就是“清代直隶北部地区政治生态”的研究，他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路上、车上、参观场所、宾馆、甚至饭桌上，不厌其烦、见缝插针地予以介绍和解释，但我至今尚不能保证自己已经完全理解——按行省制度，直隶总督下辖的各道、府、厅、州、县，以管理与民人相关的事宜为主；昭乌达和卓索图两盟内的各蒙古扎萨克旗，主要负责处理本旗的旗务，隶属于热河都统和理藩院管辖；八旗驻防军归热河和察哈尔都统节制；察哈尔八旗及各牧厂均由察哈尔都统直接管辖；内务府的上驷院和庆丰司、太仆寺、礼部在该地方设有大量近似“飞地”性质大量的皇庄、行宫与牧厂；范围广大的木兰围场则由上述多个机关分理。（陈肖寒：《七重奏：清代直隶北部地区的政治生态——理论、文献和历史》）肖寒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他用“七重奏”（直隶总督、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礼部、理藩院、内务府、太仆寺）来形容区域政治的多元情态，想必别有会心。理解清朝政治治理的前提，当然是厘清制度，不过更关键处在于，制度框架中的行为人不止遵照同一曲谱进行合奏，而且还会依据各自曲谱创作重奏，具有和声的编排。每一层政府权力的范围既有不同，也有交叉之处，在制度设计上较有条理可循，一旦落实在实际政治操作中，则又千变万化。

我还记得到张家口的当天下午，在市区参观察哈尔都统署情形。我最初纳闷的是，统辖蒙古察哈尔八旗的都统衙署，为什么会设在口内地方（清代张家口属直隶省口北道万全县管辖）？在参观过程中，当地的女解说员多次无意识地说道“察哈尔这个地方……”，她或许是想当然地将民国察哈尔省（1912年设置察哈尔特别区，1928年改置为省）范围投射到清代的察哈尔都统辖区，陈肖寒则在旁反复辩说清代根本没有“察哈尔”这样一个地方，有的只是“察哈尔”这一群人。在翻修的都统署正堂前大院，树立着一块今人制造的“御碑”，刻有乾隆二十七年（1762）敕设察哈尔都统的上谕，我们和热情好学的解说员一道，花了大概一刻钟，逐字逐行加以句读、释读。茅老师特别强调，在了解“察哈尔”历史的时候，应注意属人、属地治理原则在不同情境下的运用。

朕惟察哈尔地方，向设八旗总管，凡练兵行围等事，每不能一律整齐，宜设大员，以专统辖。兹特命尔（指首任察哈尔都统巴尔品——引者按）驻劄张家口，总管察哈尔左右两翼副都统，八旗总管管辖满洲、蒙古官兵及张家口理事同知。尔宜持躬公正，律已严明，董率属弁，训练兵丁，练习行围，以精技艺，整理器械，以壮军容。所统弁丁，有不遵训令者，听尔参处。其选补承袭员缺，详慎核定。一应俸饷，确查咨领。尤须加意严饬官兵，不许滋事扰民。凡一切事宜，俱照题定事例办理。至钱谷词讼、民间情事，俱属地方官管理，不得干预。其宣化。大同二镇，附近张家口地方，亦听尔节制。尔受兹委任，须实心率属，加意训练，如或怠玩旷职，责有攸归，尔等慎之。特谕。

口外地区治理的复杂多变，从我们此行经过的一些地名，也可以窥见一斑。多伦县，地处锡林郭勒草原南端，距北京七百里，县名源于蒙古语“多伦诺尔”，意为“七水泊”。康熙帝亲征噶尔丹，与内蒙古、喀尔喀蒙古各部会盟于此，先后建汇宗、善因两大喇嘛教寺院，多伦诺尔由此获得发展，成为漠南藏传佛教中心和旅蒙商业贸易集散地。雍正时设多伦诺尔理事厅，为口北三厅之一，也是直隶省最北端的行政机构，至民国初，始废厅改县。在内蒙古还有很多以“某某旗”命名的地方，这大多由原蒙古各旗的旗名转化而来，现在多属于县一级的行政区划。比如张家口以北有“正蓝旗”和“正镶白旗”，前者对应清代察哈尔八旗的正蓝旗驻牧地，后者则包括了正白旗和镶白旗的范围，不过地名作了一个稍显别扭的合并。而紧邻正蓝旗的“太仆寺旗”，却和蒙古札萨克旗、或者八旗没有渊源，完全是一个生造的地名。“太仆寺”是清代中央管理马政的机构，其官署在北京城内，在口外地区所设牧厂大致位于今天的“太仆寺旗”内，但太仆寺从来没有编成过任何形式的“旗”。位于多伦县和赤峰市中间的克什克腾旗，当年只是被清朝编为名叫“克什克腾”部的蒙古扎萨克旗的驻牧地，不过旗府所在地落在今天的经棚镇之前，曾经数次迁移，这也与蒙古部落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习惯相关，各旗中心地在大致规定的驻牧区内游移，在清代是常见的情况。

从内蒙回家后，我翻看资料，发现俄国人阿·马·波兹德涅耶夫（1851—1920）在1892—1893年间游历内外蒙古，和我们走过了一段相似的路线。他在张家口租了骆驼，经多伦诺尔、毕鲁浩特（即“经棚”的蒙古语，今克什克腾旗）、克什克腾旗（当时的克什克腾旗驻牧地不在今天的经棚，而在它的东南方，一个名叫“白岔”的地方），顺道参观了兆奈曼苏默城（元上都）遗址、元应昌城故城遗址，然后取东北方向，至巴林旗，继续北上，最后到达外蒙古库伦。（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我们则是到了今克什克腾旗的经棚镇之后，不再北上，绕翁牛特旗往南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