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APP
进入原新闻
进入原话题
下载APP
去提问
注册/登录
下载APP
打开澎湃客户端提问
分享
澎湃新闻客户端

私家历史

牛军评《赢得第三世界》:在“世界南方”的中美竞争

牛军

2018-06-06 15:11 

《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时代的中美争斗》(以下简称《赢得第三世界》)是第一本系统阐述中美在冷战时代如何在第三世界全面争斗的著作,其系统性的论述足以证明作者得出的关键结论:中美在第三世界展开的旷日持久和内容复杂的争斗“在塑造冷战的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对这本书开篇那句话的印象尤为深刻:“没有哪个国家能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21世纪人类的命运的影响更大”,不少人“担心中国会散播一种会从根本上削弱美国试图维护的自由的国际秩序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这立即引起我猜想,在上个世纪冷战爆发的初期,是不是很多人也是这样定义美苏关系的?可以确定的是,对当下和未来中美关系的定义和想象等,必定会引导研究者更加关注并重新研究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历史。当然,这也给研究者带来一个问题,即如何避免对历史的叙述和解读过于满足“当下”的想象。21世纪毕竟还有80余年,最终谁主沉浮并不是笃定的,例如在上个世纪前的30多年里,并没有人断言美利坚将主导20世纪后半叶直至当下。
《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时代的中美争斗》(Winning the Third World : Sino-American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

这本书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原因之一,是它反映了这些年来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趋势,即更加关注美苏对抗的全球性扩展、特别是在欧洲之外的“世界南方”发生的各种复杂的争斗。书名就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国际冷战史研究新趋势的最有代表性的杰出著作、现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教授的名著:《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那本书前所未有地系统阐述了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和争夺,以及那些国家对美苏干涉的回应和后果,从而展示了两个超级大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互动如何塑造全球冷战的历史及其对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赢得第三世界》通过对中美在第三世界的竞争及其影响冷战进程的叙述,告诉读者除美苏之争之外,中美两个巨型国家也在第三世界展开了持续不断和有时十分激烈的竞争,它们争斗对冷战向第三世界蔓延、对一些亚非国家国家的命运、以及反之,对加剧中美对抗的烈度和复杂性的影响等等,也同样是很深刻的。这本书的一个突出贡献,是为已经被描绘的色彩异常丰富的全球冷战历史图画,补充了一抹新的色彩。
《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除了对冷战历史研究的贡献,《赢得第三世界》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中也是一个有标志性的新成果。这本书超越了以往对这段中美关系历史的叙事,它没有再专注于冷战40年中美之间诸如战争、冲突、危机管理、秘密外交、领袖人物如何英明或愚蠢等等高端政治的叙事,尽管随着越来越多的外交档案的不断公开,这种传统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和扩展的巨大空间。《赢得第三世界》对中美在第三世界竞争的叙事内容丰富,不仅有战争,还包含了外交、文化、经济援助、游击战、和平队和医疗队、输出不同的企业经营方式以及背后的动机与经济模式等等,这样的研究的确丰富了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的理解。
此外,这本书将中美之间有关安全、对外决策等高政治之外的一些看上去是具体、繁杂甚至有些碎片化的历史故事等,整合到一个围绕国家的“国际地位”这个核心概念构建的框架之中,从而展示了它们或许同样反映了当年那些历史人物们的远大抱负,以及也可能会产生深远的意义。读者也因此更容易体察到,以往一些个案研究还可以在不同的框架中重新解读其重要价值。例如,冷战时代两国、尤其是中国那些著名的政治领袖们,是如何将不同领域的一些繁杂的对外行动组合在一起,服务于提升或维持本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在亚非地区塑造新的国际秩序等宏大的目标;以及他们如何确信,那些努力将会使第三世界变得符合自己的理想或对本国更有利。当然,这本书也证明了,中美领袖们的很多努力实际上都未能如愿,例如1960年代美国在印度支那军事干涉的彻底失败,以及中国在东南亚支持革命运动的努力最终未达目的,等等。
《赢得第三世界》的叙事时间跨度很大,包括了整个冷战的40年。作者循着历史的演进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逐步描绘了中美在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先是在中国周边的东南亚、之后扩展到对双方都很遥远而广大的非洲——展开争斗的画卷。作者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中美两个大国尤其是中国,在如此长时间和大范围展开竞争的核心动力,就是如何赢得或保住它们各自在第三世界的“地位”,而它们之间这类争斗之所以独特,同作者的这个观点有重大关系:“如果说伟大的权力伴随伟大的责任,那么伟大的地位就伴随伟大的义务。”这的确是一种新的思考和视角,在中美对抗中,除了权力政治、意识形态,还有更丰富的和值得系统研究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这本书不仅利用很多新挖掘出来的美国档案,同时也利用了许多中国外交部和地方档案馆等保存的历史档案,以及其他一些中方的历史文献,这使得中美双方的资料看上去比较均衡一些,对两国有关政策和外交互动的分析也相对均衡。这很有助于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中美双方尤其是中方政策的具体指向和实际影响,包括可以立刻通过具体的对比,来验证两国决策者们对对方行为的理解是否准确和应对措施是否合理,以及中美在第三世界争斗中的一些特点。这种力求对中美双方作相对均衡的叙述,有助于弥补以往诸多论著对中国政策的论述通常都相对薄弱的缺陷。当然,一本著作尚不能根本改变中美关系史研究长期形成的这种不合理状态。现代中美关系史研究中,还没有可以称得上是对中美双方做出真正均衡的叙述的著作,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档案开放程度很有限,当然也还有其他原因。

由于本人是中国读者,并且正从事中国对外政策的研究,这本书基于中国历史文献对中国政策和行为的叙述引起我更多的关注。基于同样的原因,还可以进一步提出疑问,中美之间围绕“世界地位”展开的争斗等,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传统定义的冷战对抗有关,或者说在哪个阶段上,与冷战的关系更直接、更紧密。特别是考虑到中苏分道扬镳之后,中国在苏联阵营之外的那些特立独行甚至是以苏联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对外行为等,是不是需要重新确定清楚,在“冷战”框架里能否解读清楚中美“争斗”的历史含义?换句话说,在中国脱离苏联阵营另立门户后的一段时间里(大致开始于1960年代初期),中美之间的对抗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争斗,在本质上是不是冷战的一部分?或者说中美尤其是中国的对外行为各有其内在的历史根源和逻辑,只不过因为发生在美苏对抗所构建的国际体系中,而(在某个阶段上和某些重要的方面)被赋予了一些冷战的含义,等等?这些都还是需要深入探讨的。答案或许有助于厘清,今天越演越烈的中美竞争在多大程度上根植于冷战体系,或者相反有没有冷战,中美的围绕“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的争斗都会发生,并必定要遍布全球,而冷战只不过给中美争斗提供了阶段性的场景和某种外观而已。所以,站在冷战体系和传统的冷战教条之外看冷战中的中美关系,特别是更系统地解读中国人指导其对外行为的观念历史,是有重要价值的。例如,中国政治精英即使在冷战时代,其实也是很少使用“冷战”这个概念来解释他们眼中的世界的。
根据《赢得第三世界》的阐述,追求“国际地位”是中国在第三世界各种对外行为的核心动力,至少也是核心动力之一。对这个核心概念需要分出两个层次并分别给予定义。第一个层次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如何定义中国应当在国际上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包括它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地位和由于这种地位在近代受到列强的打击而留给中国精英的所谓“屈辱”意识;以及中国在由斯大林领导的、后来被赫鲁晓夫背叛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该有什么样的地位?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在这本书叙述的这个阶段,中国人对这种“地位”的那些历史性定义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合理的?
第一章尤其是第二章的内容等,实际上都包含了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恰恰是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夕,斯大林决定性的介入中共的对外政策,以及毛泽东对斯大林赋予中共担当国际共运的亚洲领袖的使命的欣然接受等,共同导致了在建国伊始,中国领导人就将在亚洲地区拥有革命领导者的“地位”作为一种认同和历史义务,并据此采取行动,包括组织、训练一些亚洲国家的革命者和支持亚洲的革命运动。这种做法后来也扩展到一些非洲国家。包括这本书第二章在内的诸多研究证明了,这种义务感和使命感是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初期几乎立即介入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关键原因之一,也是导致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同美国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的关键原因之一。结果是“地位”不仅“伴随着义务”,也是一种“负担”,或者说这些都是一个东西的不同说法而已。至少在有些个案中就是如此,例如在整个冷战时期,中国向朝鲜提供了至今仍然无法了解其确切数量的巨大援助,而且这种援助的持续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今。反观美国,杜鲁门政府在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不久,就决定拖延谈判和继续打下去,其目的之一也就变成了“阻止中国加强其在亚洲的地位”。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承担着保卫韩国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国鸭绿江
第二个层次是毛泽东等人对中国在历史中和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的定义等,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各个部分、特别是对美国的态度。他们当时是否认为,为追求所谓“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与美国对抗是必须的?还是由于美国的敌对政策损害了他们追求的“国际地位”这个战略目标,才导致他们决心与美国对抗?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先有鸡蛋还是先有母鸡的问题。一些历史书写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与美国的对抗、战争和后来在第三世界的争斗等,从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一些新的研究表明似乎并非如此。就这本书前两章叙述的历史看,朝鲜战争不仅成为事关两国“国际地位”的战争,而且导致了中美在第三世界的关系从一开始就走进了零和游戏的恶性循环,是这场战争“播下了一场无休止的长期争斗的种子”。事实是朝鲜战争最初既非两国发动的,也不是他们预期的。可以设想如果金日成没能发动这场战争,中美之间就不会有那么紧张尖锐的长期对抗,甚至会更早建交。不过无论如何,中美在第三世界的争斗一开始就血流成河,这对那些地区的国家应该是一个警讯。
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努力来争取改善和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从而揭开了中美在亚非国家展开新一轮争斗的大幕。随着中国的外交努力扩大到第三世界和美国几乎在每个地方和每个领域都试图抵消中国的影响,中国与美国的对抗至少看上去变得更加系统和全面了。可以说中国领导人大致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解决国家认同这个关系到国际地位的根本性问题。这里顺便说明,我认为相比较而言,美国人对中国国家特性的认识是有连续性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就提出,“承认中国居于四强地位,将足以阻塞白人控制世界的攻讦的口实”,以及可以限制俄国人的野心和“亚洲革命暴乱的影响”。这种对中国国家特性的认知在当时是相当系统的,只不过站在美国的角度看,中国后来所起的作用与美国人的期待恰好相反,这同冷战爆发和美国与中国走上对抗之路有莫大的关系。
这里不打算深入评论美国的认识和政策,这方面已经有了太多的论著,《赢得第三世界》的有关论述也是比较系统和成熟的。关于中国方面,既然断定中国领导人谋求提升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是中国对外行为的关键性动机和动力,就需要解释他们的世界观,包括对世界政治的本质、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和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的历史命运等基本问题的认识,这也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上面提出的问题,以及更好地确定,中国谋求在亚非国家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到底是属于苏联亚洲战略的组成部分,还是更多的反映了中国复杂多样的身份认同的内在需求。在这方面,更系统解读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冷战时代中国对外政策意识形态的关键内容。这本书在第一章就已经指出,毛泽东在1946年夏季提出的这个概念会对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以及在那里与美国的竞争产生重要的影响。实际上,在之后每次中国对外政策发生阶段性变化时,毛泽东都会重提这个概念并赋予新的解释,包括重新界定中国不同于世界上所有各种类型国家的独一无二的世界地位。
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概念最初产生于战后中国内战全面爆发的时刻,毛试图通过重新描述世界政治图景,从而证明中共应该奋起打败国民政府的军事围剿并进一步夺取全国政权。他当时向中共领袖们解释说,世界分成了三个部分,即美国阵营、苏联阵营和它们两家之间的“广大的中间地带”。“中间地带”的人民的革命斗争才是决定世界政治走向的最关键的力量,而中国就站在这里,所以中国革命也就是一种决定世界政治前途的力量;反之,美国为了统治全世界而反对和镇压那里的人民革命,所以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中间地带”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建国前后那个阶段的对外政策,包括与美国的关系和对亚洲国家的政策,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因为一年之后,1947年秋季,为了与苏共提出的“两大阵营”理论保持一致,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概念在中共话语系统中消失了8年之久。
直到1950年代中期,即中国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时期,毛泽东才重新提出了他的“中间地带”概念,这一次的目的是为中国即将开始在亚非地区展开的外交攻势提供理论支持。《赢得第三世界》的第3、4章和第5章的一部分等所叙述的内容,正是毛泽东重提“中间地带”思想的重要背景,也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之下的外交实践。这几章在叙述中国对亚非新兴国家的政策和发动“和平攻势”时,阐述了1953年12月周恩来在同印度代表团会谈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在万隆会议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的过程和意义,这反映了作者对这些思想原则的历史含义的理解深度,也更有助于理解“中间地带”思想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
万隆会议现场
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是有很强针对性的,周恩来之所以在中印谈判开始的前夕提出这样的指导原则,是因为两国关系中同时存在包括西藏、贸易、不同的社会制度、领土争议、如何处理1949年以前的双边条约赋予印度在西藏地区的特权等等复杂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印关系在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中是最复杂的,对于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是有典型意义的。1954年春,中印谈判的成功使两国领导人都相信而且也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也完全可以被广泛运用于亚非各新兴国家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希望将“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基础”来推动和维持亚非新兴国家的团结,从而有利于亚非构建“一个新的地区秩序”。后来的发展证明,既然当初“五项原则”是针对中印关系而提出的,它在亚非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是否具有普世意义、尤其是否具有被实践的意义,是值得怀疑的。例如在万隆会议上,它就未能被各国接受,因而无法完整地写进会议的宣言,尽管一些内容被分别写入文件的不同条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印两国在1962年秋季发生了大规模边境战争,“五项原则”被这场战争证明甚至都不能约束住两个倡议者不用武力解决他们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这里顺便指出,包括这本书在内的很多论著都将“求同存异”归功于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一次著名讲话中首创。实际情况是,毛泽东本人在1954年10月尼赫鲁访华期间,就首次向后者系统阐述了这个原则。周恩来只是在万隆会议上机智地在临时准备的发言中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从而使之得以在更大范围传播,并收到立竿见影的积极效果。说明这一点是为了再次确认,在中国决策系统中,周恩来自主发挥的空间并没有外界一些描述的那么大,他一直是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
第3、4章和第5章一部分内容叙述了中国在亚非新兴国家中展开“和平攻势”取得了显著的积极效果,这似乎证明,至少在这个阶段上,更缓和的政策更有助于中国提升在亚非的“国际地位”。反观美国,根据艾森豪威政府的评估,他们在这个阶段上为阻止中国扩大其影响力的“和平攻势”的各种努力,效果要差很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这样巨大体量的国家一旦结束内部的争斗,政局保持稳定和经济获得发展,必然会对外部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包括其发展模式对新兴国家会产生某种吸引力,而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很难阻止的。这本书也证明了,杜勒斯在这个时期针对中国“和平攻势”采取的各种措施很难奏效,而导致中国后来遭受重大挫折的原因,在根本上是其自己的政策失当。例如,第6章阐述了中国对外政策从1958年开始走上“激进化”,其后果给中国提升“国际地位”的外交努力带来了更多的困扰,直到1965年,中国在对外政策领域遭受堪称系统性的失败,其中包括了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流产、中苏同盟破裂,以及印度尼西亚的9·30事变,等等。
随着中国在亚非地区对外行动的大幅扩展和中苏意识形态论战的逐步升级,中国对外政策激进化趋势在1960年代前期日益强化。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又一次用他的“中间地带”概念描绘了世界政治地图。在他的新论述中,所谓的“中间地带”被分为“第一”和“第二”两个部分,这一方面为中国同法国等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发展关系提供了理论解释;另一方面更凸显了中国领导人对亚非国家的“革命性”的强调。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理论的新解释固然是在呼应同苏共中央论战中形成的一套激进的世界革命纲领,同时也是为国际统一战线政策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指导方针。
在这个阶段的中国外交实践中,他们为在亚非地区提升“国际地位”的努力与推动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这种政策同当时美国的政策一样,都是加剧两国在第三世界的争斗的重要原因,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反映在第8章。作者在这章首先叙述了同“苏联修正主义”的理论争论和第三世界国家如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等通过武装斗争(这在美国看来是暴动)取得政权等,都极大激励了中国领导人,并大幅提升了他们对革命运动尤其是武装斗争的支持和期待,以致他们下决心更积极支持第三世界的武装斗争,特别是向那里推广中共的武装革命经验,这在中国的印度支那政策中表现的尤为典型。对于这类争斗在中国对亚非国家政策中的重要影响,应给予足够的估计。例如,中国对越南南方武装斗争的支持和援助等,严重强化了它将第二次亚非会议视为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的伟大斗争的倾向。当1965年春,越战紧张升级时,中国甚至提出要将第二次亚非会议办成一个“审判美帝的讲坛”。
根据《赢得第三世界》的叙述,与支援越南南方武装斗争不断升级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在亚非国家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攻势,并针对非洲国家提出了诸如“关于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等具有很高道义水平的经济援助指导方针。这当然同美国在非洲的竞争有直接关系,不过促使中国如此积极和主动地加入对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国际经济援助潮流,并不仅仅是为了建立反美国际统一战线。中国在那里面临的竞争者要复杂的多。例如“八项原则”并不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它的提出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试图通过提供不附带政治条件和更符合非洲国家需要的优惠援助,在亚非国家中获得压倒苏联的道义优势。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中国大陆在非洲还不得不应付来自台湾的竞争,后者在非洲的经济活动直接影响到中国大陆争取获得更多的外交承认并孤立台湾当局的外交战略的成败。此外,不结盟运动也被视为竞争对象,尽管所占比重没有那么大。美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和其他外交活动,同样也是为了达到多样的目标。仅就中美在这些国家的争斗而言,中国要应付更多的竞争者这种状态,相对地减轻美国的压力,这也是合逻辑的。作者如果能进一步界定中国各种宣传和行动所针对的不同的竞争者,肯定有助于厘清中美“争斗”的特点、程度和范围。

通读了《赢得第三世界》,有一个问题有待进一步厘清,即美国在亚非国家针对中国的争夺和斗争等,到底是不是付出了足够的努力,更别谈是全力以赴的,特别是比较美国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就像《全球冷战》所描述的那样,毕竟苏联才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对手。例如1950年代中期,中国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的外交活动,都是由总理周恩来亲自率领大规模的代表团参加;1960年代前半期在印度支那的外交活动中,包括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的多次访问。反观美国,在同时期,较高级别的外交行动从未达到与中国相当的水平,次数更无法相比。1965年印尼“9·30政变”前一段时间,中国高层领导人相当频繁地访问该国及接待对方的高层访问,而美国人很多时候看上去是在忧心忡忡的分析形势,尽管那些报告富有逻辑,条理清楚。至于中国在1965年为推动第二次亚非会议,总理周恩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等大规模和长时间地访问亚非国家。美国方面则更多的是国务院相关单位提交的看上去逻辑尚属严谨的分析报告、驻在国的大使们与各国层级不同的领导人谈话,等等。这同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行动至少在级别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的确,中美双方的外交争斗不是在每个时间段上都是对等投入的,在一些地方甚至一直就不是对称的。这可能是因为美国有更多的财力和更多正式的外交渠道,但中国领导人显得比美国领导人更关注亚非地区事态的发展,有更多的高级别访问。当然这也同他们的处境有关,有限的外交关系和经济实力等,限制了他们难以在更大的范围采取行动。尽管并不能因此就断定,中国获得有时看上去比美国更主动的国际地位和更显著的成就,就是因为有更高级别的领导人参与;更不能证明这种领导人级别很不对等的外交活动等,就一定有助于中国在第三世界战胜美国的影响力。但是,进一步厘清各种变量的相互关系和所起的作用,还是有助于理解“领导地位”的获得和巩固等,到底主要取决于什么因素,例如所谓“软实力”在何种条件下才是奏效的。
以上只是就本人感兴趣的部分表达了一些看法和评论,实际上这本书的很多论述都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对思考今天的中美关系是有启发的,而关注今天和未来中美关系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本来是作者展开这项研究的一个出发点。作者在全书结束时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在回应开篇的历史性判断和担心。他的结论似乎不那么乐观的,即冷战时代中美“竞争和争斗”的结果并不是那么积极的,实际上“妨碍了他们兑现将(给第三世界)带去稳定与繁荣的承诺”。另一方面也应承认,在很多情况下,中美都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左右当事国的事态,那些国家本身的状态起着更关键的作用,最有代表性的诸如越南战争、导致1965年第二次亚非会议流产的阿尔及利亚政变、印度尼西亚的9·30事件,等等。今天,当中美终于共同站到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时,两个国家的政策精英们是否已经和会不会继续从冷战时期的“争斗”中吸取足够的经验和教训呢?世界在期待他们给出鼓舞人心的回答。
(本文原题《中美冷战历史新研究:评〈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时代的中美争斗〉》,载公众号“外交随笔”,文章完整版题为《研究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新领域》,刊登于《美国研究》2018年1期。经牛军教授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文章注释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于淑娟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