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鸣谦︱奥登与OED：大诗人与大词典的故事（上）
1963年8月，诗人路易斯·麦卡尼斯去约克郡作岩洞探险，为广播剧《从波洛克来的人们》收集音效，于荒野遇暴风雨，至赫特福德郡家中才换下湿衣服，结果由支气管炎发展成病毒性肺炎，9月3日病故。奥登曾为意外去世的这位挚友写了一首题为《创作的洞穴》的悼念诗（后收入《关于屋舍》单行本诗集，收入选集时是组诗《栖居地的感恩》的第三首）。这首诗描述的场所是书房，里面有一句话：
词典（钱能买到的最好的东西）
在奥登来说，词典特指十三卷的OED,《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英文首字母缩写）。
好东西还需备上两套，一套放在纽约，一套放在奥地利基希施泰腾，外出旅行时，还要随身携带一卷。作为一个出了名的词典爱读者，1963年，他曾宣称，如果被放逐到一个无人荒岛，他会选择带上一本“好词典”作为荒岛读物，而不会带任何一本文学名著，因为词典与它的读者的关系是绝对被动的，你可以有无数种合理的读法。
当《巴黎评论》的迈克尔·纽曼访问奥登的纽约寓所时，发现“黑洞洞的前起居室里，书籍垒得高高的；平时不开灯，除非他要在装着手稿的很多箱子里翻找东西，或是要去查阅《牛津英语词典》，这才会跑进去一会儿”。
购置了基希施泰腾乡间小舍后，奥登在二楼整出了一间工作室，里面除放置一张书桌和一台打字机外，就只有堆在地上的书籍了。有位朋友注意到，奥登没有为书桌配凳子，每当需要伏案写点什么的时候，他都直接把放在最显眼位置的那十几卷OED搬到书桌前，“像个还没长大的孩子般”坐在上面。《奥登传》的作者汉弗莱·卡彭特曾对奥地利寓所的书房有过一番描绘，他也观察到了奥登对OED的喜爱：
走上一段外置楼梯，就是奥登的阁楼工作室，奥登总是会很得意地将来访者邀请上来参观……空落落的，只有一堆堆摞地的书（没有书架），靠窗有一处高起的平台，上面摆着一张写字桌，一台便携式打字机，奥登用来敲出他的书评、文章或是诗作的打字稿。工作室里最显眼的是一套牛津英语词典，缺少的一卷放在楼下；有个朋友发现，奥登坐在桌边时总会用它垫在椅面上——仿佛他还是一个玩迷你儿童家具的个头矮小的半大孩子。
当他1972年回到牛津时，在基督学院的住所中的那套OED差不多已被翻烂了，曾考虑买一套新版的来代替。
奥登在基希施泰腾乡舍的书房中
牛津的“编舟记”
2009年，英国作家、记者西蒙·温切斯特的一部书名为“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 The Story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非虚构作品同时出现了两个中译本：一本是商务版《万物之要义——〈牛津英语词典〉编纂记》，另一本是译文版的《OED的故事》。选题撞车这件事引发了我国知名的译本质检员乔纳森同志的兴趣，写出了题为“一个语言的伟大梦想：评《OED的故事》及《万物之要义》”的专文，还对两个译本做了一个比对和评价；有兴趣的读者可移步一看。
《OED的故事》
在我看来，奥登对OED的痴迷，正是维多利亚时代人文精神在他身心的一个自然延续。要知道，奥登生于1907年，距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刚过去六年，而在一战爆发前，英国仍处在这个帝国鼎盛时代的脉动之中。
OED的诞生，来自一群对语言文字着魔并自动负有使命感的人，1857年11月5日这一天，英国语言学会的会员达成一致意见：应该有一部新的英语词典；一年后通过了正式决议，宣布这将是一部“按历史原则编纂的新英语词典”。学会为OED确定了编纂的原则：
OED要描述英语的全部词汇：每一个词，每一个细微的差别，每一处意义、拼法、读音上的差异，每一个词源演变的转折，每一位英语作家可供阐释词义的引语。就是说，在解释词语时，要考虑它的生成、发展与变化，在提供例证引文时，例句前应写明引文出处的年份、作者及页码。
要为每一个词找出它的来源出处，这是何其宏大的野心！为达成这个目标，需要进行大量的语言素材收集，也需要大量的志愿者的参与。
学会的发起人R. C. 特兰奇由于被任命为威斯敏斯特主持牧师，将项目的主持权交予了OED首任编辑赫伯特·柯勒律治，但年轻的柯勒律治接手没几年就因肺结核死去；脾性古怪的弗里德里克·弗尼瓦尔接手了这个岗位，他虽然缺乏管理众多志愿者的条理性，但成立了“早期英语文本学会”和“乔叟学会”，做了大量的基础文本的准备工作。
1878年，弗尼瓦尔终于物色到一位有力的继承者——詹姆斯·默里。默里少年时因家境贫寒，不得不中途辍学，之后做过教师、银行职员等很多职业，但他对语言学习却极有天赋，1869年他成为语言学会的会员，此后出版的《苏格兰南部乡村方言》使他在语言学学术圈获得了声誉。经弗尼瓦尔推荐，牛津大学出版社认可由默里来继续推进整个计划，次年正式签订了一份正式的委托协议，这时距学会的决议已过去了二十年，而要再过五十年，OED首版才能大功告成。
1891年，默里访问了因战争创伤的精神因素过失杀人的前美国军医威廉·切斯特·迈纳。自得知OED招募引语志愿者的消息后，被关在布德罗莫精神病院的迈纳为词典辛勤工作了二十一年，为OED贡献了大量的优质引语。1899年，默里曾如此赞赏迈纳对词典的巨大贡献：“他一人提供的引文已足够让我们可以轻松地完成近四个世纪的用例。”
《OED的故事》的作者西蒙·温切斯特另有一部精彩的非虚构作品《教授与疯子》，就描述了默里和迈纳携手合作的故事。
《教授与疯子》
1915年，默里去世，他完成了字母 A–D、H–K、O–P和T的部分, 接近了首版OED工作量的一半。1923年，第三位主编亨利·布拉德利去世，完成了字母E–G、L–M、S–Sh、St和W–We的部分。此后，OED交棒到两位助理编辑的手中：威廉·克雷吉负责N、Q–R、 Si–Sq、U–V和Wo–WyBy，克雷吉后来移居美国在大学任教；第四位主编是查尔斯·塔尔布特·奥尼恩斯，1914年起他开始编辑剩余的Su–Sz、Wh–Wo和X–Z，他患有严重的口吃症，但人很长寿，1965年去世，活了九十二岁。
可以一提的是，1919年，后来以创作《魔戒》三部曲闻名于世的J. R. R. 托尔金，战后退伍返校时也加入过OED担任词典编纂助手，威廉·克雷吉正是他的古斯堪的那维亚语的导师。托尔金负责研究从Waggle到Warlock的词源。此后在1949年，他写有一部中世纪喜剧寓言《哈莫的农夫吉列斯》，曾以“奥克森津的四位智者”戏仿了OED的同仁，以表敬意。1969年，在编OED《补编》第二卷时，第五任主编罗伯特·伯奇菲尔德曾把hobbit（“霍比特人”）词条的草稿寄给托尔金征求意见，托尔金在次年9月详细地给予了回复。
1928年，这部新词典的首版终于问世。从语言学会发出倡议开始，至此已过了七十一年，历经六任主编，超过一千三百名志愿阅读者加入，最后成就了十二卷巨册的杰构，温切斯特为我们提供了这部词典的具体数据：原定的词典全文篇幅在七千页以内，最终OED第一版超出一倍多，达到了一万五千四百九十页，共四十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五个词条，一百八十二万七千三百零六条引语；原定的编纂时限是十年以内，结果前后延续了五十四年；原定的项目资金是九千英镑，结果花了整整二十万英镑。
它最初被称为《新英语词典》（New English Dictionary），但此后它的首字母缩写更为世人所熟知——OED。
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这些为语言疯魔的人前赴后继地完成了，乔治·斯坦纳曾对他们表示过好奇，他在一篇书评里问道：“维多利亚时代那些腹笥甚广的学问家，莫非他们需要的睡眠时间比我们少？”
这一年，奥登二十一岁，正好从牛津基督学院毕业。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他两手第一次触碰到这部词典时的感受。对这名正处在创作起步期的年轻诗人而言，OED所产生的影响既内在而又深远：一条呈现英语语言历史流变的大河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与他的同时代人相比，他或已蒙受了某种命定的感召。
OED第一版
OED第二版
第五任主编伯奇菲尔德
和OED首位编辑詹姆斯·穆雷一样，伯奇菲尔德同样出身卑微。1923年1月，他出生在新西兰旺阿努伊，二战前入读了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学院；战时他中断学业加入了皇家新西兰炮兵部队，两年服役期间一直驻在意大利。在的里雅斯特，他偶然读到了弗雷德里克·博德莫的《语言的编织术》一书，这引发了他对词源学的兴趣。退役后他回到了惠灵顿，1948年完成了硕士学位, 该年获得了罗德奖学金赴英国，1951年从牛津莫德林学院毕业。在莫德林，他的导师正是OED的第四任主编奥尼恩斯；伯奇菲尔德在编辑中世纪教义宣导长诗《奥姆伦书》时，J. R. R. 托尔金则是他的督导老师。
1953年，伯奇菲尔德获得奥登母校基督学院的讲师教席。1957年，他的个人生涯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向：OED的主编奥尼恩斯这年已八十四岁，于是将他推荐给了牛津大学出版社负责OED项目的丹·达文。伯奇菲尔德在担任学术职位的同时担任了OED《补编》的主编，一直到1986年。
《补编》预期要在七年完成，实际上却花费了二十九年。这段时间里，《补编》扩增为四卷，A-G卷1972年出版，H-N卷1976年出版，O-Scz卷1982年出版，Se-Z卷1986年出版。整部OED词典变成了十六卷，若将首版《补编》算入，已是十七卷的规模了。
伯奇菲尔德重建了投寄词语引文资料的志愿读者网络，希望OED《补编》能涵摄现代英语语言诸多新的变化，从增长迅速的科技领域到大众文化以及通俗口语，同时也将使用英语地区的语言发展考虑在内，除英国本土以外，还收入了包括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巴基斯坦和加勒比地区的很多语汇。
伯奇菲尔德逝世于2004年7月，克里斯托弗 ·霍特利在《卫报》刊发的讣告文中，赞扬他“激发了关于我们的语言的讨论和对话……他的工作，使得OED各个分卷在一个喧嚣多变的时代中继续得以滋养扩充”。
伯奇菲尔德的助手中，有一位也须一提：朱利安·巴恩斯。这位未来的小说家在莫德林学院修现代语言，1968年毕业后曾为OED《补编》工作了三年。此后他转去《新政治家》等刊物媒体担任评论员和文学编辑。1982年，他写出了小说《福楼拜的鹦鹉》，2011年以小说《终结的感觉》获布克文学奖。
奥登与伯奇菲尔德
在伯奇菲尔德接手OED主编一职的前一年，奥登返回了英国，在母校牛津担任了诗歌教授（一直到1961年）。因为牛津的共同背景，更因为OED的关系，两人很快熟络了起来。
据伯奇菲尔德说，奥登曾几次催促他往《补编》里插入几个特别的词语：“有一次，他强迫我在disinterested这个词条后面添了一句：‘现在可以确定与uninterested同义’。”
伯奇菲尔德照做了，但后来吐槽说这是个不确当的用法。（disinterested的这个含义已收录在OED中。第一条引文来自玄学派诗人邓恩， 但标记为废弃词。克雷吉和奥尼恩斯在1933年版OED《补编》里移除了废弃词的标记，为它增添了三段1928年的引文，但未加评论。伯奇菲尔德也加了三个引文，标记为“常被视为一种不确当的用法”，很明显，他不太赞同奥登的意见。）
另一次，伯奇菲尔德正安静地坐在基督学院的房间里埋头工作，突然，门被推开了，奥登兴高采烈地跑了进来，手里抓着从打字机上扯下来的一张纸，坚持要让伯奇菲尔德将他刚写成的一首诗里的某个晦涩词重新收入OED里。1988年，在牛津的某次历史语言学会议上，伯奇菲尔德重提了这节故事——他的观点是：“奥登不是一名学者，常常弄不清楚那些词汇的真实含义。”（引文来源是亨利·斯威特学会1998年的会议记录）
尽管对奥登的语言学学识有所保留，伯奇菲尔德仍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记录诗人所用的词汇。因为新版《补编》的编辑团队为更新补充所需的语言资料，已制定了一个著名的“阅读计划”，会留意跟踪一些当代知名作家的作品。奥登的诗歌创作注重修辞和用字，他自己又在牛津受学和任教，当然获得了OED的高度关注。
1959年2月，任OED编辑两年后，伯奇菲尔德曾对《星期日泰晤士报》说，为奥登所做的那些阅读很有价值。他甚至还为奥登编制了一个收录索引。结果，OED《补编》不经意间为奥登的语言试验做了一份平行的记录（虽然记录得并不完整，也并不前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