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其章｜想当年，一本书赚多赚少总是赚

早年间遛旧书摊，碰到一些希奇古怪的片纸寸楮，价钱不贵的话随手胡乱买了不少，如今偶尔翻出来，倒觉得很有意思。今天先谈谈这几件纸片，它们的外形像个大信封，上敞口，正面印着表格，表格上的一行字说明它是干什么用的——“产品成本付款记录及原始凭单汇册”。信封的背面也有表格，名称是“销售成本计算表”“本书刊成本齐备检查表”与“成本分析”啥的。

不记得是哪年买的了，当时只瞄了一眼表格上的书名——《鲁迅作品选》《红日》《我们播种爱情》——便掏钱了。主要是奔着《红日》去的，“十七年”长篇小说是我搜书的一个小专题。这些长篇小说有个精辟的概括，好像是出版社编辑的创意：“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三红”即《红日》《红岩》《红旗谱》，“一创”即《创业史》，“青山保林”即《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除了上面那八个字之外，我自己也编了个顺口溜：“三花一铁，新敌艳野。”“三花”即《苦菜花》《迎春花》和《朝阳花》，“一铁”即《铁道游击队》，“新敌艳野”即《新儿女英雄传》《敌后武工队》《艳阳天》《野火春风斗古城》。当然，“顺口溜”还可以接着往下编，如《上海的早晨》《暴风骤雨》《三家巷》《小城春秋》《烈火金刚》《晋阳秋》《草原烽火》等等。

如今塌下心来整理这些信封，才发现里面夹着若干发票和收据。以1963年11月版《红日》为例，即有：“稿费支付账单”（864元）、“交道口装订厂”（装订《红日》30015本收费2787.19元）、“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红日》封面制版费268.08元，环衬45.96元，制片费2041.78元）。另外还有若干张“中国青年出版社领纸凭单”。这些单据上的专业术语，如“纸型”“装版”“油墨费”“90苏道林”“浇镀版”“焊铜版”“挖改字”“装全开版”“150克开山屯”“印刷费”“锌版”“排工”“母型”“反型”等等，我有的知道，有的似懂非懂。

《红日》初版本1957年7月由中青社出版，定价1.6元，印数45000册，武金陵设计封面。1959年印行第二版，作者吴强写有“修订本序言”。至1962年3月，《红日》已累计发行827000册。这个大六位数在今天听来是天文数字，在当年还排不上号，比之另“两红”《红岩》《红旗谱》的百万级差一档呢。当然《红日》最终也突破了百万大关，我手里这两份《红日》成本单，一次1963年11月的印数是300015册，一次1965年7月的印数是20020册，两次加起来就五万册了，再加上外省市出版社“租型”出版的《红日》呢。大多数百万级印数的长篇小说后来都改编为电影，1963年《红日》拍成电影，电影对小说的促销力度还用强调么。

除了那些天文数字的印数令人咋舌，当年的稿费之高，更实实在在令人眼红，怪不得家庭人均收入十二块钱算作贫困线的年头，少年得志的作家刘绍棠喊出的“为三万块存款而奋斗！”备受争议。一本书的稿费能买一座四合院，也是那个时代作家的梦想和现实。我的幼少年从那个年代过来，知道家里一直缺钱，母亲六十块钱工资养五个孩子，还要每月付保姆二十块钱。远在青海的父亲九十二元工资，每月往家寄六十块或五十块钱。邮递员那声“潘谁谁，拿戳！”在门外一喊，我们就知道父亲寄钱来了。秋天屋前的葡萄熟了，赶上邮递员来送汇款单，我们会请他吃一串，邮递员就是我家的财神爷。

仍以1963年11月版《红日》为例吧。稿费“864元”是这么计算出来的：“稿费字数”是384000字，“千字稿费”是15元，两者相乘为5760元，5760元再乘15%，得出864元，即吴强《红日》这回所得稿费。1963年11月版的《红日》是1959年“修订本”以后的第十六次印刷啦，如果按本次“字数稿费”864元的算法，《红日》的十六次印刷，吴强所得仅为13824元，似乎少了点吧。听说五十年代后期稿费制度有过变动，这我就不清楚了，我记得最牢的是作家们“一个字三分钱”。

接下来说说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此书1957年10月由中青社首次出版，定价1.2元，印30000册，温勇雄作插图。我手里保存的《我们播种爱情》“产品成本凭单汇册”为三个，分别是1958年5月的“平装本”（定价1.2元，印数25015册）、6月的“精装本”（定价1.6元，印数5020册）和8月的“普及本”（定价0.5元，印数70020册）。

这里插一句，印数为啥精确到个位呢，原来后面的“15”“20”册是付给作者的样书，刨去样书，印数还是整数的。当然这是出版社核算成本的算法，真正落实到版权页的印数，还会是整数的。前述1963年11月版《红日》，“销售成本计算表”明确写着“样书”15册，“销货”30000册，“结存”0册。不说别的，单是30000册一售而空，也够让今天的出版社心跳眼热的了。

《我们播种爱情》平装本的稿费是4498元1角3分。我前面说了，五十年代后期稿费计算方法有了变动，这张稿费支付单即为例证，“千字稿费”标准仍为15元，而“稿费字数”239900字远少于《红日》的384000字，徐怀中却比吴强多拿了三千多元。显然六十年代的稿费标准远低于五十年代。换言之，吴强《红日》的稿费（1957年至1965年）也许呈“高开低走”态势，1963年的864元是个低点，因此吴强《红日》的全部所得不会是区区一万多元。

《我们播种爱情》平装本（1版2印）印了25000册，其中“10000册为第2个定额的二分之一计稿费”1799元2角5分；另外“15000册为第3个定额的四分之三计稿费”2698元8角8分，这样加起来是4498元1角3分。很显然，这个计算方法与《红日》不同。

精装本徐怀中所得稿费为899元6角3分，普及本所得为2518元9角分，“平精普”三个版本相加，徐怀中共得稿费近八千元。八千元在当时的城里买个四合院绰绰有余了吧。

上面所说两书，1963年11月版《红日》，出版社盈余6729元3角7分；《我们播种爱情》平精普三种出版社盈余分别是4855元8角3分、999元3角2分和2378元6角1分。有意思的是，徐怀中个人所得与出版社的利润相差不多。

想当年，一本书只是少赚多赚的区别，似乎还没听说过“赔本赚吆喝”的出版社。若说当年最大的赢家，非作家莫属，手握“双薪”（据说巴金是中国当代唯一靠稿费生活的作家）大笔一挥，分分钟就成“万元户”啦。想当年，“作家”是非常荣耀的职业和尊称，就算到了亿元时代的现在，我只不过出了几本小书，亲戚们依然带着旧时的观念称呼我“作家”，并以为我靠稿费早已富得流油，可见当年“一本书买一座四合院”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