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APP
进入原新闻
进入原话题
下载APP
去提问
注册/登录
下载APP
打开澎湃客户端提问
分享
澎湃新闻客户端

上海书评

张求会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对陈寅恪的负面评价

张求会

2018-03-07 12:07  来源:澎湃新闻

“北大亟思寅恪来任教”:一个未见实施的“挖人”计划
北大曾经打算向清华“挖来”陈寅恪,此事前所未闻,兹特予揭橥。为存原貌,本节换用逐条笺释的方式。
1940年8月25日《日记》:“得陈寅恪函,将就香港大学之聘,闻之怅然。”(第304页)
按:《也同欢乐也同愁》谓:“既然今年仍不能赴英,便打算开学又回西南联大。但滇越路断,回滇益难。后来幸得杭立武与香港大学商洽,并得许地山周旋,聘为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每周约两节课。每月薪水港币三百元,曾欲月俸五百元,无法办到,全由中英庚款会支付。这样全家暂留香港。”(第158页)又,陈寅恪该年8月24日正式致函清华校长梅贻琦,“向学校请假”;同日,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也专为此事函商于梅贻琦。(黄延复《关于陈寅恪四十年代初滞港前后的一些史料》,此据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375页)郑天挺8月25日即已收到陈寅恪寄自香港的信件,据而推知陈寅恪提前函告了留港任教之事。
1941年3月11日《日记》:“作书致孟真,请其代约寅恪先生来北大任教,并商觉明延缓至史语所事。”(第392页;“孟真”,傅斯年;“觉明”,向达)
按:该年2月5日,傅斯年、邓广铭分别写信告知陈寅恪,3月份即将召开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一次年会;2月26日,代理院长朱家骅、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联名致电,请陈寅恪出席3月12日之评议会。陈寅恪遂由港飞渝与会。返港后,“本拟移家离港,写信给北大文科研究所,请求资助旅费”。(《也同欢乐也同愁》,第159-160页;陈寅恪与北大文科研究所之关联,详下节)
1941年4月15日《日记》:“欲作书致寅恪,未成,难下笔也。北大亟思寅恪来任教,处此合作局面,不便言,又不忍不言,且言之不当,寅恪且将不复来也。”(第409页)
按:陈寅恪此年2月28日致傅斯年一函,谓已决定从香港迁回内地,待赴重庆会议后,“如有暇则赴李庄一看情形,以为迁居之预备。大约昆明地太高,心脏不能堪。如不能去李庄,叙永不知如何?叙永情形,在渝可详问杨金甫兄一切也。”(《陈寅恪集·书信集》,第76页;“杨金甫”即杨振声,时为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后任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3月14日,梅贻琦致信陈寅恪,坚其返校之念:“本年授课港校,一切都顺利否?时时为念。最近此间消息谓尊眷或与光钦眷属移住川中,想因港中局势加紧,故作此避地之计,但嫂夫人及侄辈旅行计划何如?吾兄是否同来?抑待夏间课毕再返国内?此间同人皆极关心,而尤欢迎文驾之早日返昆也。联大自去冬以来,计划可称大定,除将一年级学生安置叙永上课外,原校各部分皆未移动。惟图书仪器大部送往近郊疏散,同人家属十九已移居乡下,故教师上课时间改排于星期一、二、三或四、五、六,使城乡来往者较得便利耳。舍间一小部分亦移居梨烟村(海源寺附近),弟每周偷闲去住二三日。”(《关于陈寅恪四十年代初滞港前后的一些史料》,见《追忆陈寅恪》,第375页;“光钦”,彭光钦,四川省长寿县人)
傅斯年
傅斯年平生最恨“拆台主义”,且此时与陈寅恪之关系已迥异于前,不大可能替郑天挺关说;郑天挺身为联大总务长,做事既要认真,更要周全。因此,这封难以下笔的招募信,估计最终没有完成。
北大“挖人”计划虽未付诸行动,但其史料价值仍值得注意,因为仅此一端已足以证明郑天挺当年“处处调停”、“维持全校”、“弥缝三校”(《日记》,第994页)之良苦用心。
陈寅恪“不愿任课”?“不肯指导人”、不肯“指导研究生”?
对陈寅恪的负面评价,最狠的一句话大概是胡适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六册,第657页),紧随其后的可能要算傅斯年的那句“不肯指导人”、不肯“指导研究生”(详后)。胡适的评语与本文无关,掠过不论;傅斯年的狠话,涉及他与陈之间“伟大而曲折”的友谊。辨析傅陈关系史的最好文字,仍然要数张旭东的那篇长文——《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友谊》(2016年11月20日、11月27日连载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旭东的文字,历来亲切而有味,《日记》带来的若干新材料或许可以为他的长文增添新内容。
1939年5月,北京大学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由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任主任,北大郑天挺担任副主任。傅主任工作太多,且经常去重庆,实际负责较多的是郑副主任。文科研究所聘请了陈寅恪、傅斯年、汤用彤、杨振声、向达、郑天挺等人担任导师,同年夏即开始招生(《陈寅恪与郑天挺》)。此时的陈寅恪,一身兼三职: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教授、史语所研究员、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
1939年8月、1940年8月,汪篯、王永兴先后被录取为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日记》,第176、300页),由陈寅恪担任“主任导师”,郑天挺“亦以导师名义协助指导”(《陈寅恪与郑天挺》)。仅从《日记》来看,陈寅恪由于各种原因,对名下两位研究生的指导确实出现过“缺位”现象,反倒不如郑天挺认真、周到。
事关导师尽职与否——无论基于主观原因还是客观条件——的原则性问题,所以,必须用事实说话:
1939年7月20日,北大文科研究所委员会开会,确定研究生报考初审及格者十人;8月5日,笔试;8月6日,口试;8日,研究所开会,议决录取名单。(《日记》,第168、169、175、176页)傅斯年与郑天挺主持、参与全过程,陈寅恪因为赴港探亲而缺席。1940年8月15日,研究生笔试;16日口试,“全体九委员出席”,晚餐后“开委员会导师阅卷委员联席会议”,审查研究生考试成绩,确定录取、备取名单(《日记》,第299-300页)。傅、郑全程参加,陈在港准备赴英讲学。
1939年10月20日至1940年6月16日,便是导师陈寅恪指导硕士生汪篯的全部时间;而对硕士生王永兴的指导,至少在时间、空间上都很难成为现实。当然,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员,陈寅恪通过郑天挺要来汪、王(皆为北大教师)担任助手,两位学生再执弟子礼,亲炙于门下(详《也同欢乐也同愁》,第213页),则另当别论。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对汪篯的指导,目前还缺乏最直接的史料;郑天挺的履职情况,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载(二人交往,另有数则,此略)——
1940年6月16日:“明日研究生考试,汪篯本由寅恪为主任导师,余辅之,寅老明日往香港,以试事嘱余。下午拟四题:……”(第280-281页)
1941年2月23日:“坐金华庵侧茶居,小坐读报,知昨日敌机四十架,分五批轰炸个旧及滇缅路西段,公路被毁甚长。十一时起行,十二时一刻抵龙泉镇宝台山。先至所内,与阴法鲁、杨志玖、阎文儒、王永兴、逯钦立谈,钦立患疟,差痊矣。更至观音殿,与王玉哲、周法高谈,王明、董庶、汪篯在城,李埏还里未返。诸生情形尚佳。”(第384页)
对王永兴,或许是因为已经知道陈寅恪一时难以返滇,郑天挺对他的指导似乎更加用心尽力——
1940年10月6日:“王永兴来,询作业。”(第322页)
1942年7月2日:“晚出王永兴年考试题。永兴导师为寅恪、觉明,寅恪不在,觉明将去,乃以嘱余。本年其所留意者为姚崇与张说交恶问题、都兵问题、募兵问题,乃就以问之。……”(第574-575页)
1942年9月23日:“出王永兴初试试题,其论文为《中晚唐募兵制度》,凡出三题另附。”(第611页)
1942年9月30日:“王永兴君初试试题……”(第613-614页)
1943年6月18日:“晚饭后王永兴、汪篯来谈。”(第709页)
1943年9月16日:“十至十一时授隋唐史,此课与汪篯、王永兴同授。”(第736页)
说完陈寅恪对指导两位研究生的“缺位”,再回到傅斯年的那些狠话上来。
1942年4月底,陈寅恪“忽得朱家骅营救之秘密电报”,5月5日携家逃离香港,历经磨难,6月18日才抵达桂林(《也同欢乐也同愁》,第164-168页)。随后,他接受了广西大学之聘(中英庚款会在该校设立之讲座),结果引起傅斯年的强烈不满。
8月14日,傅斯年致函陈寅恪,指责他返程一拖再拖,支专任研究员全薪却在桂开设讲座尤其违反史语所组织通则(详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版,第三卷,第1302-1305页)
一并抄寄给陈的,还有傅氏同日答复广西大学张颐校长的信:
弟于寅恪之留广西,心中亦不赞成,然寅恪既决定如此,故前次致弟信,弟即转托杭立武兄矣。至于明年寅恪入川(亦要看他夫人身体如何),弟等固极愿其在李庄,然如贵校确有何等物质上之方便,于寅恪之身体有益者,亦当由寅恪兄自决之,只是两处天气、物质,恐无甚分别,而入川之途,乐山更远耳。且为贵校办研究所计,寅恪先生并非最适当者,因寅恪绝不肯麻烦,除教几点钟书以外,未可请其指导研究生(彼向不接受此事),而创办一研究部,寅恪绝不肯“主持”也。弟所见如此,此信及惠书均抄寄寅恪矣。(同上,第1306页)
8月31日,傅斯年致叶企孙一函仍带有怒气和嘲讽:
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弟不特未加以阻止,且他来信派弟写信给杭立武兄,弟即办了。弟一向之态度,是一切由寅恪之自决,(实则他人亦绝不能影响他,尤其不能影响他的太太。)彼决后,再尽力效劳耳。其实彼在任何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本所几个老年助理,他还肯说说,因此辈常受他派查书,亦交换方便也。一笑。)但求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耳。弟知他一切情形极详,看法如此。(同上,第1313-1314页)
傅斯年放炮仗一般的言辞,郑天挺是否知晓,目前还不得其情。不过,从《日记》里的一条记载来推测,陈寅恪、向达等人“不愿任课”似早已为众友人所习知。郑天挺1940年12月20日的日记留存了汤用彤的一条建议:
午间与锡予谈,锡予主以祝适之先生五十寿为名,请在美诸友向国外捐款五万至十万美金,为北大文科研究所基金设专任导师,凡不愿任课之学者,如寅恪、宾四、觉明诸公,皆延主指导。此意甚善,日内当与孟邻师商之。(《日记》,第354页;“适之”,胡适;“宾四”,钱穆;“孟邻”,蒋梦麟)
“诸公”因各种因素作用而“不愿任课”,原本无可非议;但主事者为此有所苦恼,的确也有其情理在。缘于此,即便是《日记》的这则新材料貌似更多地倾向于傅斯年的批评,依然动摇不了我对张旭东观点的认同:
我相信,以傅先生之资历、人品,其言必有所据,虽与其他大量记载不符,但傅先生所言当有其事。不过究其实,似非陈寅恪先生自私高傲不指导人,而由于其他事由,也有不指导人的时候。傅先生如此说,当非无中生有,而是夸大其词(张旭东《也相倚靠也相难:陈寅恪与傅斯年(下)》,载2016年11月2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日记》之外的“日记”值得期待
《日记》之外,郑天挺应该另有“日记”——1938年1月1日之前、1946年7月14日之后。它们的整理、出版,同样值得期待。限于篇幅,以下试举两例,他者不难类推。
陈三立
例一:陈三立为郑天挺书写横幅。
郑天挺曾自称,抗战前,陈寅恪之父陈三立老先生曾为他书写“史宧”之横幅,他一直郑重地悬于屋中。此事自2000年由其子首次披露,至今难详内情,李开军《陈三立年谱长编》征引极为博赡,对此也难涉及,看来只能留待“日记”还原当年情景。
《日记》仅有一处与陈三立有关,事在1938年1月18日,时郑天挺任长沙临时大学教授:
午莘田、雪屏约逵羽在长沙酒家饮馔,余及矛尘、廉澄、建功陪坐。壁间悬有李梅盦(瑞清)联、陈散原(三立)诗扇。李联书于宣统元年,严整有逸趣,与晚年所作若丘引状者迥殊。陈扇作于光绪七年,其少年作也,极佳。散原老人于今秋(以阳历计则在二十六年)忧国绝食,以致不起,对之肃然。(第7页;“逵羽”,樊际昌;“矛尘”,章廷谦;“廉澄”,赵廼抟;“建功”,魏建功)
于此既可见郑天挺对陈三立之敬重,又可见郑氏对书法确有心得。
邓广铭
例二:1948年底陈寅恪飞离北平前夕,郑天挺、邓广铭与之夜话道别。
1948年12月15日,陈寅恪携家人与胡适同机飞离北平。此前数日之情景,陈寅恪的女儿们是这样回忆的:
1948年12月,战火逼近北平。
13日星期一上午,清华大学及附属成志小学各年级的师生正在上课,流求、美延分别在自己教室里听课。大约10点到11点钟时,隆隆炮声,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老师宣布停课,叫小学生们回家去别乱跑。流求骑车回家,见母亲、美延正忙着收捡几件随身换洗内衣,以及父亲的文稿箱等。父母告知,听说傅作义军队将要在清华驻防,这里难免有炮火,父亲是盲人,不像正常人行动灵便,我们得赶快进城,到大伯母家暂避。母亲找来一辆汽车,匆忙吃点东西,汪篯原住在我们家中未离开,父亲在他搀扶下上了车,并托他暂时照看几天这个家,待时局稳定,我们就马上回来,汪先生目送我们的车子开走。虽然父亲不久前有去南方的想法,但在这一天如此仓促地离开清华园,纯属临时决定。前一天12日是星期天,流求、美延都在家,全家没有说起也未作任何离开的准备,这次也只是打算去城里大伯母家暂住几天,所以每人只有身上穿的一套冬衣,其他衣物都没有带。车快到旧校门,遇上陈庆华,他正骑着自行车往我家来,于是告诉他,我们现在进城避几天炮火。此次,汪篯、陈庆华两位先生看见我们离开。当日在大伯母家过夜。
第二天,胡适伯父请邓广铭先生寻找我们。邓先生通过俞大缜表姑才问到大伯母家地址,找到我们,告知国民政府由南京派飞机来接胡适等,交通部长俞大维带口信要陈寅恪一家随此机离开战火中的北平。父母与新午姑、大维姑父向来关系至为密切,相知笃深,听闻邓先生此话,稍作考虑后便随邓先生往胡适寓所,愿与胡先生同机飞离。据说飞机已降落南苑军用机场,遂驱车至宣武门,守军不让出城,于是仍折回胡宅。胡伯母招待我们吃晚饭并住下,胡伯父则忙得不可开交,不是电话便是有人来找或是安排事情。……这天夜里,父亲与郑天挺、邓广铭两位伯父彻夜长谈,几乎没有睡觉。
(《也同欢乐也同愁》,第228-230页)
而在邓广铭的记忆中,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48年12月初,解放军占领了北平近郊,清华大学已经宣告解放。12月13日,南京政府的教育部致电北大校长胡适,说第二天将派专机到南苑机场迎接,并请他邀陈寅恪先生一家同行。胡电清华问讯陈先生的情况,清华告以陈先生已经进城,但不知他住在哪里。14日午间,胡到我家,问我能找到陈先生否,我答以可能找得到。随即到俞大缜教授处问明陈先生的大嫂(陈师曾先生遗孀)的住处(现已忘记,仿佛是东四北礼士胡同某号),我估计陈先生一家必在那里。到那里果然看到了陈先生,我把事情原委说了之后,便问他是否肯与胡同走。他答说:“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决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按:到北平迎接胡的专机乃是由教育部派出的,而胡适又毕竟不是国民党官僚;于此也可看出,陈先生总是要尽可能与国民党保持距离)他本说,稍事午休即雇车前去东厂胡同胡宅,要我先回胡宅复命。我到胡家,胡即告以专机已到机场,深恐陈先生到迟了便赶不及了。不料说话间陈先生的全家便已到来。胡陈两家立即乘北大汽车出发。不料到宣武门时,城门紧闭,守门军队不肯放行。胡用电话与傅作义联系,亦未找到傅的所在。遂又原车返回东厂胡同。
这天晚上,陈先生全家都宿于东厂胡同,准备明早再走。我去与陈先生话别,他向我说:“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胡在晚间与傅作义通了电话,约定明早到中南海他的司令部换乘他们的汽车,又经傅下命令给宣武门的守卫部队,遂得抵达南苑机场而飞往南京。
(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张求会按:“俞大缜”,原书误刊作“余大缜”)
两相比照,疑点浮现:1948年12月14日夜间,郑天挺是否与邓广铭同在胡适寓所?陈、邓、郑三人是否“彻夜长谈,几乎没有睡觉”?谜底,看来只能留待“日记”解开。
责任编辑:郑诗亮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