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求会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陈寅恪的“西南联大时期”
1999年11月下旬，笔者有幸参加了中山大学举办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南开大学郑克晟教授有没有与会，现已记不起来，不过，第二年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倒是收录了他的《陈寅恪与郑天挺》（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44-751页）。文章用的是第三人称，篇幅虽不长，也没有注释，提供的却都是“干货”，隐隐看得出背后应该有一个可靠的“资料库”。等到今年年初，《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中华书局2018年1月出版，以下简称“《日记》”）正式出版，我才明白，《陈寅恪与郑天挺》的“资料库”就是已刊和未刊的郑氏日记。
利用春节假期，我将《日记》翻阅一过，觉得“郑天挺与陈寅恪”这一话题仍有待完善，或者说尚有待发之覆。现将一己之见拉杂写出，以求正于各位方家。
长乐郑氏与义宁陈氏的“世交”问题
《陈寅恪与郑天挺》是这样介绍陈、郑关系的：
陈先生长郑先生9岁，是他的师长，或亦可说系师友之间。陈之父陈三立先生与郑之父郑叔忱先生清末曾共过事，可谓世交。抗战前，陈三立老先生曾为郑先生书写“史宦（求会按，疑当为“史宧”）”之横幅，郑先生一直高悬书房之中。但陈、郑两人的熟识，还是在西南联大及北大文科研究所期间。（《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第744页）
《日记》起自1938年1月，迄于1946年7月，上引文字至少在《日记》里没有看见，是否源自郑氏未刊“日记”，不敢遽断。郑天挺的自述《滇行记》（郑克晟整理），在回忆1938年5月3日入住蒙自歌胪士洋行之后，专门有一段文字谈到邻居陈寅恪：
寅恪先生系中外著名学者，长我9岁，是我们的师长。其父陈三立先生与先父相识。此前数年三立先生尚为我书写“史宦”之横幅，我郑重挂于屋中。抗战不久，因北平沦陷，先生乃忧愤绝食而死，终年85岁。（郑天挺著《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78页）
郑氏父子二人的文字，大同而小异，值得推敲者在于郑、陈两家是否“世交”，以及陈三立与郑叔忱有没有“共过事”。
郑天挺（1899-1981），生于北京，祖籍福建长乐；陈寅恪（1890-1969），生于长沙，祖籍江西义宁。郑父名叔忱（1863-1905），谱名允迪，字扆丹，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1890）进士——第二甲第一一七名（江庆柏编著《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27页）；陈父名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光绪十五年己丑科（1889）进士——第三甲第四十五名（同前，第1210页）。也就是说，郑叔忱与陈三立并不是科举同年。不过，郑叔忱与俞明震（陈寅恪的大舅父，俞大维的大伯父）倒是同榜进士——俞是该科第三甲第六十二名（同前，第1230页）。
排除了科考同年，再看郑叔忱与陈三立之行止有无交集。郑天挺在《五十自述》里这样回忆父亲：
父亲郑叔忱是清末科举时代的一个知识分子。他是光绪十六年（1890）的进士，后在翰林院任职，光绪二十年（1894）做过顺天乡试的同考官，庚子（1900）以后又到奉天（沈阳）做过一年多的学政。后以丁忧回到北京，在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做过很短时期的教务提调（教务长），于一九〇五年病死，那时他才四十二岁，我只有六岁。父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直接印象，我只在亲戚谈话中和他遗留下来的藏书中，知道他是一个留心新政和爱好文史的封建教育官吏。（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有别于郑叔忱的声名不彰，陈三立的生平从来不乏“粉丝”关注，依据目前已有材料来看，二人极有可能因为在京参加会试而结识。考陈三立曾赴京参加光绪九年癸未科（1883）会试，未中。十二年丙戌（1886）再战，成贡士，未应殿试。十五年己丑（1889）四月，补应殿试，成进士；五月，签分吏部考功司，以主事用；七月，因为觉得“浮沉郎署，难有展布”，于是请假返回长沙，未再任职。（据李开军撰《陈三立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3、124、156、201、216页）
尽管郑叔忱与陈三立相识的时间、地点仍不够清晰，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两人既非同年，也非同事。因此，郑、陈两家很难称得上“世交”，郑天挺的自述更显规范、准确。毕竟，郑天挺、陈寅恪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对于“世交”的理解还是与今不同。试举一例：1945年10月31日，急于飞返北平接收北大校产的郑天挺，在焦急等待航班之际，曾与蒋复璁“谈及旧事”，“知其叔祖廷黻与先君庚寅会榜同年，盖世谊焉”（《日记》，第1122页）。查蒋复璁之叔祖蒋廷黻（与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同名），庚寅科（1890）会试后，复于壬辰科（1892）“补殿试”，中式第三甲第八十五名（《清朝进士题名录》，第1250、1256页）。可见，直至民国，即便是接受过西式教育的学者，其所谓“世交”、“世谊”，还是习惯于指称上代曾经同榜或同僚。
当然，从郑克晟、陈美延这一代来说，祖父辈“相识”，父辈同事且谊在“师友之间”，陈美延整理《陈寅恪集·书信集》，郑克晟为之提供复印件（《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0-262页），此时称两家“可谓世交”也未尝不可。
之所以锱铢必较一般地抠字眼，我的另一个意图是借此说明郑天挺行文如治事——有据可依，认真周全。
陈寅恪西南联大时期几类活动场景的还原
陈寅恪西南联大数年间之行止，从1981年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到2001年的《陈寅恪集·书信集》，再到2010年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以下简称“《也同欢乐也同愁》”）、《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又到2014年的《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尽管还有不少盲点，还是变得越来越清晰、准确。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除了不断披露的陈氏本人文献以外，便是和他患难与共的友朋们的日记、书信或忆述，如吴宓“日记”、傅斯年“遗札”和浦薛凤《太虚空里一游尘——抗战生涯随笔》等。此次《日记》出版，又为还原陈寅恪当年的几类活动场景提供了新鲜材料。
其一，散步、远足、饮食、观戏、跑警报等活动。
陈寅恪的身体从来难称康强，陈夫人唐筼是体育教师出身，在她的劝导下，陈寅恪“养成午睡、散步的良好习惯”（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著《也同欢乐也同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4页）。至少从《日记》来看，陈寅恪很听夫人的话，将散步的习惯从北平带到了蒙自，又带到了昆明。与陈寅恪、郑天挺一同散步的，有罗常培、汤用彤、陈雪屏、闻一多、容肇祖、邱椿、刘文典等。散步的地点，蒙自时期较多的是军山、崧岛，昆明时期几乎都是翠湖。
毕竟是文人，散步也与一般人不同，字里行间不乏情趣。如1938年5月25日：“下课后偕寅恪、莘田、雪屏、大年至军山散步，较崧岛尤幽静，青岭四合，花柳绕堤，不意边陲有此曼妙山川也。”（《日记》，第64页；“莘田”，罗常培；“雪屏”，陈雪屏；“大年”，邱椿）。又如1940年1月22日：“晚与寅恪、锡予、莘田至翠湖步月，并各进米酒一盂。月色清朗，树影在地，悄步其间，深得静趣。然吾辈外，堤上行人或未足以语此也。”（同上，第238页；“锡予”，汤用彤）
散步之外，“教授团”在蒙自甚至安排了一次远足，归途偶遇大雨，可谓苦中作乐之经典。参加这次郊游（1938年7月23日）的，除了郑天挺、陈寅恪，另有陈岱孙、浦薛凤、赵凤喈、余肇池、周先庚和邱椿：
八时偕寅恪、岱孙、逖生、鸣岐、舞咸、先庚、大年步行往黑龙潭。据土人云凡十五里，行两小时乃达。沿途皆水田，无可观，惟登高而望，青碧无垠，不觉叹此邦之富也。潭为人工所筑，所以灌溉也，深五丈许，狭而有阶，与所想像深险峻峭者迥殊。水黄色，上有龙王庙、三楹庙，左数武有乾隆二十七年勘界碑，知其地名“龙潭”，属布衣透。布衣透，其村庄名也。就潭侧进餐毕，天雨，避庙上，久之雨止，乃行。行三五里，有玉皇阁，道观也，大殿三层，甚壮，有螺旋梯，殊精巧，不知何时建，阒无一人，不可得询。门前有布衣透小学匾，亦不知废自何时。出玉皇阁，行三数里，天大雨，衣履尽湿。急入村，就一家大门避之，雨过复行。下午二时始抵校，狼狈不堪矣。（同上，第78-79页）
也许是对这次远足印象深刻，郑天挺后来在《滇行记》里仍有追忆：“寅恪先生到蒙自稍晚，未带家属。经常与我们一起散步，有时至军山，有时在住地附近。当时他身体尚好，我们还一起去过蒙自中学参观图书。临离开蒙自时，即7月23日，大家曾去该地之黑龙潭游玩，往返15里，历时数小时。”（《及时学人谈丛》，第578页）验以《日记》所述当天长距离、长时间之户外活动，“当时他身体尚好”应该不是误记。因此，游伴浦薛凤（逖生）所称陈寅恪其时“体质太弱，大有弱不禁风之感”[据卞僧慧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7页]，今人还须辩证看待。小小一个细节，似乎也可提醒后人：日记较追忆更可信，众人所记较一己所述更可靠。
陈寅恪“有慢性胃病”，“常年消化吸收功能欠佳”，“胃口差、进食量少”，“且有偏食的坏习惯”（《也同欢乐也同愁》，第255页）。国难当头，生活条件极差，一个人来到云南，可以想见饮食问题会如何让他头疼。不过，从《日记》来看，点心、包子可吃，米酒、咖啡可饮，酒宴酬酢尚能应付[1939年6月21日至23日，陈寅恪连续三天出席为他举办的饯别宴。详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14页；《日记》，第161页]，至少没有留下一次被特殊关照的文字记录。
陈寅恪对京剧之喜好，众所皆知，《日记》再次提供了可信的佐证，值得特别拈出。1940年5月29日：“饭后偕寅恪、锡予、从吾、莘田、恭三、泰然至昆明戏院，观京戏《一捧雪》，剧本甚佳，十二时归。为寅恪饯行，兼请泰然也。”（第276页；“从吾”，姚从吾；“恭三”，邓广铭；“泰然”，郁泰然）。6月12日：“午饭后寅老坚邀观京戏，偕锡予、恭三、泰然同往昆明戏院。四时四十分戏散，往南屏加非室饮加非，遇树人、大猷诸人。”（第279页；“树人”，饶毓泰；“大猷”，吴大猷）。山河破碎风飘絮，既为生人，自当寻找生之乐趣。一个“坚”字，既可见众人对陈寅老的尊敬，又可证陈寅恪堪称真“戏迷”。
让情趣画风陡变的，是跑警报和谈战局。1940年5月9日《日记》：“食饭进，一盂未尽而警报作，时十二时三十五分。余以往返工学院倦甚，决不出避。至十二时五十五分，紧急警报又作，乃与寅恪、莘田、恭三诸人坐防空壕侧闲话，欲待其至而入壕。候至二时，敌机未至，以为必不来矣，上楼而寝。二时四十分醒。以四时与人约在办公室会晤，遂不再睡。三时下楼询泰然警报已否解除，泰然方怪久不解除，而机声远远而至，继闻枪声一响，急避入壕。寅恪、莘田均自睡梦中惊醒，苍皇下楼避。迄四时半警报解除，传言纷纷。”（第270页。张求会按：“食饭进，一盂未尽而警报作”，断句或可作“食饭，进一盂未尽而警报作”？）数日后（5月18日）再记，已是对整个战局的关注：“晚饭后与寅恪、从吾谈欧局。”（第272页）郑、陈、姚当日所谈为何，可惜没有记录，郑与陈对战局的判断可能不大一致，似有必要多说两句。
抗战初期，陈寅恪曾“主张妥协，反对力战”。迁徙西南联大后，其悲观论点“并不孤立”，部分同仁也“着重理智，取客观态度，持戒慎恐惧之心理，认为当初倘能拖延时日，充实准备，形势较优，倘能保持主权，虽暂时委曲，可徐图伸张”；另一部分联大教授则持主战论，“着重情感”，“表示乐观”，“无论如何，不可委屈求和，必须作战到底，而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据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163页）。1942年4月17日，郑天挺在与潘家洵（介泉）谈及时事时，坚信“明年夏，同盟军必胜，中国必胜”，潘氏不信，郑氏谓“余确有此信念，其理由则说不出也”，“乃写一条”，请潘氏为证（详《日记》，第542页）。由此而言，郑氏当属典型的主战派、乐观派。然主和主战理据虽殊、言辞各异，共赴国难、矢志不渝则一也。陈氏也不是固执之人，随着抗战持续，太平洋战争一起，“虽仍对重庆政府缺乏信心，但对国运显然已不再那么悲观”（《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第220-224页）。
其二，切磋学问、审阅文稿。
郑天挺以明清史专家著称于世，实则对隋唐史也有贡献，赖其弟子和再传弟子不断挖掘、彰显，近些年才逐渐为人所知[参阅段晓亮《郑天挺隋唐史研究的成就与特色》，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当然，《日记》所载，更多的是处于起步阶段的郑天挺向隋唐史大家陈寅恪的追随和看齐。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除了坚持研读陈寅恪的著述，还曾就相关问题与陈寅恪探讨。“陈寅恪的研究对郑天挺影响很大，陈寅恪所注意的问题亦为郑天挺关注。郑天挺的研究多是在陈寅恪研究基础上的深化。”（《郑天挺隋唐史研究的成就与特色》）
陈寅恪“天分最高”、“渊博之至”、“记忆力极强”，浦薛凤“佩服不已”（此据《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87页）。对陈叹服者当然不止浦氏一人，西南联大时期与之共事同居者大多抓住难得机会向他请教。仍以郑天挺为例，他的两篇名作——《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和《发羌之地望与对音》——或得到其称赏，或得到其指点。
1938年7月2日《日记》：
诣从吾。去春余之《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印行，曾以寄朱谦之。谦之复书，谓吴宗慈有文驳孟心史先生《太后下嫁考释》即将印行，近日闻已载于《史学专刊》，从吾处有之。余以为必有涉及余文之处，特诣从吾询之。值寅恪在座，告以吴氏见余文，颇悔其旧作，亟向从吾假，归读之。果于文后有按：“此文草成后，得读郑天挺君著《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对多尔衮之所以称皇父，乃由于满洲旧制（其下撮举余说，但余实谓满洲旧俗，非旧制也）云云。由是言之，多尔衮之称皇父已不必有伦理上之嫌猜矣。……吾人今日殊不必于其事之有无多为辩证，但视为一种传说可耳。读郑君文既毕，续赘数语于本文后”之语，不胜惭愧。张怡荪往亦盛称此文，谓能以最习见、最平正之材料钩稽出最确实、最严整之结论。（第73页）
师友赞赏，为之欣喜，自是人之常情。张怡荪盛赞《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在于“能以最习见、最平正之材料钩稽出最确实、最严整之结论”，而这恰恰也是陈寅恪诸多名篇的特色。
郑氏另一名篇，原题曰《发羌释》，后遵从罗常培、陈雪屏的建议，改称《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写作过程中，除罗常培、陈雪屏外，还先后得到陈寅恪、魏建功、姚从吾、邵循正、邱椿等人的帮助。据《日记》，1938年7月5日，郑天挺将文稿送请邵循正、陈寅恪“审阅”。次日，陈寅恪送还文稿，对其观点深予“赞许”。郑天挺对陈寅恪订正之处深为折服，而陈的赞许尤增其“兴趣与努力”（第72-74页）。
郑天挺后来回忆，老友罗常培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帮忙最多”，“文章写成后，又代我请陈寅恪审正”（此据《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89页）。试与《日记》比对，请陈审稿似未必由罗“中转”。
其三，陈寅恪数次入滇、出滇的重要日期。
时至今日，综合各家所记，终于可以将陈寅恪数次入滇、出滇的日期确定下来：
1938年4月23日，夜间抵达蒙自（《也同欢乐也同愁》，第142页；张求会按：《也同欢乐也同愁》对部分史料之出处，交代得不够完整、规范，本文暂且将浦薛凤、吴宓等人之记载归结于该书）。8月13日，随众迁往昆明（《日记》，第84页）。
1939年6月26日，与蒋梦麟夫人陶曾榖、陈福田、胡适之子胡祖望等同乘火车往越南（《日记》，第161-162页）。7月3日到达香港，探望妻女（《也同欢乐也同愁》，第151页）。“10月中旬启程返回西南联大，依旧取海道乘船去安南海防，经铁路于10月20日下午六时半抵昆明，仍住在靛花巷。”（《也同欢乐也同愁》，第154-155页；《日记》，第201页）
1940年3月下旬，从昆明飞重庆，出席中研院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3月28日回到昆明（《也同欢乐也同愁》，第157页；《日记》，第257页），6月17日与郑之蕃同乘火车前往海防（《日记》，第281页），7月1日到港，“以后他再也没有重返昆明”（《也同欢乐也同愁》，第157-158页）。
这就是陈寅恪的“西南联大时期”，历时三年，实际在滇时间大约二十二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