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古木构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封闭大修十年系误传

近日，有传言称“山西大佛光寺即将开始进入为期十年的漫长维修期。为切实保障施工安全，以及文物本体安全，大殿周围将会有围挡封堵。届时，游客将不能目睹佛光寺东大殿的风采。” 山西省文物局对此澄清称：“该消息并不准确，佛光寺确实需要进行修缮和维护，但具体方案以及计划还未敲定，目前并不存在十年封闭维修期的说法。”

佛光寺，位于五台县东北32公里佛光山山腰，始建于北魏，唐代会昌灭法时曾被毁，后又重修。现存的唐构东大殿，集塑像、壁画、墨迹、建筑于一体，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第一国宝”。

193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战争阴云的笼罩下，以一本《敦煌石窟图录》中一幅唐代壁画“五台山图”为线索，前往山西的群山峻岭，搜寻到了这座隐藏千年的古寺，佛光寺寂寞多年的山门终于被打开。一座建造于公元857年，保存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就被发现。打破了当时日本学者“中国没有唐及以前木结构建筑”的断言。

但在2015年，“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木构件出现劈裂、变形、扭曲，需靠架子支撑、墙面有浸水痕迹”的消息便见于媒体，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五台山的一部分，佛光寺东大殿是中国现存珍稀唐代木结构建筑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但自20世纪50年代.，东大殿东北角开始出现沉陷问题。

当时曾主持过永乐宫迁建、五台山南禅寺大殿落架大修、朔州崇福寺弥陀殿大修等工程的古建筑专家柴泽俊曾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说，“东北角有漏雨、劈裂现象，构件残损程度会加重，损坏的木构件也会日益增多，年久不修，本来能再利用的构件将来也就不能用了。东北角沉陷问题由来已久必须得解决，不能一直靠支架支撑着。”

尽管2016年3月，民间文物保护志愿者唐大华再到佛光寺时，原本支撑的木架换成了定制的木柱，但其实质并未改变。2017年8月，唐大华再到佛光寺恰逢下雨，佛光寺东大殿内外漏雨情况令人堪忧，佛光寺工作人员以塑料布为罗汉“挡雨”。此后佛光寺以屋顶瓦面勾缝，暂时缓解漏雨的情况。

据《山西晚报》报道，2017年8月底，佛光寺东大殿因为漏水情况受到国家文物局的关注，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山西省文物局局长雷建国等，专程赶到佛光寺进行调研。佛光寺东大殿历经1000多年，屋面筒瓦、板瓦酥碱、缺损、错位。加之五台山地区气候温差大，冬季冻融现象严重，以及连日天降大雨，导致佛光寺东大殿出现漏雨现象。

日前，山西省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也透露“佛光寺东大殿的维修方案还在研究中，相关的修缮方案已经报给国家文物局，正在等待审批，具体维修时间尚未确定，修缮计划也没有敲定，所以修缮的时间和具体的办法，还无从谈起。”

千年古建的漏雨不是一时之功，文物本体的修缮工作，是一项非常严谨和具象的工作，需要经过专家多次论证后，才能形成方案，并且须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据了解专家一直在讨论和商榷山西古建筑的修缮方案，在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下，做到“最小程度的干预，最大限度的保护”。同样。辽代的应县木塔的修缮方案也做了几百稿，论证研究了20年，亦不敢轻举草率地修。

延伸阅读：

梁思成：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

山西省五台山，是中国称为文殊菩萨的文殊师利菩萨埵的神山，该处对中国佛教徒而言，在唐代甚至以前就已经成为圣地了，千余年来，其中大量寺庙曾不断重修，并为朝拜者保持着灿烂的外观和耀眼的彩画。但是在山岭的周边外围则讲时髦的人不爱去，贫穷的僧人也无力从事大规模的修建工程。如果有什么地方的古代建筑经过若干世纪仍然保持原状，可能就在这里。

我作为成员之一的研究中国建筑的营造学社，在过去九年里，已经在全国到处搜寻古代建筑遗迹。我们的最终目标是编纂一部中国建筑历史，它是过去学者们从没有真正接触过的一个课题。由于在文献中极少或者缺乏材料，我们不得不寻找实例。迄今为止，这项调查已经使我们走遍了十五个省，研究了两千多处建筑遗迹。不过自1932年以后，我们发现年代最早的极易腐朽的木构建筑是宋代早期的（公元984年）。1937年6月，为了寻找年代更早的唐代木构建筑，我们去了五台山，在那里最终得偿所愿。

我和我的妻子林徽因建筑师以及几位工作人员，从北平去了太原，再坐汽车到80英里外的东治。从东冶我们改乘骡车走很少有人走的土路进五台山，当时并不知道沿路有我们要寻找的庙宇。在南台外围，大约过豆村三英里，我们走进了佛光寺大门。

这座庙宇位于山坡的一处高台上，面对一座大院，周围有二三十棵古松环绕。它是一个雄伟的建筑物，仅一层高的大雄宝殿，有着巨大、宏伟、简洁的斗拱和深远的出檐，一眼望去，立即表明了它远古的年代。但是，它能比我们以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木结构更古老吗？

巨大的殿门立即被我们用力地推开了。面宽七开间的室内，在昏暗之中非常动人。在太平坛上，坐着佛陀像，两边是普贤和文殊以及众多随侍的罗汉、胁侍菩萨及金刚神王等，像迷人的众神之林出现在我们面前。在坛上最左边是一个真人尺度的、穿着世俗服装的妇女坐像，在诸神之间显得十分渺小和谦恭。僧人告诉我们，她是邪恶的“武后”。整个塑像群虽然经过近来的重修显得色彩光鲜，但毫无疑问是晚唐时期的作品。但是，如果这些是未经破坏的原来唐代泥塑，那么覆盖它们的建筑物也只可能是原来唐代的结构。显而易见，任何房屋重建都会破坏下面的所有东西。

次日，我们开始细心的调研。对于斗拱、梁枋、棋盘式天花板、石刻的柱础，我们全部急切地加以考察，每项都告诉我们其明确的晚唐时代特征。而当我们爬 到天花板上的黑暗空间时，则令我大感惊奇；我发现屋顶桁架的构造方式以前只是在唐代绘画中见过。它使用两根“主椽”（借用现代桁架用语）而没有“中腹杆”，这一中国较后的结构正好相反，令人感到莫大的意外。

这个体“阁楼”里住着成千上万只蝙蝠，它们群集在脊檩周围，像是涂了一层厚厚的鱼子酱，因而我难以发现可能写在梁上的年代。另外，木料上布满了靠蝙蝠为生的千百万只臭虫。我们所站的天花板上面，是一层厚厚的尘土，大概是过去若干世纪所沉积的，并且到处散布着蝙蝠的尸体。在完全黑暗和恶臭之中，在戴着遮住口鼻的厚口罩而令人难以呼吸的情况下，我们一连测量、绘图和用闪光灯拍照了数个小时。当我们最后从屋檐下出来，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背包里竟有数百只臭虫。我们自已也已经被咬得伤痕累累了。然而，我们这次发现的重要和意外收获，却成了我搜寻古代建筑时期中最愉快的时光。

大殿的墙壁一定曾经饰以壁画。但仅存至今的壁画部分只有“檐壁”，即当梁上面和斗拱之间的抹灰部位。檐壁的不同部分具有极为不同的绘画标准，并且显然是不同时期的。有一处绘有团花中的佛陀像，标明的日期相当于公元1122年。旁边一处画有佛陀和胁侍的菩萨像，肯定时期要更早并且艺术价值更高。将这部分壁画与敦煌石窟的壁画加以对比，结果极为明显。它不可能不是唐代的。虽然只是墙上一条，又非重要位置，而据我所知，却是中国在敦煌石窟以外唯一的真正唐代壁画。

我们在大殿工作的第三天，我的妻子觉察到在一根梁底上有非常模糊的毛笔字迹象。这个发现使我们大家极为兴奋，没有比将建筑的年代实际写在其梁下或刻在旁边的石头上更令我们高兴的。这里是我们第一次发现的极好的唐代建筑，但是我将如何报告其年代呢？唐朝从公元618年延续到906年。现在这块带有模糊字迹的木材，不久将给我极为渴望的答案。当我们为了清洗木梁和研究近在手边的题词正忙于在有价值的塑像之间搭脚手架时，我的妻子直接投入了这一工作。她仰起头，努力从梁下不同的角度，用热切的目光观察。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紧张的努力以后，她已经能够读出许多带有冗长唐代官衔的、不清楚的人名。其中最重要在大梁最右边的、部分清晰的文字。即“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

佛殿是由一位妇女捐献的！而我们这个年轻建筑师，一位妇女，却是第一个发现这座中国最难得古庙的捐献者也曾是一位妇女，这似乎未必是巧合吧。她怕自己由于想象力太活跃而误读了些难辨认的字，但她记起在外面平台上的石经幢上面好像见过有类似官衔的一些名字。她离开大殿，希望从石柱的刻字上去核实自己的解读。这回，她大为高兴，因为发现除去一连串显赫官员的名单外，同样的词句赫然在目，即“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这颗石经幢带有纪年为“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

于是它使我们理解到：到位身着世俗服装、在坛末谦恭地坐着的妇女塑像，僧侣们称之为“武后”的，原来就是宁公遇夫人本人。

假定石经幢是大殿完成后不久所立，建筑物的年代也就可以大致肯定。它比过去发现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还早127年。它是我们在这些年的寻访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结构。而且在一座殿堂中，我们拥有唐代绘画、唐代书法、唐代雕塑和唐代建筑。从每项来说，它们已属难得，何况集中一起，则更是罕见。

“战争已经开始”这个迟到一周的清息，立即打断了我们的调查。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唐代庙宇，迂回地回到北平，以后又随其他教育机构到了西南。在以后的几年中，山西已成为重要的战场，而唐宇所在的豆村，则从原先的默默无闻转而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报纸上，有时成为日本人进攻五台山的基地，有时成为中国人反攻的目标。战后该唐代建筑还能剩下什么是很成问题的。我不希望我的照片与图纸竟为它唯一现存的记录。

本文原载于1941年7月号《亚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