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的斯芬克斯
杰斐逊热
从1993年4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的“托马斯·杰斐逊蒙蒂塞洛生活展”（The Worlds of Thomas Jefferson at Monticello）吸引了60多万杰斐逊的粉丝前来参观。蒙蒂塞洛艺术馆馆长苏珊·斯坦（Susan Stein）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杰斐逊的后人为还清庞大的债务不得不拍卖家产，蒙蒂塞洛的家具自1827年开始纷纷流落各地。她尽全力收集了其中的大部分。
现在基本上重现了当年杰斐逊在蒙蒂塞洛生活时的情形，宅内的陈设一如昨日。如果庄园里的房间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杰斐逊人格的多面性，那么杰斐逊应该是个追求奢华又不拘小节的人。杰斐逊挑选物品要是有什么准则的话，大概就是凭着性子，买些价高物美的东西了：乌东的半身雕塑，紧挨着的是印第安风格的头饰，红木桌子上摆满了白瓷餐具和银质烛台，肖像画、印刷品和锦缎帷幔挂满了墙，还有一面镀了金边的穿衣镜。
如果将我们一生当中获得的最为珍视的东西重新摆放在一起，或许每个人的人生看起来都是充满偶然和无序的。然而，不论以哪种标准来看，拥挤的蒙蒂塞洛都像是一个奖杯展示柜，而其主人是美国最为放纵任性且不拘一格的收藏家之一。一个人如何能够拥有这样一屋子的珍宝，却还要坚持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主张的朴素主义，过着农民般清苦的生活？这个展览表明杰斐逊曾生活在一个堆满了珍宝的博物馆里，让人很容易想到19世纪的强盗贵族的生活，充盈的财富完全可以满足对财富的所有欲望。
展品包括当年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时使用的一张便携式书桌，这张书桌是从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租借来的，是这次展览中最为重要的物品。从这张书桌上我们不难发现，杰斐逊对“共和制的朴素”（republican simplicity）偏爱有加。这张书桌自1880年起就存放在了史密森学会中，从那时起至今，仅仅在富兰克林·罗斯福1943年为杰斐逊纪念馆揭幕时向外租借过一次。史密森学会将这张桌子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为神圣的文物之一，因此在向蒙蒂塞洛租借的那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天24小时都设有警卫。大家争相前来参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看一眼这张书桌。展览举办的这一年中，只有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故居吸引了比蒙蒂塞洛更多的游客。
这种现象应该有个说法或者名称，所以我开始把它称作“杰斐逊热”（Jeffersonian Surge）。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的250周年诞辰都没有引起如此的关注。林肯的150周年诞辰也没有引起这般强烈的反应。杰斐逊热并不是由职业的历史学家发起和主导的。杰斐逊在学术界声名斐然的同时在社会公共领域同样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出版商、电影制品人、导演、博物馆馆长，还是基金会主席，都拿杰斐逊大做文章。相较于其他历史人物的私人物品，杰斐逊的私产受到更广泛、更深入、更全面的关注。这就像在7月4日的烟花表演时没有看到普普通通的烟花、花炮，却目睹了一次中等规模的原子弹冲击波。
学术界的风向与此不同。并不是学者们忽视了杰斐逊，或者仅将他视为次级重要的历史人物。聚焦于杰斐逊或研究杰斐逊一生中某一方面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呈现成倍的增长。仅罗列杰斐逊的研究成果就需要两大卷的篇幅，其中大部分文献都是20世纪最后25年间的。最重要的一个学术项目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托马斯·杰斐逊论要》（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以约两年一卷的速度面世（截至1993年，已出版25卷）。
关于杰斐逊的争论
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并非对他不感兴趣，而是对他的人格魅力和人生成就缺乏共识。民众对他爱意不减，在学术界却遇到一些麻烦。事实上，在一些学术领域，对他的评价甚是刻薄。在美国历史上，杰斐逊曾一度象征着正确的事情，但已成为许多错误的代名词。你可以带着后见之明，回到20世纪60年代看看，那时观点开始发生变化。1963年，伦纳德·利维（Leonard Levy）的著作《杰斐逊和民主自由——论黑暗面》（Jefferson and Civil Liberties: The
Darker Side）出版。一如其名，伦纳德在书中写道，他发现杰斐逊在为弱势群体的权益和自由发声时并非那么鼓舞人心。他对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说辞与其实际行动不符。
1968年，温思罗普·乔丹（Winthrop Jordan）的《白人眼中的黑人》（White over Black）出版，掀起了一阵更大的反杰斐逊浪潮。这本书回顾了美国早期的种族关系，进行了十分权威的评价。本书中较长的篇幅涉及了杰斐逊。虽说没有对杰斐逊进行严厉的指责，乔丹在书中指出，种族主义萌芽于美国历史的早期，杰斐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唤醒了深埋于白人人性中的种族主义。
对杰斐逊与萨莉·海明斯间的不正当关系的质疑，乔丹持不可知论的态度，并不认同关于萨莉的传闻。他笔下的杰斐逊对于黑人有着深厚的情感，如性欲般的原始冲动，植根于他的潜意识之中。其他学术著作纷纷开始讨论类似的主题，但在对杰斐逊的评价中是否应该把种族、奴隶制作为核心问题来讨论，《白人眼中的黑人》一书设定了争论的标准。当把这一问题作为评价杰斐逊人格特征的重要尺度时，他在学术界的名声倏然而衰也就不足为奇了。
让我们再次带着后见之明往回看，另一个让杰斐逊在学术界风光不再的原因是埃里克·麦特里克1970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评论了杜马·马隆和梅里尔·彼得森刚出版的杰斐逊的传记。麦特里克略带冒犯地提出，对杰斐逊充满崇拜、庆贺其丰功伟绩的做法是否应该缓行。他问道：“我们是否还应该考虑到杰斐逊性格中还有些特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算不上英雄行为？”这不仅仅指他对奴隶制的公开支持。身为弗吉尼亚州州长，他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未能组织民兵开展有效斗争，而是在气势汹汹的英国部队来临之前，丢弃蒙蒂塞洛骑马逃窜，这件事是否是英雄行为？1807年的《禁运法案》（American Embargo）又是如何失败的？杰斐逊坚持经济制裁会把美国从战争之中解救出来，全然不顾种种现象表明这种制裁的唯一作用就是摧毁美国经济。
对于来自夏洛茨维尔的人来说，这些问题哪怕没有什么明显恶意也会让人很不舒服了。杜马·马隆是杰斐逊研究界一位资深前辈，多年在弗吉尼亚大学工作，穷其一生只为完成他极具权威性的六卷本传记《杰斐逊与他的时代》（Jefferson and His Time）。这是美国学界完全出于学术热忱而撰写的巨著之一。相比而言，梅里尔·彼得森对杰斐逊的看法更加宽容一些。
麦特里克称，夏洛茨维尔诸位的观点是“来自杰斐逊阵营的意见”，已经变得越发没有解释力了。麦特里克呼吁学术界要重新审视杰斐逊，在夏洛茨维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回应，这一点十分出人意料。1992年10月，托马斯·杰斐逊纪念馆组织召开了一次为期6天的会议，以“杰斐逊的遗产”作为主题，以示敬意。会议期间人们展开广泛的思想交流，一名记者称之为“一场面向公众开放的智慧沙龙”。会议结束后，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包含15篇论文。此外，公共电视频道播出了记录会议主要内容的录像，时长一小时。里士满（Richmond）当地的报纸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都刊登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虽然做宣传时称这是学术界对杰斐逊生日庆祝的聚会（来年4月将迎来杰斐逊250周年诞辰），本次会议却摆出一副公开审判的架势，杰斐逊被赋予了被告的角色。
控方的主要观点来自历史学家保罗·芬克曼（Paul Finkelman），当时执教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Poly 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主要的指控是针对杰斐逊的虚伪。芬克曼指出：“因为杰斐逊是《独立宣言》的作者，对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立场做出考评时，要考虑的不是他是否优于同时代最恶劣的势力，而是他是否领导了最优秀的那部分人。”答案显而易见：“杰斐逊考评不合格。”芬克曼认为，杰斐逊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种族主义者，在杰斐逊眼里，黑人与白人根本不可能相互平等地一起生活。并且，在废除奴隶交易或者限制奴隶制向南部之外地区蔓延的问题上，杰斐逊并没有表现出十分真诚的态度，他对于如何逐步实现解放奴隶的思考亦是如此。他所钟爱的蒙蒂塞洛和他的奢靡生活都是奴隶们辛苦劳作换来的。芬克曼认为，给杰斐逊冠以“自由之父”的盛名是一种误导，说得严重些，甚至让人生厌。
如果说芬克曼提出了最核心的指控，那么罗伯特·库利（Robert Cooley）就是支持指控最重要的证人。库利岁至中年，是一名黑人，自称是杰斐逊与萨莉·海明斯的嫡系后代。库利在问答提问环节时从观众席中站了出来，向世人宣称杰斐逊与萨莉·海明斯之间的关系不容辩驳，因为自己就是这段关系活生生的证据。无论学术界的专家对于此事的研究结论如何，俄亥俄州及伊利诺伊州的几代非洲裔美国人都知道，他们都有杰斐逊的血统。学者们争论来争论去，总是声称没有充分的证据或档案可兹证明。但缺乏证据是很正常的。库利解释道：“那会儿的我们哪会写字，我们是奴隶啊。”而杰斐逊的白人后代也许在他去世后迅速销毁了能证明这段关系的所有文字资料。库利强调黑人社会更重视口耳相传的历史，而不像学术界非
要看到白纸黑字的文档。他口中的历史或许没有实在证据，但很显然更加具有政治影响力。库利坐下的时候，观众席上掌声四起，响彻会堂。前去报道大会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记录下了这个场面：“杰斐逊的支持者们陷入了被动。对于人们心中的偶像这是十分艰难、尴尬的时刻。”
事实上，无论是芬克曼小题大做的指控，还是库利戏剧化的个人证言，都不能准确地反映整个会议。但各新闻媒体更愿意报道这些内容，因为这些是会上最有意思、最有争议的插曲。对于现阶段学术界对于杰斐逊的看法，比较公正的评价来自彼得·欧努夫（Peter Onuf），他继梅里尔·彼得森之后，任弗吉尼亚大学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基金讲座教授，同时也是此次夏洛茨维尔大会的主要组织者。1993年10月，欧努夫在本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威廉玛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学者眼中的杰斐逊”（“The Scholars’ Jefferson”）。文中指出，杰斐逊的个人形象的确有所降低，但也只有一小部分历史学家愿意全然信服芬克曼，把杰斐逊这个曾是美国最了不起的英雄看作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学者们并非有意要把杰斐逊纪念堂夷为平地，或者凿掉他在拉什莫尔山上的雕像。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主流仍然是对神话般的杰斐逊充满近乎盲目的热爱，让杰斐逊的研究者们也为之癫狂。同时，以马隆、彼得森为代表的对杰斐逊恭敬虔诚的传统在学术界无疑已经式微。
对于如何理解学术界目前矛盾的状况，欧努夫提出了两种看似有道理的途径。首先，发轫于美国的杰斐逊起主导作用的民主主义革命现今已经扩展到将人类的各种平等权包括在内，尤其是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这是杰斐逊当年无法表达赞成甚至不曾想象过的。因此，许多受现代思想影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热衷于从美国历史中寻找那些具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及崇尚父权思想的人进行批判。他们将这些人视为反面教材，以当前的社会标准对这些人进行考量，以证明过去是个多么糟糕的社会。因为有众多的美国民众对杰斐逊关注有加，他自然就成了批判者最合适的靶子。杰斐逊是如火如荼的文化战争中各方竞相争夺的战利品。如果历史可以提供可靠的前进方向，那么那些怒目而视的批评家在这场战争中胜算不大。但是学术界的批评意见会逐渐影响大众文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将注意力放在杰斐逊是一个白人奴隶主、种族主义者上面，这种看法将会摧毁杰斐逊的英雄形象。也就是说，学术界对杰斐逊的评价有可能引导社会公众对他的看法。
其次，欧努夫认为，杰斐逊的复杂心理被过分渲染，人们为之好奇，而现在挫折感正逐渐取代好奇心。那个深深吸引了诗人和“多变杰斐逊”拥趸的著名悖论，开始呈现出完全的矛盾。欧努夫认为杰斐逊在学术界的形象已经逐渐演变为“一头自欺欺人的怪兽”。他善于措辞，却显得过于夸饰，将陈词滥调包装成富有政治智慧的文字，如欧努夫所说：“现今如同贬值的钱币在我们的民主文化中流通。”杰斐逊的多重性格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文艺复兴之士的多才多艺，而更像是一个骗子狡猾的伪装。
戈登·伍德（GordonWood）发表了总结性的意见。伍德一直被认为是研究美国革命时期历史的最知名的历史学家，他应邀对此次夏洛茨维尔会议的论文集撰写评论。伍德指出，杰斐逊身上必然存在性格缺陷，杰斐逊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此，而在于人们对他不切实际的期望。伍德提醒说：“我们美国人在塑造偶像、创造权威上犯了个极大的错误……我们考量任何人时都不应脱离其所在的时代和处境。”没有任何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能够成为一名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英雄，因为人性的弱点总会遮掩其神圣的光芒。伍德写道：“我们将杰斐逊摆上所有真实的历史人物都难以企及的神坛，却忘了他只是一个18世纪的奴隶主，也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这种失误最终使我们自己陷入混乱。”
走进生活的杰斐逊
我认为伍德是对的。事实上，这才是杰斐逊问题纷纷扰扰的争论中我们愿意听到的冷静的理性的评价。但也很清楚的是，这产生不了多少变化。是的，如果每一个美国人都可以从小说人物中任意选择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或恶人），那么我们的生活会轻松一些，因为这些英雄（或恶人）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但我们不会这么做，也不能这么做。如果我们摒弃对于英雄的渴望，那么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但事实是，在历史记载中没有任何人做到了这一点，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当代美国人会有例外。而且，学者们自然而然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设立了一道关卡，以防止历史与现实的随意联通。这种做法有其优点，可以阻止受意识形态驱使的评论家们从历史中拎出英雄或恶人来迎合他们的政治意图，同时也存在缺陷，会使历史与生活相疏离，毫无生气，变成历史学家的自留地。
不管怎么说，杰斐逊精灵早已从历史的魔瓶中逃脱，没有谁能再将它装回去。杰斐逊从历史中走来，走进当代生活，各种相关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即使在杰斐逊250周年诞辰庆典过后，热度依然不减。《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了纽约律师协会（New York City Bar Association）组织的一次模拟审判，首席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主持庭审。这次庭审对杰斐逊提出了三项指控：杰斐逊破坏了联邦司法的独立性；杰斐逊生活腐化，如路易十四（Louis XIV）般奢侈无度（蒙蒂塞洛中的展示品就是证据）；他常常违背《权利法案》（Billof Rights）。尽管控方拥有大量确凿的证据，杰斐逊最终仍被判定无罪。庭审结束时，控辩双方的律师把酒言欢，为杰斐逊干杯。
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在弗吉尼亚北部，人们反对在美国内战战场周边的历史遗迹区域建设迪士尼主题公园，呼声日益高涨。巴赫曼·巴特莫哲里兹（Bahman Batmaughelidj）来自伊朗，是一位富有的房地产商，参与了抗议活动。报上称呼他为“巴特曼”（Batman），恰好是在伍斯特教堂那晚我见过的一位伊朗慈善家。他了解到迪士尼公司是莫尔昌特和伊沃里拍的电影《杰斐逊在巴黎》（Jefferson in Paris）的制片商和主要发行商。电影主要讲述了杰斐逊与萨莉·海明斯之间的暧昧关系。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决定发挥自己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来反对修建迪士尼主题公园的计划，因为电影将萨莉绯闻旧事重提，迪士尼公司难辞其咎。巴特曼警告说：“美国人没有意识到杰斐逊及其思想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民有多么重要，它鼓舞着人们去实现希望和梦想。这部电影会破坏人们美好的情感。全世界的人都会把萨莉事件看成杰斐逊不容回避的事实。这当然是个谎言。”
1998年，喧嚣再起
萨莉·海明斯事件中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实是，杰斐逊是否与萨莉有不正当关系，双方各自都有一定的证据，这些证据让这场辩论得以继续，却又不足以证明到底哪一方是正确的。这件事算得上杰斐逊最受人关注的问题了，如果有人宣称自己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是人们大模大样地自我欺骗或者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在蒙蒂塞洛时，我曾两次在展会的员工及导游面前讲演，提到我们可以从杰斐逊的遗骨中提取基因资料，然后与海明斯的后代进行基因比对。这在我看来是解开谜团的唯一办法。蒙蒂塞洛的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同意我对形势的分析，但他们听到将要亵渎杰斐逊遗骨时，连连摇头，十分惊恐。除此之外，有人辩称或许遗骨中已经没有足够的机体残留供我们提取到基因片段来进行可靠的科学检测了。
当时我并不清楚，现代科学日新月异，已经发展出新的技术，可以不从杰斐逊本人身上提取基因片段就能够进行基因比对。因为杰斐逊家族中的男性可以直接继承Y染色体上的基因，现在有许多尖端实验室可以测定Y染色体上的基因标记，因此我们无须开棺提取。弗吉尼亚大学退休的病理学家尤金·福斯特博士带领的一支科研团队从一名在世的杰斐逊后代身上取得了含有杰斐逊Y染色体基因的血液样本，同时也从海明斯几位后代身上取得了血液样本。检测结果发表在久负盛名的科学杂志《自然》（Nature）上，并在1998年万圣节那天向媒体公开。结果表明杰斐逊与萨莉最小的孩子埃斯顿·海明斯（Eston Hemings）的基因相匹配。样本的配对成功完全是出于偶然的概率不到千分之一。这就构成了确凿的证据，表明杰
斐逊跟萨莉至少生育过一个孩子，结合先前的间接证据，可知两人很可能存在长期的性关系。如果托马斯与萨莉的故事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出肥皂剧，那么现在终于接近尾声了。
彼得·欧努夫五年前就对此做过总结，这次内情的披露事实上使学界进一步扩大并加深了关键性共识。我们都知道，杰斐逊生活在美国充满矛盾冲突的历史时期，性格复杂，难以捉摸，因为他提出了现代史上最为鼓舞人心的平等主义思想，而他家中却拥有200名奴隶。现在我们又知道，杰斐逊曾宣称种族通婚的前景极为可怕，并将其视为难以终结奴隶制的重要原因，而自己却又与一名女奴生了好几个孩子。在基因比对结果出来之前，人们也许会认为杰斐逊
的生活充满矛盾。现在我们可以确定，他的生活充满谎言。
各大报纸、杂志、电视台都将此事作为头条新闻进行报道。各种专栏评论铺天盖地，唇枪舌剑。因为我是《自然》杂志上那篇DNA研究论文的合著者之一，也曾正式公开反对针对克林顿婚外情的弹劾听证会，《纽约时报》的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指责我故意在这一时机发表该项研究成果，意图弱化对克林顿的法律诉讼，或许是因为我的研究可表明总统与年轻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有传统可循。不少黑人学者和记者借此机会发问，为什么包括鄙人在内的多数白人历史学家没有对这一史实进行修正？海明斯家族的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历史叙述对杰斐逊和萨莉的性关系言之凿凿，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潜台词就是种族主义仍然存在，对于美国南方黑人和白人存在秘密的性关系这段历史，大家都在保护杰斐逊，帮他撇清牵连。
然而，无论是学界对杰斐逊至高无上地位的批判，还是记者们将他作为文化论战中的双刃剑，公众普遍对此并不关心。这就好比在股票市场，一则影响投资的内幕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而美国民众却不为所动，泰然处之。这反而证明了我之前的想法，即福恩·布罗迪（Fawn Brodie）对于萨莉和杰斐逊故事的解读早已深入人心。当被问及如何看待新披露的真相时，来杰斐逊纪念堂和蒙蒂塞洛的游客的回应十分淡漠，都说早就知道了。（回想起来，拒绝接受事实的只有杰斐逊的白人后代和大部分历史学家。）从脱口秀节目中听众的热线电话也能发现，人们对此事多是正面的解读。此时，杰斐逊走下神坛，彻底展示了其作为“人”的一面，在我们这个更加自由和宽松的时代，“伟大的凡人”这样的称呼让他变得更加有血有肉。
一直以来，杰斐逊最令人反感的一点便是他深信黑人天生低等，无法与白人和平共处。然而这如今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对他的评价。无论杰斐逊在公开场合说过什么或写了什么，他本人是实实在在跟黑人一起生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杰斐逊一直是一位倡导文化多元的英雄，只是我们久未留意。这些众多的解读让我更加明白，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吸引力、最复杂难懂的偶像人物。比起美国万神殿中的其他贤达，杰斐逊身上更多地体现了我们愿意相信的意愿。无论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的杰斐逊是怎样的人，1743年至1826年曾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那个神话般的杰斐逊都将永生，并不断迸发出新的活力。杰斐逊纪念堂永久地伫立在潮汐湖畔，蒙蒂塞洛府邸得到完美的修缮，拉什莫尔山上的雕像岿然永存。我们越了解杰斐逊的真相，便越会感到心安。
（本文节选自约瑟夫·J.埃利斯著《杰斐逊传：美国的斯芬克斯》，杨彬、卢晶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18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