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对话欧洲政治新势力

澎湃特约撰稿 黄静
2018-03-06 17:09
来源:澎湃新闻

自2009年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社会沉疴泛起,人心思变,群雄逐鹿。自冰岛而希腊,自西班牙而法国,一夜变天者比比皆是。新兴政治势力来势汹猛,短短几年间承运骤起,犹如地下岩浆喷涌,看客尚不及臧否,便已一泻千里。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偏门邪派”、法国总统马克龙“无门无派”,皆为新政治势力翘楚。新人既已主政,逐渐便能为世人所熟悉。只是那些尚未执政的新政治势力,犹抱琵琶半遮面,国人终觉隔阂。

这些新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政治潜力有多大?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将如何影响欧盟的对华政策?

笔者近日获欧盟项目资助前往布鲁塞尔调研,有心到欧洲议会一摸底细。本届欧洲议会共有751个议席,由2014年被媒体叹为“政治地震”的选举产生,除十来人外,所有议员都加入了“八大党团”。八大党团名称绕口,但若按“主流”与否分为三组,则一目了然。

最主流者,当属人民党(EPP)、自民党(ALDE)与社民党(S&D)三大老党团。其分据政治光谱中右、中间与中左,共占席六成有余,大体都支持自由市场和欧洲一体化。不太主流者,当属左翼的绿党/欧洲自由联盟(Greens-EFA或Verts/ALE)和右翼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ECR)。前者的成员是形形色色的“环保党”、“盗版党”、“地区民族主义党”,后者则为支持自由市场但反对欧盟侵损国家主权的“疑欧党”,如英国执政党保守党以及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

而剩下的党团,则可归入“非主流”了。联合左翼/北欧绿左(GUE/NGL)是个极左党团,不忘共产主义理想,反对欧盟通过新自由主义搞一体化,还呼吁解散北约。大家熟悉的爱尔兰新芬党便在这个党团里。这个党团还有两个明星——希腊的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以及西班牙异军突起的“我们能党”(Podemos)。

欧洲自由与直接民主(EFDD)则是个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极右党团,近半议员来自成功说服英国人脱欧的英国独立党,剩下的议员中大多来自意大利的五星运动。欧洲民族与自由(ENF)是另一个极右党团,为法国国民阵线党魁马丽娜•勒庞的心血之作,她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拉齐人马成立党团。

欧洲新兴政治势力的集中地无疑是上述三个“非主流”党团,此外还有一些则散落在“不太主流”的两个党团里。

极右党团自然是重要的考察对象,但意外的是,与其接上头却颇为不易。原因让人啼笑皆非。一来极右人士多以反欧盟起家,故就任后多以国内事务为重,不坐班、不投票、不回邮件者大有人在;二来他们多以反全球化起家,对世界事务了解有限,对中国远客的兴趣远逊于同侪。笔者将这两个揣测的原因一抛出,便引来欧洲友人一片附和,称极右“已习惯被鄙视”、“难以雇到高素质工作人员”、“已闹出很多丑闻”云云。在某一研究所,笔者集中采访了七位二三十岁来自欧洲各国的年轻人,问其身边谁投了极右的票、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热情陈述了对极右的看法,却无一正面回答问题。可见给极右投票,通常很“私密”,不足为外人道也

最终,几经努力,笔者还是得以“深入虎穴”。由于会谈前应允保密,故此处不详述过程。会谈进行得磕磕绊绊,笔者与主流政客侃侃而谈的“中欧关系”、“欧洲一体化前景”、“全球权力格局”,到这里便引不起太多共鸣了。

极右人士有一种在布鲁塞尔十分少见的敏感,不但委婉地盘问笔者有何访谈目的、是否来自媒体等,还表示反对称其为“极右”,而倾向于使用“爱国主义”或“民粹主义”字眼。当他们介绍自己的从政历程时,也真实地流露出因不被人理解而感到委屈。

从会谈看,极右的风格的确“非主流”,但他们并非传言中的“低素质怪人”。相反,他们彬彬有礼、旁征博引。与中国人讨论形而上问题似乎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不少极右人士有自己的“精神导师”,只是各人思想渊源各异,不同的人从博努瓦、海德格尔、甚至葛兰西那里各取所需,有人与一些当红哲学家保有密切私交。他们在哲学上的最大特点,也是他们与“纳粹分子”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拿后现代学说所推崇的“多样性”作为维护自身文化特性的理由。

极右人士很少关注世界性议题,如今才开始“补课”,且视角颇具特色。俄罗斯为极右人士普遍喜爱,因其乃“欧洲国家、基督教国家”。对美国则没有太一致的看法,但多赞赏特朗普总统“维护经济利益而不管人权说教”。南非的白人也很“荣幸”地被纳入了极右人士的视野,因极右人士有感于要为其伸张权益。至于中国,极右圈中知之甚少,知识不比一般欧洲民众为多。可以想见,他们也从未认真考虑如何发展对华关系。只是按其逻辑推断,估计会经济上强硬,而价值观上放任不管。

总体观感是,极右势力将长期存在,但其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度已面临一定瓶颈。之所以说将长期存在,盖因极右思潮是民众对现代化/后现代化、全球化负面后果的一种心理应对。这一论断在学术界已有公论,在访谈中也多次被各界人士提起。极右人士不一定是“现代化和全球化输家”,但其呈现出的谨慎和敏感气质,似乎正是这种心理的一个生动注脚。

一位极右工作人员告诉我,他出生于中等偏上家庭,但小时候很反感身边的移民,15岁那年不顾家人反对而加入了国民阵线。我不由得想起几位访谈过的绿党人士,皆神采飞扬、语气激越,满脑人权、绿色、人道主义。这是多么张扬的、与极右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仅仅谴责极右人士浅薄、怯懦是不够的。他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现代世界给人所带来的伤害,而这种伤害远超物质层面。

而之所以说极右势力的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度已经面临一定瓶颈,除了上述提及的“不入流”、“欠专业”、“视野窄”等原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即其发展将受欧洲政治“碎片化”的很大制约。一位德国绿党议员告诉笔者,虽然当前欧洲政局剧烈变化,但德国绿党地盘很稳定,几乎没有选民流失到极右阵营。欧洲社会是个高度成熟、发达的社会,生产关系、生活方式高度多元,任何一种思想都很难统领全部人。何况极右势力似乎并无全面改造国家的企图。能凭借机运在统治集团中占上一席、在意识形态中留下一笔,已是极右势力的最好出路。

说完极右,再来谈极左。

极左党在欧洲近乎“消失匿迹”多年,近年以目眩之速崛起,比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意大利五星运动、西班牙“我们能党”等等。激进左翼联盟是当前欧洲唯一的极左执政党,2004年成立,支持率在欧债危机中飙升,其41岁的党魁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在2015年希腊大选中成为总理,震惊全球。

五星运动由时年61岁的喜剧演员格里洛(Beppe Grillo)在2009年成立,四年后便在大选中成为可以左右组阁的力量,且普遍认为将成2018年意大利大选黑马。

“我们能党”由2011年席卷西班牙的“愤怒运动”催生,2014年年初由36岁的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学者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创立,年中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全国第四大党,到年底党员人数便居全国第二,2015年在西班牙大选中成为第三大党。

上述三党中,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更具传统激进共运特色,五星运动和“我们能党”则挟新型社会运动的余威。后两者自我定位并不完全是“极左”。五星运动在欧洲议会中投靠他党无门而最终加入极右党团,“我们能党”则常自称为中间派。这反映出欧洲极左党是个非常驳杂的群体。

极左与极右本是对应物,且当前极左党与极右党的策略颇有相类之处,如利用新型社交媒体、发起社会运动、推出魅力型领袖等。但颇让人玩味的是,笔者与极左人士的交往却十分顺畅。他们不但自如运用“布鲁塞尔话语体系”,且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有着十分恳切的兴趣。“我们能党”的议员和工作人员都如其党魁一样,低调、朴实、专业、充满乐观和年轻的气息,让人情不自禁心生喜爱。将心比心,西班牙民众在呼唤变革之际,看到这样一群新人,怎会不支持。

极左党派对中国感兴趣则有如下原因。第一,中国毕竟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极左党派血脉相通。近年,欧洲的极左党和极右党一样,也开始反欧盟、反全球化,但其理由并非是要保护认同,而是要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议员坦陈,意识形态因素在该党与中国的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二,欧洲的极左党多少得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的底子,对现代经济的运行、国际政治的博弈并不陌生,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自然要高看一眼。第三,极左党主要出现在有较深厚激进社会主义传统的南部欧洲国家,而南欧诸国(特别是希腊)近年与中国的关系持续升温。但凡有心问鼎权力巅峰的极左政党,都不免要认真思考对华关系。

从布鲁塞尔归来,笔者深感欧洲的政治版图仍在酝酿深层变化,而这正是欧洲乃至全球变动时代的一个缩影。这些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复杂而微妙,且仍未充分展开,对中国而言既不会是十足的好,也不会是十足的坏。在未来数年欧洲权力重组的过渡时期,中国还是要保持对欧洲内部变化的足够敏感,适时但却不过头地做各政治势力的工作。学术、民间和议会的交往或可低调先行一步。

    责任编辑:单雪菱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