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漫谈《燕然山铭》︱张公那顶破帽掇不到李公头上
发现《燕然山铭》的消息甫一公布，中国国内有一些人就忧心忡忡，担心这件大显皇汉威风的摩崖石刻，会被蒙古国人蓄意毁掉，湮灭汉兵铁蹄留下的印迹，以维护蒙古国独立于中国存在的历史。为此，这一班人纷纷献计献策，想要帮国家分忧解难。他们想出的办法之一，便是赶紧把镌刻铭文的那块山石，整体搬运到华夏中土，再盖个富丽堂皇的大屋顶罩上。这样，就能让大汉神威妥妥地光耀万世了。
不用说镌刻着汉代铭文的远古文物，就是随便一块平平常常的大石头，那也是人家的东西，不能想拿就拿。君不见大陆游客在台湾随便捡几颗鹅卵石、麦饭石什么的也会遭到惩处。两岸一家亲都不行，更不用说蒙古是个在联合国里有正式席位的主权国家了。
班固这篇铭文刻好后，留在燕然山的石壁上，快两千年了，一直基本保持完好。不管是当时的匈奴（前面我在《苍茫沙腥古战场》中已经讲过，当永元元年北匈奴单于逃走之际，还有“十余万落”匈奴人留在漠北故地），还是后来占据这片草原的鲜卑人，突厥人，或者是至今仍生活在那里的蒙古人，你爱在石砬子上写啥写啥，他们在下面的草场上该跑马跑马，该牧羊牧羊，快活地过自己的日子，从来也没有人去刻意毁损这篇摩崖石刻。历史的事实，向我们清楚表明：大可不必以小人的心眼儿和行径，去揣度旷野壮汉之肚腹。
一、令人迷惘的新发现
谈到这样的问题，反观中国某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倒是因为野蛮搬移，做出过一件严重毁损东汉摩崖石刻的事情。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当地是把它视作“东汉时期窦宪率军追击匈奴归还时勒石记功的遗迹”，或谓之曰“记述了东汉联合南奴攻打北匈奴的历史事件”（见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博物馆之《文物志》，以及孙危《内蒙古阿拉善汉边塞碑铭调查记》引述当地博物馆之《文物普查记录》。孙文刊《北方文物》2006年第3期），并向前来参观各色人等加以介绍，包括一些知名大学的专家学者，这就不仅与《燕然山铭》以及它所纪念的主人窦宪建立了密切联系，影响还很广泛并且相当深刻。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我们研究《燕然山铭》问题，对这件东汉摩崖石刻及其相关史事，也就不能不加以说明和澄清了。
这件摩崖石刻，在传世文献中根本没有任何记载，宋代以至清代以来的金石学家，也从来没有人传拓著录，可以说是一向闻所未闻，这和全文收录于《后汉书》的《燕然山铭》有很大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这篇石刻铭文的发现与不被发现，意义是天差地别的：这是发现了前所未知的新文献，不像《燕然山铭》，发现刻石铭文，只是找到了最好、最原始的文本而已。
新发现的这篇石刻铭文，本来和《燕然山铭》一样，是镌刻在野外特立的山崖上，地点是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属下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盟博物馆档案《文物普查记录》登记的情况显示，这件石刻是1986年在阿拉善左旗腾格里额里斯苏木特莫乌拉嘎查东北的“通湖乌拉”亦即“通湖山”上发现的。具体发现它的人，并非文物工作者，而是当地一位基层行政人员。经此人向阿拉善左旗文管所报告，始引起相关文物工作者注意（李晋贺《通湖山摩崖刻石 阿拉善博物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之新发现》，刊2016年2月25日《阿拉善日报》）。
发现了新的文物，遵循“组织原则”，走“正当程序”，报告给主管其事的文物部门，按理说，应该是一件好事。想不到的是，这件摩崖石刻的噩运也就从此开始了。
按照阿拉善博物馆馆长李晋贺先生2016年在当地报纸上刊载文章的说法，阿拉善左旗文管所的负责人接到报告后，亲自前往查看，当时所看到的情形是：
石刻在通湖山群峦中一高岭顶上，文字刻在一长1.2米、宽1米的长方形石板上，石板为白色砂岩，石板中下部已剥落，只残留上下两部分。字体为阴刻隶书，字数120个。西100米处筑有一长15米、宽13米、高3至8米的石砌烽火台。
这位负责人“在摩崖原址做了两幅拓片，上半幅在邮寄当中丢失，下半幅在十多年前由博物馆购得”（李晋贺《通湖山摩崖刻石 阿拉善博物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之新发现》。案李晋贺先生身份，见阿拉善博物馆网页www.alsbwg.com/news_show.aspx?id=296介绍）。
这里所说“两幅拓片”以及“上半幅”、“下半幅”云云这些话，指的是上面这张照片中原石右上角和右下角这两个局部残字的拓片。单看这一说法，似乎1986年最初发现这一石刻时其状态就是如此。可是，实际情况却绝不是这样。
不知是不是纯属巧合，1994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这一天，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该报“特约记者”王大方先生的一篇报道，报道说“在内蒙古最西部的阿拉善盟,考古工作者日前发现了一处西汉武帝时期的石刻铭文”。可这“日前”二字，用的毕竟是太离奇了。从1986年发现这一石刻，到这时，已经过去整整八个年头，无论如何也是难以理解其字面涵义的（据阿拉善博物馆网页和孙危《内蒙古阿拉善汉边塞碑铭调查记》一文介绍，王大方先生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文化厅的官员，但既然被聘任为“特约记者”，报纸自然是按照对记者的要求审核签发的稿件）。
问题是新闻报道的作用，本来是应该清楚告诉社会大众，一个新闻事件的基本面貌。对于这件石刻而言，除了确切的发现时间之外，读者最想清楚知道的事项，是它在山崖上的时候铭文保存情况究竟如何。
令人遗憾的是，文稿中对“日前”发现情况的描述，在我们新闻界以外的外行看来，同样含混不清。王氏文曰：“据观察,铭文共200余字,面积为2.25平方米,竖行,从右至左排列共20行。因年代久远、风雨剥蚀,铭文难以卒读。”二百多字的铭文，若是按照二十行来推算的话，每一行应该只有十个字稍多，但我们瞅一眼现存石刻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其原石每一行的字数，实际在二十五六个字以上，王氏所说“铭文共200余字”，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这位王大方“特约记者”报道说，虽然石刻铭文原来是在通湖山上发现的，但“目前这方石刻铭文已由阿拉善盟文物部门妥为运至阿盟首府巴彦浩特镇对外展览”。“目前”比“日前”时间要更近一些，这一点很容易判断，因为“目前”的石刻已经移出了原来的位置。所以，王大方先生报道的情况，实际上是迁移到巴彦浩特镇“对外展览”时所看到的情况。没办法，我是新闻界的外行，只能一边研究，一边琢磨报纸上所说的意思。
二、毁损的汉碑
那么，这就是石刻发现时的原始状况吗？——根本不是。
这方石刻，现在被存放在阿拉善盟的博物馆、也就是“阿拉善博物馆”，被定名为《通湖山碑刻》，当然是镇馆之宝。
阿拉善博物馆的网页（www.alsbwg.com/news_show.aspx?id=296）介绍说，接到基层行政人员报告后，阿拉善左旗文管所的负责人，在上山查看后“做了两幅拓片，并将石刻整体切割在阿拉善王府保存了20年。由于揭取的时候，没有先进的揭取工具，使用敲击工具从山崖上敲打，致使敲击下来的岩体表面字迹大部分脱落，现存残体长129cm,宽138cm,厚11.2cm，石质为紫色砂岩，字体为阴刻汉隶，石碑刻中间已剥落，只残留上下两部分。2010年，随着阿拉善博物馆新馆的落成，这方珍贵的汉代刻石经修复后竖立摆放在展柜里”。而当年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负责人所做的两幅拓片，“下半幅在十多年前由博物馆购得，上半幅在邮寄当中丢失，原始照片现已被博物馆找到”。
尽管还是半遮半掩，但还是道出了重要的实情：是阿拉善左旗文管所这位负责人妄自蛮干，使石刻铭文遭受严重损毁，造成“石碑刻中间已剥落，只残留上下两部分”。
王大方先生的报道虽然含混不清，但正是通过这篇报道，学术界才广泛知晓了这一东汉碑刻；也正因为这篇报道实在稀里胡涂，关注它的学者只好自己去再做考察。
1998年8月，正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习硕士学位课程的孙危先生，专程亲往阿拉善盟，查看石刻,拍摄照片，并在当地同行的协助下制作了两份拓片，同时通过查阅有关业务档案以及向当地业务人员咨询，来了解有关石刻的发现和保护等相关情况。后来，孙危先生把这次考察和研究的结果，写成《内蒙古阿拉善汉边塞碑铭调查记》一文，公开发表在2006年第3期《北方文物》上。读到孙危先生这篇文章，所谓《通湖山碑刻》遭受损毁的真相，才得以明了。
原来这件摩崖石刻,“发现时相当完整”，在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负责人自己看来，他大概算是很尽职尽责的了。因为当地没有合适的“石匠”，他还特地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请来一位中意的“石匠”。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儿”，要怪，就怪这位“石匠”太不知轻重了。由于这位“石匠”师傅“凿取碑刻的方法不当，致使石碑受到严重破坏”。
好端端一方从未见诸著录的汉代碑刻，就这样被毁损得近乎没了。阿拉善左旗文管所这位负责人，只好把仅剩存下来的右上角和右下角那一点点残石碎片，“运至阿盟首府巴彦浩特镇对外展览”。显而易见，这绝不是王大方先生所说的“妥为”处置，运下山来的只是被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仁兄以一种极其“不妥”的粗野方式毁损后残存的碎片。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阿拉善博物馆里看到的《通湖山碑刻》的样貌。
也许有人会说，摩崖石刻的核心价值，是铭文的内容，只要留有碑铭的拓片，碑石毁就毁了，除了作为文物对石刻本身的研究以外，对历史学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损害还是有限的。可是，事情的荒唐，就荒唐到在碑石毁失前竟没有留下一份拓片的程度。
前面第一节提到，阿拉善博物馆馆长李晋贺先生说，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负责人曾经“在摩崖原址做了两幅拓片，上半幅在邮寄当中丢失，下半幅在十多年前由博物馆购得”。由于说这两幅拓片是制作于“摩崖原址”，很容易给人以一种印象：这两幅拓片是捶拓于碑石崩裂毁失之前，所以应当拓出了毁失前的全部铭文。然而事实看起来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从1994年王大方先生的初次报道开始，内蒙古各级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这通《通湖山碑刻》的说明，就一直闪烁其词。前面第一节我谈到相关新闻报道给读者造成的困惑，固然首先要由刊发其稿的新闻单位负主要责任，但其间的另一重缘由，也就是更为实质性的原因，是这些撰稿人在刻意掩饰或者回避事实的真相。
每一个学术圈子都是一个小世界。很多年前，在一次很大范围的京城学者聚会过程中，与一位我十分钦敬的考古文博界老前辈闲谈，我随便说道，历史学界的人很无赖，正在迅速“黑社会化”。不料这位老前辈笑道：“历史学才刚刚‘黑社会化’呀，这也太落伍了，考古学界早就是成熟的‘黑社会’了。”
“黑社会”成员的规矩，是不管彼此之间有多大冲突，也是自己的事儿在自己圈子里解决，不能对外讲的。写《内蒙古阿拉善汉边塞碑铭调查记》的孙危先生毕竟还太年轻，在圈子混的时间还短（做调查写文章的时候还只是位硕士研究生），若是再年长几岁，多混些年头儿，自然明白皇帝的新衣是啥样，这是瞎子都明白的事儿，不是只有自己眼光明亮才看得到，多半也就不会做这种冒傻气的事儿了。就连今天我写这篇稿子来讲述相关的情况，也有我很敬重的文史学者劝告说不必如此多事，他告诉我考古文博界内类似的事情多着去了，比这更重要的文物也说毁就毁了，是讲不过来的；况且公开讲出来，惹人家不高兴，什么时候再去看东西也就不方便了。
好在我从来就不相信做历史研究非依赖新材料或是争抢先看、自家一个人守着看新材料不可，赶上了，就要把它说清楚，让那些担忧蒙古国人毁坏《燕然山铭》的社会公众好好看一看，到底是谁在毁坏汉代的石刻铭文。
李晋贺先生讲曾经在“摩崖原址”做了上半幅、下半幅“两幅拓片”，这话说在2016年，而十年前孙危先生在2006年叙说同一件事，却详细讲述说，当地相关人士告诉他，“在石匠凿取碑刻前一共做了两份拓片,一份寄给了内蒙古文化厅文物处的王大方副处长,但王先生称并未收到拓片,可能是寄丢了”，另一份保存在制作拓片的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负责人手中。不顺的是，孙危先生这次去阿拉善盟调查过程中，虽专门找人引荐，前去拜访，却始终未能见到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负责人，据说是去银川出差了，“结果这份拓片也未找到”。按照孙危先生在当地调查的情况，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负责人告诉给大家的，分明是说他在摩崖刻石崩裂之前制作了两幅石刻文字完整的原石拓片，可是十年以后，在李晋贺先生的笔下，这两幅石刻文字完整无缺的原石拓片，竟变成了说是“两幅”而实际上只是一幅的上、下两段拓片。
李晋贺先生接着写道：“上半幅在邮寄当中丢失，下半幅在十多年前由博物馆购得。”显而易见，李先生说的“上半幅”，是指孙先生所说寄给王大方副处长的那一份完整的原石拓片，而“下半幅”则只能是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负责人手中存留的那一份原石拓片。
情况讲到这里，真实的情况，似乎很容易推断了。假如当地相关人士反映给孙危先生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我们应该很容易看到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负责人手中保存的铭文文字完整的原石拓片。这本来就是他在工作过程中给公家制作的东西，在摩崖刻石业已被他毁坏的情况下，留下这份拓片，也勉强算得上是将功补过，减轻一点儿自己的责任。可是，我们看李晋贺先生在文章中依据拓本转录的铭文，其实就是残石剩存的文字，这样的原石拓本显然并不存在。
如此一来，李晋贺先生讲的上半幅、下半幅云云的“两幅”拓片，只能是原石损坏后分开两张捶拓的残石右上角和右下角部分，前者即所谓“上半幅”，后者即“下半幅”。残存的石块就放在李先生主掌的博物馆中，按照正常程序报呈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找来拓工就可以捶拓，还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上半幅在邮寄当中丢失，下半幅在十多年前由博物馆购得”，恐怕李晋贺先生自己也不明白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结论，只能是在请自治区首府的“石匠”动手凿下摩崖刻石之前，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负责人根本没有想到需要捶拓一份拓片，以防万一，上面谈到的种种吱吱唔唔的话语，都是掩饰这一重大失职行为的谎言。至于李晋贺先生在文章中还说什么“石刻被整体切割辗转到阿拉善王府保存了20年”，这话就更不着边际了。看看石刻铭文已经残损成什么样了，怎么还能这样瞪着眼睛说瞎话，讲什么“整体切割”。
没有原石拓片，那么在被毁损成碎片之前总会拍下一幅照片吧？情况同样不令人乐观。在阿拉善博物馆网页的介绍中，我们看到有文字云“原始照片现已被博物馆找到”。这又是什么意思？如果当初在凿取摩崖刻石之前就拍照了，那么，它理应就存放在该馆的基本档案之中。为什么还要费力去找？是到哪里找来的？这张照片是远远地摄取一幅山崖的景象，还是刻石铭文的近距离特写？要是后者，为什么未见该馆馆长李晋贺先生引述照片的内容以补充残石的缺损？答案只能是这是一幅刻石所在山崖的远景，就像一位赶牲口的放羊娃以崖壁为背景拍摄的照片差不多，同样于事无补。
可能很多人会想，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负责人总归是认识汉字的吧，再不济也会先钞录一份铭文再让“石匠”动手开凿吧？不幸的很，阿拉善左旗文管所那位负责人显然没有想到做这样的工作。于是，这新发现的摩崖刻石，转瞬之间，就被他弄没了，只剩下那么一点点可怜的碎片。
1994年王大方先生在《中国文物报》上对这通《通湖山碑刻》进行报道之后，只是招来了像孙危先生这样的个别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孙危先生到当地调查并于2006年发表文章，报告自己的调查报告以后，仍然没有太多人关注这通石刻。直到2012年至2016年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期间，阿拉善博物馆的李晋贺馆长又于2016年2月发表《通湖山摩崖刻石 阿拉善博物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之新发现》一文对其加以介绍，这才引起社会上比较普遍的关注。有意思的是，原本好好地镌刻在山崖上的铭文，下边本来连着个偌大的地壳，竟然变身成为“可移动文物”，考古文博学界的道理，普通人真是不大好懂。
三、是谁的帽子就归谁戴
《通湖山碑刻》剩存的很少一小部分碑文，因缺损过甚，内容已很不连贯，读取文义，相当困难，故王大方先生最初在《中国文物报》上报道这一发现时，“初步认为这处石刻是汉武帝时期汉朝军队获胜后的勒石纪功铭文”。汉军“获胜”的对象，当然是北方的匈奴。实际上按照后来释读的内容，这一判断显然是错误的。
由于无法看到刻石的拓本、照片或是录文，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学者，只能照样转述王大方先生这一推断，故赵超先生在2001年出版的《古代石刻》一书，也将其记为“西汉武帝时期的石刻铭文”。
直至2006年孙危先生在《北方文物》上发表他的调查研究结果，学术界才得以比较清楚地知晓这一重要石刻的年代和性质。从这一意义上讲，孙危先生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丝毫不亚于当初发现这一石刻，我们应该向孙危先生的认真工作表示感谢，并致以敬意。
孙危先生把他在调查过程中制作的拓片，交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李零先生帮助释读。在李零先生释读的铭文中，孙危先生在看到了东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的纪年，于是据此推断“该石碑的年代应在公元110年以后”（孙危《内蒙古阿拉善汉边塞碑铭调查记》）。
后来在2012年至2016年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期间，阿拉善博物馆的李晋贺先生，在李零先生释读的基础上，又请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李均明和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李春桃这两位学者帮助进一步予以辨识，重新做出一份录文。
李晋贺先生新做释文和此前李零先生的释文相对比，出入并不是很大，但在这篇新的释文中“永初四年”这一纪年，却已不能清楚肯定。不过铭文中另有“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一项纪年，这一点在两种释读中并无差异。依此，对《通湖山碑刻》刊刻时间更审慎的表述，应是刊刻于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或其稍后一段时间之内。
令人遗憾不已的是，那位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请来的高级“石匠”，把活儿干得太到位了。原石估计应刻有铭文五百字左右，可剩存下来的这些碎片，连蒙带猜，怎么使劲儿也就能对付着认出一百二十个左右的字来，还上一半、下一半的，互不相连，已经实在没有办法清晰地了解铭文的内容。
勉强寻其大意，应是东汉安帝永初元年或稍后武威郡地方官员整修边防设施，完工后摩崖刻石，以纪念此番举措。这次对边塞的修整，应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河西四郡按照朝廷诏命统一行动，相互有所协调配合，故石刻铭文中也提到相邻的另外几郡。李晋贺先生撰写《通湖山摩崖刻石 阿拉善博物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之新发现》一文时对《通湖山碑刻》内容的认识，似乎也是大致如此。不过孙危先生则推测这一摩崖石刻与东汉军队攻伐北匈奴的战事有关；换句话说，这应该是一通颂扬汉军军功的“纪功碑”。其他一些学者也沿承了这样的认识（如马利清《纪功刻石的文本传统与〈任尚碑〉反映的“历史事实”》，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认真解读《通湖山碑刻》的铭文，可知不仅没有任何具体的字句可以证明这通碑石是窦宪征讨北匈奴的纪功碑，甚至也没有字句足以表明它是一通纪念作战军功的“纪功碑”。再说这一刻石的镌刻时间最早也早不过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而率军北征匈奴的窦宪，却在此前十五年的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即已因罪自杀，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和窦宪扯上关系的。这在《后汉书》的《和帝纪》和《窦宪传》中都有清清楚楚的记载，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张冠李戴”，这是中国人在表示错置事实时常说的成语。这句成语在明代的民间还有一个更加口语化的表述，是“张公帽掇在李公头上”（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二“张公帽赋”条）。看看破碎不堪的《通湖山碑刻》，不妨藉用这后一种说法，述云：“张公那顶破帽掇不到李公头上。”是谁的帽子就归谁戴，给窦宪北征纪功的碑刻，还是班固的《燕然山铭》，而这一石刻所在的地点和原始状态，本身就具有重大文物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按照普通百姓的理解，是地地道道的“不可移动文物”（当然这种理解同国家法令以及专家者流的定义往往会有很大差别），不用说还有国际公法在那儿管着，即使是在今天中国的境内，妄自凿取和搬移，显然都是对它的严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