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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

年轻的古国|蒙古转型期的青年一代

陈姗姗

2018-03-06 14:35  来源:澎湃新闻

这是我在蒙古的最后一夜。
坐着电梯上商场顶楼,我闻到爆米花的气味。走廊的墙上挂着电影海报,这是一家商场的电影院。然而,已经将近午夜,商场里每家店都关了门,玻璃门背后透出打烊后昏黄的余光。连自动扶梯也停止了运转,只有依稀几个看似落单的人形鬼魅般地在昏暗的走道里穿梭。
我听到走廊尽头隐约蹦出的电子乐。当两个站在灰玻璃墙边的保安要求我出示身份证明的时候,我竟对他们身后那个神秘的房间生出些许期待。保安迅速地扫了一眼我的出生日期,摆摆手让我进去。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幸运:平日在伦敦,我的中国面孔在很多人眼中过份年轻,总让人怀疑我是企图蒙混过关的青少年。我猜,也许在蒙古,大家都是亚洲面孔,保安判断年龄的技术也过硬多了。
进入房间的那一刻,音响系统吼出能刺穿全身细胞的电子浩室(House)音乐。在镭射灯的交错映射下,年轻人三五成群,或围着桌子喝酒,偶尔交头接耳地说话,或围着房间前方舞台上的DJ四下无人地扭动腰肢。整个房间的人——包括表演者——几乎全是蒙古人,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我才知道为什么保安如此不屑。
吸引年轻人的派对
这天是周五晚上,来这里的大多是学生和年轻的上班族。同行的蒙古朋友埃巴说,这算是比较上档次的派对。这些人有一些闲钱,而派对的品味也不错。我左右顾盼,发现姑娘小伙们都穿得时尚得体,不顾门外将近零下四十度的低温。有姑娘穿着露背的小礼服,披下长发,撩人地坐在高凳上;也有姑娘捧着巨大的三升啤酒杯豪饮。
台上的DJ是当地小有名气的Enkoolion x Ermuun。房间一侧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制作精良的短片,配合两位音乐家的节奏刚刚好;房间另一侧的酒吧售卖当地的扎啤,服务生听得懂英文却说不出口,只靠摇头、点头、手指比划来交流。
当晚,我还有幸亲临蒙乐队Nisvanis的现场表演——这个成立了22年的乐队在蒙古摇滚界的地位就相当于黑豹在中国。在乌兰巴托,几乎没人没听说过Nisvanis。在蒙古的 “硬石餐厅”——一家美国连锁主题餐厅,我见到了年轻姑娘小伙不顾周遭环境,一曲接一曲猛力甩头,与Nisvanis一同吼着歌词的盛景。
硬石咖啡厅的乐队演出
除了这里是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除了墙外天寒地冻刮着妖风飘着雪,除了服务生只说蒙古语 ,除了乐手和DJ很有名我却不认识,除了这里一屋子黑头发的亚洲面孔,除了他们都很年轻,除了他们完全自在、完全沉静在音乐的快意中,我几乎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处。
从电子浩室音乐派对的气氛中,也可看到蒙古“年轻的古国”的一面。蒙古的人口结构较为年轻化,据201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略统计,蒙古5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不到12%;2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43%;15岁和54岁之间的学龄和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62%。也就是说,蒙古的老龄化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尚轻。而在今后几十年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将进入工作岗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效率、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会促进未来的经济发展”(联合国人口署2015年报告)。
再者,蒙古近年来的发展也日新月异。在许多中国人的印象中,古代蒙古就是成吉思汗,现代蒙古就是草原、牧民和蒙古包。实际上,蒙古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低调地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迁。蒙古1945年独立后,除了苏联,几乎和其它国家没有任何形式上的联系。冷战结束后,苏联对蒙古的影响才逐渐减少,直到1992年才完全撤出驻蒙古的部队,并终止了对蒙古的技术和经济援助。上世纪九十年代,蒙古颁布各项政策,正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如今,蒙古还保留着许多社会主义的痕迹,也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者依旧对社会主义抱着怀旧的心情。
蒙古的基础教育系统共11年,包括5年小学义务教育。由于蒙古30%的人口,即90万人,是牧民(世界银行2017项目报告),其工作性质和生活方式要求他们每年在草原上迁徙寻找合适的草场。所以,是把孩子送去学校而与家人分居,还是让孩子放弃教育随家人迁居,就成了一个问题。近年来,在各县中心设立的政府资助学校,加上向城市迁居而让牧民家庭对教育更加重视的大气候,使更多牧民的孩子开始上学。在蒙古,除了政府,各大非营利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救助儿童会——也在城市和农村落实各种救助计划,为蒙古的孩子上学提供便利。
我的两位蒙古朋友艾巴和迪洁,分别在关注儿童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在蒙古办公室的工作。艾巴告诉我,苏联对蒙古教育系统的影响颇大,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提供全民教育和重视理科教育。没有公立私立谁优谁劣的对比,加上只有300万人口,全民教育相对容易。在蒙古,教育面前人人平等。
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非营利组织教育政策和数据中心(EPDC)的数据显示,蒙古的初中入学率高于百分之百(重读生和超龄生所致), 毕业率也接近百分之百(EPDC网站2013年报告)。这意味着, 在蒙古,你碰到的十个人之中,一半以上会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全都上过中学。
然而,游牧生活传统正在瓦解,或许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副作用之一。过度放牧使得草场枯萎,在严冬中牲畜大批死亡;加之对更舒适的城市生活的向往,更多牧民将孩子送往学校,这在往日是不可想象的。迪洁说,如今,六七成牧民会将他们的孩子送去学校上学。
2008年,蒙古更逐渐将基础教育年限延长至12年,将入学年龄从6岁提前到5岁。由于开始义务教育的年龄越来越小,许多家长不得不和家人分居两地,带着孩子在学校周围租房以便照顾。这种新一代的“移民家庭”或“留守家庭”越来越成为问题。更甚,蒙古唯一的城市,首都乌兰巴托,容纳了超过150万人口,也就是总人口的50%。膨胀的城市外围和污浊的空气,成为蒙古首都的标志,是这个曾经以蓝天草场而闻名的国家未曾预测到的。
但蒙古的青年一代却享受着他们的父母辈不曾想象过的生活。三十岁出头的艾巴和迪洁是典型的蒙古青年:在城市出生长大,受过良好教育,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有空就出国旅游。
除了工作,艾巴还在蒙古设立了在国际艺术电影圈小有名气的“艺术电影”网。“在蒙古,电影行业多样性不大,一般上映的都是商业大片”,艾巴说,“为了启蒙蒙古观众,为了给大众电影教育,2009年起,我开始运营’艺术电影’网,并和朋友们组织每周一次的电影放映活动‘梦想者日’。”去年,艾巴受柏林电影节的邀请,与歌德学院合作,一同赴电影节交流心得。
艾巴还设立了蒙古唯一的独立电影节:“金胶片独立电影节”(Altan Khalis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一开始,电影节主要支持实验电影,后来逐渐开始放映独立短片。如今,电影节的运营团体通过接拍视频、翻译电影长片和给电影长片配字幕来赚取资金。无论吃饭还是坐车, 艾巴总是忙着和他的电影“战友”在线上讨论网站或电影节的工作。开办至今,虽然艾巴谦虚地说,电影节还很年轻,但他们已经成功地与阿莫斯·波(Amos Poe)和张献民等知名独立导演合作。
迪洁也是多才多艺。在电视台工作多年后,她转行在非政府组织工作。我和艾巴、迪洁讨论国际上的音乐和电影,他们说流利的英文。他们享受乌兰巴托国际化的商业、娱乐和文化。
从迪洁那里,我知道了许多蒙古人近年来有去韩国工作的热潮,包括她自己也在韩国做了一年交流学生 。难怪乌兰巴托的街头随处可见韩国餐馆和服饰店,商店里也随处可见韩国商品。大多老一辈的蒙古人会说俄语,但现在随着和中国的贸易加深,许多年轻人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城市街景
蒙古的法制还不健全,有许多让人头痛的地方。乌兰巴托的冬天因为烧煤而污染严重;蒙古有几百个电视台,但许多电视台被不同政党控制,内容就是政党间互相拆台;乡村的卫生问题有待改进,许多地方没有自来水和排水系统。
但年轻人的生活和梦想在蒙古。他们没有在西方受过教育,民主制度下成长的他们,坦诚地讨论政策,议论选举,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喜好。他们每天的努力都一点一滴地改变着蒙古。
每周四,迪洁都会加入她朋友左拉“革新女性”组织的小组活动,讨论年轻女性如何在基层改变社会并为提高女性地位做出实质举措。蒙古的女孩往往比男孩受教育程度高,由于游牧民族传统是男性放牧、女性持家,当今男孩往往留在家作为劳动力,女孩会留在学校直到毕业或结婚。然而,男主外的传统导致的性别间的不平衡仍会产生家暴、酗酒等问题。
“革新女性”致力于提倡男女平等,提高女性的领导力,以及为青少年提供公民教育。迪洁说,去年的印度之行让她见识到了印度民众的行动力,而蒙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迪洁说,蒙古很小,乌兰巴托很小,每个人都相互认识。而我说,因为蒙古每个有能力为社会进步做出努力的人,都付出了多于百分之百的力量,所以遇到的每个人都让我记忆深刻。
(作者系驻英媒体人、纪录片作者。)
责任编辑:沈健文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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