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洁音︱来去匆匆的“坏人”
米兰达·裘丽的小说《第一个坏人》一开头就定下了基调：主角“我”想象自己颇具电影明星风采，“开着车窗，头发飞扬，单手扶着方向盘。当我在红灯前停下时，依然故弄玄虚地直视前方”；“我”同时心知肚明别人对自己会有什么看法：“那个开一辆蓝色本田车的中年妇女”，从车型到色彩到年龄全都灰不溜秋地早已过时。接下来的情节就这样来回往复地展开，直到不可挽回的高潮，好似一个饱涨的氢气球忽悠悠地飞上高空，在众人瞩目下突然爆裂粉身碎骨……然而并没有什么高潮，这只气球半空中消了气，又自己慢慢落回了地面。
“我”是一位有点像纳博科夫笔下的亨伯特那样神神经经的中年妇女，名叫谢丽尔·格里克曼，这个名字如今在年轻人中非常少见，多见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不过她心仪很久的对象不是少女洛丽塔，而是比她大二十来岁的老男人，公司董事会成员菲利普，他们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倒是几乎等同于洛丽塔与亨伯特。男女都到了这个年龄，无论如何隔代性幻想或付诸实践都不算逾矩，“我”幻想同菲利普是跨越多个世纪的情人：“洞穴男人和洞穴女人，国王和王后。”两人多次共同转世后到了今天，应该能重续良缘。“我”想付诸实践同他亲密接触只需直接打个电话表白就行。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支支吾吾吞吞吐吐的菲利普心中其实有个正宗的洛丽塔，是一位十七岁的鲜花少女。了解实情后我立刻变得歇斯底里。读者正在思衬这个纠葛将如何继续下去，“我”的生活中进来了另一位二十一岁的年轻女子：被父母惯坏了的粗鲁无礼的柯丽。柯丽父母是我的顶头上司，她不由分说地搬进我的房子，完全打乱了我平时按一整套“体系”设计的生活程序。我俩的关系始于大打出手，以后天天如此。而我工作的地方名叫掌心机构，是一家非盈利女子防身教练公司，主营武术健身碟片，我俩每天的打斗就借鉴了这些健身碟片的内容，我还借用了心理咨询师的术语，称之为“成人游戏”。打斗富有充满敌意的戏剧性，同时也的确具有健身效果，因为它令一直折磨我，使我身心失调的“癔球症”消失了。
然后，突如其来地，在我的幻想中，我真地变成了亨伯特，爱上了少女。我还不是正儿八经的蕾丝，不明白蕾丝是咋回事，可是中年妇女的爱情迸发以肉欲先行，只不过在“我”是有点故意预设的角色倒错。菲利普在“我”脑子里对柯丽种种发威，搞得我坐立不安，直到最后看见任何男人，“我”都恨不得变成他们同柯丽纠缠在一起。欲望的袭击排山倒海，蕾丝意识的觉醒竟然以如此狂暴的速度和错乱的角色替代开始。然而谢丽尔并不擅长蕾丝关系，她同柯丽两人唯有一次真正的肉体之爱，其激烈尴尬程度依然不亚于先前多次的搏斗练习。
接下来就是谢丽尔-亨伯特帮怀孕的洛丽塔带大孩子的故事。亨伯特最后拿把枪去结果情敌，从楼上追到楼下搞得鲜血淋漓，谢丽尔只是斯斯文文地睡了情敌，然后不声不响地把他请出家门。在这个性取向混乱角色颠倒的世界上，小说家讲起故事来真是多了无限的可能性。
《第一个坏人》从结构到情节都算得上是比较复杂的小说，如同生活本身一样错综复杂，我们还在其中读到了稀奇古怪的美式生涯，例如普通人的生活很多受到心理医师的隔空操纵，他们只需片言只语地暗示，接受治疗的人们就会去在生活中对这些暗示加以实施和拓展。谢丽尔的主要心理疾病是“癔球症”，她去心理诊疗所求助于所谓“色光治疗”。用色彩想象力来治疗臆想中的疾病貌似合情合理，而心理医师荒唐的疗法中居然还包括用色光来治疗脚气，则实在是匪夷所思，但是接受过这种治疗的人不但相信治疗有效，而且还推荐别人去寻医求助，令我们这些生活在一个文明发展程度还不够高的社会中的读者很好奇他们是否脑子都有点问题。
谢丽尔生活在自己虚幻的世界里，周围却不乏讲求实际自私自利的人。她满怀浪漫的情感爱恋菲利普，菲利普其实心里非常明白，但却把她看作近似男人，还夸奖她为人善良，虽然“离群索居，却为全村人保留火种”。老板夫妇卡尔和苏珊娜打发自己的女儿赖在雇员家里轮流住着，全不管别人是否在意。他们把吃不了快要过期的食物拿到办公室里来分给大家，顺手装走冰箱里员工共有的新鲜食品。在别人那里循规蹈矩的人到了谢丽尔这里就迅速变成了暴力侵犯者。柯丽对父母很顺从，对父母的雇员却很粗暴，她肆无忌惮地利用别人，很难不让人想到仗势欺人这个词。这个洛丽塔变种没有几十年前美国小城镇女孩的矫揉造作，她生长在大城市洛杉矶，受到父母纵容我行我素全然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尤其是一个半老女人的感受。“她的双脚站得很开，大手停在半空。真像一个坏人，那种来到一个寂静的小镇，惹下各种麻烦，然后飞奔而去的人。她不是第一个坏人，却是我遇见的第一个有着长长的金发，穿着粉色天鹅绒裤子的坏人。”她是一个脾气暴躁且蔑视你的“坏人”，有天突然对你绽开笑容，你就爱上了她。这是一种奇怪的情感反转，但并非不可能。柯丽产后住在医院病房里，“我”看着她用手像铲子一样扠起胎盘放到嘴里，那动作委实生猛，那情景真是有点叫人毛骨悚然，但这种青春生命力的表现对一个半自闭的中年妇女或许的确很有诱惑力。
柯丽身上也反映出当下这个新时代的特征，反映了美国政治正确全覆盖下年轻人的价值观，例如所谓爱生命反堕胎，为了回归自然，孕妇必须自己在家产子等。她们认为是“医疗机构使得怀孕不自然”，结果是这里手忙脚乱地临产阵痛，那里还在翻书上网查找信息。他们崇尚自然，但是却热衷于网络上找人家寄养自己的婴儿，忘记了生下孩子应该自己养育这个最根本最自然的道理。“这个宝宝正拼命活下去，却不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彻底失败孤单的。法律上来说我们可以走出这扇门，再也不回来”。我们从这样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小说作者的态度，她并不赞成当下的时尚，但保持了小说家的距离感。
谢丽尔曾经定期在不同的小孩身上见到儿时喜爱的一个婴孩库贝尔可·邦迪，她最后把这个梦中幻影落实在柯丽的小孩身上，致力于抚养他长大。在这样的层面上，小说进入了类似于《读者文摘》的世界，但或许也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看法：“这才是正常的，生活就是如此。实际上我意识到从来就没有什么地震，生活从来就是如此。我希望会是另一个样子，那简直是发了疯。”她让我们看到了默默无言地在绝望中挣扎的人如何应对生活，理解了人们彼此寻求关联的方式。谢丽尔从幻想中走了出来，最终变成了温情的家庭妇女。她似乎只能通过这种平凡生活的方式走出创伤，而与之对比的是她的心理治疗医师露丝-安妮·蒂贝茨，后者善于引导别人排解心理纠结，却执迷于自身无望的爱情，从自己编织的网络中难以挣脱，也不想挣脱。
批评家形容《第一个坏人》具有“美国式精神错乱的想象力，后同性恋时代的性幻想”，小说中充满各种模仿，包括心理咨询医师所暗示的模仿和性爱角色的模仿等，而爱情这种高强度的感情本身就是一种模仿，是个人通过模仿诗歌小说和艺术等营造的情感世界，将自己孤独的心境依附于另一人，附带对未来的憧憬。或许这本小说本身也有对其他小说的模仿。不可否认，在《第一个坏人》中至少可以找到马丁·艾米斯和纳博科夫的影子，见到马丁·艾米斯笔下人物的后知后觉和纳博科夫笔下亨伯特的神经兮兮。当然作者或许只是借用了纳博科夫的一点框架。纳博科夫的小说里有无尽的山川河流树木和鸟飞草长，还有书籍，而美国人的小说很多为室内剧，情节发展通常从桌子到沙发再到床，另加人物脑子里打转的各种念头和嘴上宣讲的流行概念和术语。
除了源于文化熏陶的对其他文学作品的无意识模仿之外，米兰达·裘丽当然有她自己鲜明的特征和魅力，她的小说中时常有着近年来美国时兴的单口相声般的幽默和急剧转折的情节。主角一边讲述故事，一边东一句西一句地旁白，絮絮叨叨地揶揄别人和自己，非常有趣。例如“我”决心要表现优雅，“让菲利普忘了昨晚给他打电话的那个笨拙的女人”，甚至准备动用英国口音，“当然是默默地不大声说出口”。她微妙地呈现主角的幻觉与读者感觉之间的差距，当谢丽尔回忆同菲利普日常工作的交往时，在她看来是温柔的情感，在我们读来却是轻佻的戏弄。作者还擅长以生动的笔触描写忙乱的场景，同时不慌不忙地记述“我”这个旁观者和参与者的心情。如评论家所说，“她的语言时髦、有趣、扭曲、易受伤、充满人性、与人安慰，对你坦率直接地说话，具有穿透人心的意识”。她的叙述尽管游离在主角荒诞的幻想与现实之间，但也十分贴近生活，有些描写显示出她细致的观察力，例如读到“扯成两半放在钱包里好几年都没拼接起来的一美元钞票”这样的细节，我们难免会心地一笑，恐怕我们自己的钱包里也有一两张这样放了好久的纸币。
小说还有个“后记”，不看也罢！有可能小说家写到最后非常得意终于大功告成，预见会有人来把它拍成电影，于是自己先写了个好莱坞式完美结局。如果说《第一个坏人》后半部分笔调逐渐转向，带上了一些《读者文摘》似的温情，那“后记”简直就是道道地地的媚俗，甚至还提到了去中国旅游归来的飞机航班。但是这最后的光明尾巴恐怕是特地要给观众一点安慰，因为贯穿整部小说，谢丽尔的一味被动和付出搞得我们这些旁观者实在有些气闷，如果真是看电影，没有一点最后高潮的宣泄恐怕很难走出电影院。
作者米兰达·裘丽自己也是电影编剧和制片人。正如小说对小说家会有影响，无疑电影对她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她生于1974年，父母是大学教师、作家，还成立了一家出版社，专营替代疗法、武术和精神疗法等书籍（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掌心机构”的影子）。她在加州伯克利长大，读过两年加州大学，二年级时辍学，二十三岁开始演艺生涯。她编写、导演和出演的电影《我和你以及我们认识的所有人》曾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和圣丹斯电影节特别评委奖。《第一个坏人》是她第一部小说，她200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没有人比你更属于这里》曾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该短篇小说集的基调同《第一个坏人》前半部分颇有相似之处，同样讲述女人充满幻想的生活，“这是她们应对日常平庸、卑劣、孤独和混乱的最后方式”。
米兰达·裘丽自己说，写《第一个坏人》的时候就在想，“斯嘉丽·约翰逊是否能饰演金发、大胸脯的柯丽”。如果三十多岁的斯嘉丽扮演二十一岁的柯丽不算年龄太大，那么因出演《冰血暴》获得奥斯卡女主角奖，并且在《阅后即焚》等电影中有过出色表演的那位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扮演谢丽尔也非常合适。她长相不算好看，善于表现有点疯疯癫癫的女人，但同时也能有节制地演绎真实的感情。如果拍电影，谢丽尔的代入式性幻想恐怕很难呈现，而这恰好是本书最有趣最创新的情节，但是小说顺应时代潮流的内容，温情的故事转折，加上一个光明的结局，拍成电影，很有可能为作者赢得一座奥斯卡奖。
该书译者周嘉宁本人是青年小说家，对小说语言具有相当的敏感性，清楚地知道如何用中文来如实传达原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和情绪，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