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贤者不争名与利，但求知己肝胆倾：读致王子云信札

陕西省美术博物馆藏有三十二封著名艺术家、艺术史学者给王子云先生和何正璜女士的信件，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对王子云先生在艺术事业上和人品上的推崇和敬仰，同时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王子云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美术事业中所作出的具体贡献与所具有的杰出地位。 2016年4月，我应邀赴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商讨策划馆藏王子云作品展事宜，得以拜读这批信札。后经我提议，请崔文川先生负责信札原稿的文字释读，下引信札文字均据此。

李松涛先生在致何正璜女士的信（1990年8月27日）中高度评价了王子云先生的艺术生涯，他指出：“子云先生早年身赴海外，寻求艺术真理，归国后从事艺术教育，亲手培养了几代英才，在雕塑、油画、美术史研究各个领域都有杰出贡献，直到晚年仍然努力不懈，写下了中国雕塑史巨著，他以自己的人品学问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留下发光的一页。”这是十分中肯而概括的评价。王朝闻先生在来信（1988年2月15日）中说，“龙年已到，您的九十大寿来临，祝愿你精力更加饱满，生龙活虎般实现你的工作目标，让人们从你对学术的钻劲中学到如何创造自己的借鉴！”这也是其他来信中多有表示的敬佩与祝愿之情，从中可以看到，王子云先生已届九十高龄仍辛勤笔耕、发奋进取的精神，对同仁、后辈具有何等强烈的感召力。艾青说，“老师奋斗一生，成绩卓著……老师九十高龄，尚孜孜不倦著书，十分敬佩！”（1990年元月来信）王玉池也在来信（1992年7月4日）中说，“王老的道德学问、特别是热爱祖国艺术以及苦行僧式的奋斗精神，实在感人至深。”陈少丰先生更是满怀激情地表达了对王子云先生的人格魅力的崇敬之情：“虽然先生和我们永别了，但他的著作，他的卓越经历，以至闪耀着光辉的一言一行，都将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鼓舞、鞭策的力量，永远有助于后人，发挥其不可估量的精神作用！伟大的生命虽死犹生，永不熄灭！”（1990年8月29日）

温庭宽先生在信中所附的长诗，最为集中地表达了学生辈的著名学者对王子云艺术生活的怀念之情，其《悼念王子云先师》云：“呜呼！君不闻南阳古有诸葛庐，躬耕陇亩谈三分，贤者不争名与利，但求知己肝胆倾。又不闻西蜀自有子云亭，著书立说传五经，汉庭独尊儒与术，百家何人敢问津。先师献身雕琢艺，道德文章传古今。踏遍青山寻古道，摩岩造像摄其精，南疆北域留足迹，辛勤耕耘共死生。壮年有成何寂寞，人事苍凉苦自兢。我当青年受其业，潜心闻听倾耳听，坎途半生浑不惧，自磋学业似山僧。犹忆当年飘泊时，先师贤母慰远征，每拜膝前费遗教，男儿不可志气更，年前赐我两书卷，先师心血自当珍，每展细读啟慧眼，技艺与日大有增。为使师名垂千古，汉江几度草青青。昨归故里闻讣告，泪飞如雨独挑灯，我当奋发承先后，不负先师诲谆谆。”

其中“踏遍青山寻古道，摩岩造像摄其精，南疆北域留足迹，辛勤耕耘共死生”，是对王子云先生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开拓美术考古事业的很好概括，而“壮年有成何寂寞，人事苍凉苦自兢”，则是对其淡泊名利、毕生以追求学问、传播美育为念的美好人格的咏叹。“贤者不争名与利，但求知己肝胆倾”更是我拜读这批致王子云、何正璜的信札的突出感受。

更有学者在来信中对王子云先生的人生处世态度给予了高度赞扬。王玉池说：“我想，如果有人将王老的一生写成电影或电视剧，不用多少加工，定会感动一代人，特别是作学术的人。……有些‘名人’有功绩，但也有缺陷，大家心照不宣。王老曾经被人伤害，但从不伤害别人，一心一意作学问。这正是他高贵之处。”应该说，这既是王子云先生道德文章的真实反映，同时也是作者对学术界不良风气的感慨和批判。李廷华先生在谈到王子云九十诞辰收到来自各地学生、学者的贺信和贺诗时认为，“美术界同人对王子云多年奋斗的感佩就超越了他的事业贡献和学术价值的文本意义，而具有更多人生意义和社会意义”（李廷华《王子云传》，第296页，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年10月）。斯言甚是，这在这批信札中也同样体现出来。

在众多来信中，有不少谈到王子云在开创中国的敦煌艺术研究中的作用与地位，是王子云研究的重要史料。关友惠在给王子云先生的信（1987年1月4日）中说：“您给我们讲了敦煌课，可是当时我是不愿去敦煌的。可是一到敦煌却被壁画彩塑艺术魔力吸引住了。以后道路虽是坎坷，对敦煌事业却未曾动摇，在敦煌工作的人，都是知道王老师的。何况我是您的学生。”“《文物天地》要我介绍敦煌壁画临摹工作。我想应该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写了王老师是敦煌壁画临摹工作的第一人，也是在学校开讲敦煌艺术课的第一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最早来到敦煌临摹壁画的是上海美专毕业生李丁陇，他于1937年10月至38年6月间两次来到敦煌临摹壁画，并于1938年9月在西安举办了临摹展览。张大千到达敦煌的时间是1941年5月下旬，6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在莫高窟为洞窟编号，到11月完成。至次年3月后再到敦煌，然后开始临摹壁画。据有关研究考证，王子云带领的考察团首批人员应该是于1942年5月到达千佛洞（此据徐伟《丝路无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研究》，第160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开始临摹壁画的时间或略晚于张大千。

他们的区别除了张大千及其助手的临摹作品的数量多于考察团之外，最重要的是临摹方法与目的的区别。考察团是按照壁画现状如实摹绘，而张大千是推想出原有色彩进行“恢复”，方法的差异显然出于目的的不同。王子云比较客观地认为，“对于敦煌壁画的摹绘方法，我们与同住的张大千有所不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原有面目，按照原画现有的色彩很忠实地把它摹绘下来。而张大千则不是保存现有面目，是‘恢复’原有面目。他从青海塔尔寺雇来三位喇嘛画师，运用塔尔寺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已因年久褪色的壁画，加以恢复原貌，但是否真是原貌？还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红红绿绿，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庙那样，显得有些‘匠气’和火气。”（ 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第70-71页，岳麓书社，2005年8月）

《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

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在来信（1989年9月4日）中，更肯定了王子云先生率领的西北艺术考察团在敦煌研究史上的开拓性作用和地位：“您们是用调查和临摹的方法，向全国介绍敦煌艺术的第一家，这一功劳是不可磨灭的。我们将在敦煌学史上大书一笔，表彰您们的功绩。”并表示敦煌研究院史将从1940年算起，因此，“王先生率领的艺术考察团及其在重庆沙坪坝的敦煌壁画展，将是首先要谈到的”。其实，早在1984年段文杰先生就明确指出， “中国第一位对敦煌石窟艺术进行全面科学考察、艺术研究的是王子云先生。”（王倩《〈从长安到雅典〉读后》，载《西北美术》1993年第3期） 非常重要的是，尽管王子云率领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并非最早临摹敦煌壁画，但是其科学的方法与全面的艺术考察最终还是具有开拓性的历史意义。

对王子云先生在晚年完成的巨著《中国雕塑艺术史》，来信中也有高度评价。

刘开渠、程丽娜在来信（1989年4月22日）中说，“收到您寄来的中国雕塑艺术史两大本，我们翻看了内容，这是内容丰富、圖片精美的重要著作，对美术界、美术史研究的一大贡献，我们特向您祝贺。”虽然只是比较简短的贺语，但也可见该书的出版意义和价值。

美术史家汤池在来信（1989年8月31日）中更加具体地描述了这部著作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和重要价值：“大作《中国雕塑艺术史》出版发行后，在京同行，奔走相告，大家的欣喜之情，笔墨难以形容。作为晚辈的我，从中学习到非常多的宝贵知识，当初并无写一篇书评的念头；作为晚辈的我，岂敢妄加评论。不久，在美协领导华君武和邵大箴同志的执意敦促、勉励下，我只好接受这一任务，同時，我捧读先生的大作后的确也感到有责任向海内外介绍这部具有开拓意义的雕塑史巨著，并籍此书评以表达我对先生的崇敬。……先生的人品与学识，都是我辈的楷模。据我所知，书评发表后，国内外反映良好。七月下旬，初版的大作已经销售一空。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有关编辑曾对我说起，台湾方面将于近期再版先生的这部大作，北京人美亦已部署再版事宜。”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汤先生在信中的这些描述是客观、真实的，在今天看来，一部艺术史著作的出版能造成同行奔走相告、大家的欣喜之情难以形容的景象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努力重建学术尊严、尽快改变因“十年浩劫”造成学术园地荒芜、凋零景象的真实写照，也是对王子云先生在中国雕塑史研究中的卓越贡献的高度肯定。

汤池在信中还谈到“由于我的学识浅薄，评论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先生海涵”，所指的是在这篇专业性很强的书评中，汤池也指出了这部《中国雕塑艺术史》的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前面三章的内容显得单薄简略，作品分类也不够规范严格，对新石器时期的雕刻艺术成就估计不足，所转引的外国出版物资料有断代错误，战国、东汉时期的一些重要的雕塑艺术品有遗漏（汤池《聚沙成塔筚路开山——评王子云著〈中国雕塑艺术史〉》《美术》1989年第六期）。以王子云先生一贯的多方征求意见、认真听取意见并改进缺点的虚心作风，听到这些批评，当然正是他所渴望的。

曾经亲自受教的学生在来信中会回忆王子云先生在教学中的往事，从中也可以反映出王子云对美术教育事业倾注的心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王子云在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美术史论课，但是对于雕塑教学未能忘怀。当时的雕塑专业学生张辛民来信（1990年9月26日）说：“王老是我的恩师，在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期间，他担任史论教学，经常去我们雕塑专业教室指导我们的作业，课余还指导我们班的同学对学校周围的一些石刻进行鉴赏指导……。他老人家早有手抖的毛病，有一次给我班一个同学的泥塑作业进行指导，拿着刀子（雕塑刀）指着泥塑头象（像）的脸颧子部分，当他动手时，由于手抖把鼻子尖削了一块，他自己笑了，大家都开心的笑了。”张辛民在来信中还谈到令他非常感动的是，王子云先生对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新疆大学兼任美术史教学的工作非常关心，得知他极度缺少资料的时候给他寄去很多资料，大都是他的手稿和自己编印的讲义。

陕西省美术博物馆藏的这批致王子云、何正璜的信札数量有限，而且时间基本上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但其中所蕴含的信息、认知和情感已足以使后人对王子云先生的人品学问有更亲切、更真实的认识和理解，是学界今后必将继续深化的王子云研究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