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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

葛君︱《冷战1947-1991》:超越大国关系的尝试

葛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边国家研究院)

2018-03-02 10:59  来源:澎湃新闻

《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德]贝恩德·施特弗尔著,孟钟捷译,漓江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472页,79.8元
近十几年来,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在冷战史研究上给予极高的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冷战史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其中一方面的表现便是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西方冷战史研究者的学术专著。诸如克罗卡特的《五十年战争》(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莱弗勒的《人心之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拉费伯尔的《美国、俄国和冷战》(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加迪斯的《冷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文安立的《全球冷战》(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等。上述所列译著都属于冷战史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通史类著作。而于去年正式出版的,由德国学者施特弗尔撰写的《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以下简称《冷战1947-1991》),同样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通史类著作。
一部姗姗来迟的冷战史译著
《冷战1947-1991》的德文原版于2007年由德国著名的C. H. 贝克出版社出版发行。根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该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孟钟捷教授早在2008年就已经开始着手翻译此书作,他也曾为此书撰写过一篇简介,并且还翻译了当时德国媒体对本书作者施特弗尔的一篇采访(参见孟钟捷:《〈冷战,1947-1991:一段激进时代的历史〉述介》,《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总第七辑,第238-247页)。而迟至去年夏天,本书的中译本才得以出版,其中几经波折(见本书译序,第VII页),笔者虽不谙相关缘由,但也能想象个中艰辛,因而为此书最终能够顺利问世而感到高兴。
本书于2007年出版之际,也恰值加迪斯的《冷战》在德国翻译出版。于是当时德国的评论家们不约而同地把施特弗尔的《冷战1947-1991》与加迪斯的《冷战》相提并论,有人认为此书是对加迪斯著作的“完美补充”,也有人称赞本书开拓了第三世界与冷战的课题。其中反映出一种倾向,即把本书视为德国学者在“冷战史新研究”上的重要成果。但对上述两种评价意见,现在看来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过誉。
毋庸置疑,加迪斯是“冷战史新研究”的代表人物,但《冷战》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而更像是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其中的一些观点并未突破他于1997年出版的《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史的再思考》,该书才是其真正重要的学术代表作。因此,把施特弗尔的《冷战1947-1991》而非更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拿来与加迪斯的《冷战》比较的话,并不能完全凸显出施特弗尔的学术性创建。
所谓“冷战史新研究”,它的“新”其实体现在两个方面:研究资料与研究视角。在研究资料方面,“冷战史新研究”借助世界各主要国家档案陆续解密的“东风”,立足于多国多边档案史料的比较和互证研究。然而从《冷战1947-1991》的注释中就可以发现,该书的资料基础主要是前人的研究专著和论文,而不是档案文献。因此从研究资料的运用角度来看,很难将本书划入“冷战史新研究”的领域。在研究视角方面,“冷战史新研究”立足于在多边关系中探讨双边国家关系的变动,这就使得研究课题不再仅仅局限于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政策互动,而是要关照更多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这就形成了所谓“冷战国际史”的研究范式。本书的主要贡献其实就在于此。
就像作者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部尝试整体性地描述冷战的作品:“冷战时代可以在本质上被叙述为一场全球性的、多极化的、以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多层方式发展的历史。”(第15页)因此从内容上看,“这就意味着,这部作品不仅研究欧洲大陆,也不仅针对两个超级大国,也应该包括第三世界以及许多通常不被指出的其他参与者”(孟钟捷,前引文,第242页)。这也是本书当时被认为在第三世界与冷战这个课题上有所开拓的原因。
然而就在同一年,又有一部重要冷战史著作问世,那就是文安立的《全球冷战》。该书集中探讨了冷战时期第三世界的变迁,无论在史料运用和研究视角上,都堪称“冷战史新研究”的扛鼎之作。相较之下,《冷战1947-1991》在第三世界与冷战方面的开拓工作就略显单薄了。
通过上述比较,应该可以给予本书一个基本的定位:本书是一部利用二手研究文献,尝试整体性地描述冷战的著作,是一部介于通俗历史读物与严肃学术研究著作之间的通史类作品。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研究范式上的新意与突破,表现为对传统冷战围绕大国关系研究的超越。
文安立,《全球冷战》,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
研究范式上的新意与突破
早在2000年,文安立就已经提出未来在冷战国际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三种可能的新范式:意识形态、技术与第三世界。这里所谓的“范式”在文安立看来是一种理解和解释历史的模式,是观察纷繁复杂的冷战历史的路径和视角(Odd Arne Westad, “The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Three (Possible) Paradigm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 4, 2000, p. 551)。而施特弗尔的《冷战1947-1991》也恰好就是在上述三个研究范式上有所创新与突破。
范式一:意识形态。文安立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大群个人对一系列基础性观念的系统表达(Westad, 2000, p. 552)。而施特弗尔在本书中特别强调,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仅表现在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究竟谁才是正义这样的国家间争论之中,还要表现在更加具体的社会文化层面,特别是国家的内部。因此意识形态之争不仅仅是一场国家间的斗争,更是一场国内斗争。“我们今天正处于一场冷战中,我们的敌人既在这个国家之外,也在这个国家之内。”(第4页)于是“冷战便被标志为‘冷酷的内战’。”(第203页)在东方,有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在西方则有对“亲共分子”的迫害。通过第六章第二节的叙述,作者似乎传达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区分敌友的范式。“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贯穿于冷战时代的整体性问题,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管国外还是国内。
作者接着在第七章着重展现了意识形态之争在文化层面上的表现,这是本书极具特色的一章,是国内以往有关冷战的通史性译著都未曾触及的领域。从外来词汇的传播到流行歌曲的传唱,从小说漫画再到广播电视,从艺术建筑再到体育宗教,都在这一章节中予以论述,揭示了“冷战”对普通民众文化生活的形塑与影响。施特弗尔在这里表达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他认为西德的“六八一代”一方面批判美国,但同时又持久推动了西德进一步的美国化。但接下来他又表示,可以把对美国化和苏联化的批判理解为对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优势地位的民族性回应(第230页)。姑且认为作者这两个观点都是成立的,那么随之出现的问题便是,所谓西德“六八一代”美国化式的对美国化的批判,它的德意志民族性又体现在哪里呢?
范式二:技术。在这里不应把“技术”只简单理解为美苏之间的科技之争,而应该把技术理解为各国出于自身目的,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以及建构社会制度的能力(Westad, 2000, pp. 556-557)。冷战初期,技术冷战首先自然还是表现在核武器这个层面上。《冷战1947-1991》一书在导言中就特别突出了核武器的重要性,并在之后的若干章节中从军事、社会心态、文化、技术的角度对“原子弹”这个主题展开论述。这与传统的冷战史著作以时间为线索,历数美苏两大集团间的外交政治冲突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最突出地表现在施特弗尔对“冷战”一词的溯源上。“冷战”一词最早出于谁之口?文安立在其《全球冷战》中认为,“冷战”是乔治·奥威尔在1945年首次使用的,用以对苏联和美国各自的世界观、信条和社会结构,对双方之间即将来临的未予宣战的战争状态发出悲叹(文安立:《全球冷战》,第19页)。而本书作者则把“冷战”一词的发明归功于一名记者——赫伯特·斯沃普,他当时在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控制研究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团中工作,美国希望苏联接受对核武器的国际监督,但对尚未掌握核武器的苏联来说,这是不公平的。就在美苏代表团会谈的过程中,斯沃普发现,这就是“冷战”,在此概念后,他担忧的是未来的战争迟早会是一场核战争。(第2页)
上述两种叙事其实反映了对“冷战”的两种认识倾向。作为《动物庄园》和《1984》的作者,奥威尔的“冷战”所关照的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性的竞争和对抗。而作为经历了美苏核武器控制谈判的记者,斯沃普的“冷战”所关照的是未来可能爆发的核战争。其实这样两种认识倾向,造就了当前对“冷战”是否已经结束这个问题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答案:前者认为“冷战”已经终结,因为那种显著的、集团性的、各自以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制度性对抗已不复存在;后者则将认为“冷战”尚未终结,因为未来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仍旧存在,相较于核武器所释放出的“热量”而言,当前在世界上发生的任何常规战争都只能被看作“冷战”。
因此作为一部冷战的通史性作品,本书作者在核武器这个主题上的着墨就显得比同类作品要多很多。不仅是在第五章《一个全副武装的世界》中的第一、二节对美苏的核武器发展及其核战略进行了叙述,更加突出的地方在于把对核武器的讨论引向了社会文化层面,在第六章中列举了一系列具备原子弹元素的广告、玩具、唱片、歌词、电影、服饰,同时论述了在有核状态下的社会心态与普通民众的应对。
除了核技术之外,本书在第八章第一节中还探讨了太空技术、计算机技术的问题,并引申出了西方对于东方的技术封锁的话题。第八章的第二节则探讨了东西方阵营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主要围绕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展开)。
范式三:第三世界。如前所述,相比较于《全球冷战》,《冷战1947-1991》其实在第三世界这个研究范式上的开拓是有限的,这涉及本书结构上的问题。全书除去导言和结论,一共十二章。这十二章其实分成两个部分:第一大部分有八章,除去第一章对冷战前世界历史发展背景的概述以外,其余七章基本以时间为线索对应作者在导言中(第9页)对冷战历史进程所作的七个阶段的划分,分别为:一、形成与正式开启(1945/1947)(第二章);二、对立集团的形成(1947/1948—1955)(第三章);三、欧洲的斗争升级与中断(1953-1961)(第四章);四、向第三世界的转移(1961年后)(第九章);五、缓和(1953-1980)(第十章);六、回到对峙(1979-1989)(第十一章);七、东部集团的解体(1985-1991)(第十二章)。第二大部分则有四章(第五章至第八章),作者在这四章中从核军备、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技术与社会政策这四个视角进行了专题式论述。
因此从写作角度看,本书在章节上的安排并不令人感到满意,第二部分实际上是把第一部分给一分为二,并且两大部分之间并没有呈现出清晰的逻辑联系。第一部分的八章完全就可以单独成书,而第二部分其实可以下篇或者附录形式作为全书的补充。但这样的结构安排会降低第二部分的重要性,因为本书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和突破其实基本上都表现在第二部分内。
唯独第三世界这个主题除外,作者是在第九章中集中论述第三世界的冷战,并将此纳入他对冷战整体阶段划分的框架中。唯一称得上亮点的,是其中第三、四节把第三世界的冷战划分为美苏的代理人战争和不结盟国家间的战争。但其一、二、五节(越南战争、中苏冲突、古巴导弹危机)都属于传统冷战外交史必然论述的主题。而且,其中第二节“中苏冲突”在这一章中显得尤为突兀,作者一开始便表示,中苏冲突是“显示冷战中意识形态重要性的经典例证”(第319页)。但这与这一章的主题“第三世界的冷战”是脱节的。难道说作者已经自动采纳毛泽东对三个世界的划分,已经把中国划入了第三世界?但这在时间上是说不过去的。
比较一下文安立在《全球冷战》中对中苏冲突这个主题的安排,他一上来就明确指出:“中苏分裂意味着他们在第三世界政策上的一个转折点。”(文安立:《全球冷战》,第162页)之后的论述,都围绕这一核心观点展开。也就是说。中苏冲突与第三世界不是没有联系的,文安立就明确了这一点,而施特弗尔在整个第二节论述中却没有提及任何与第三世界的联系。事实上,这反映了两位作者对中国在整个冷战中角色定位认识上的差距,施特弗尔在第三章第三节中已经意识到,中国是冷战的第三支世界级力量(第92-95页),然而在第九章第二节的处理上却并没有能够继续从这个角度深入下去,把中苏冲突和第三世界的冷战联系起来。
结语
总体上看,施特弗尔的《冷战1947-1991》是一部优缺点都十分明显的冷战通史性著作。它的亮点和优势体现在全书的第五章至第九章,作者确实是在意识形态、技术、第三世界这三个研究范式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和突破。但是问题也同样明显,特别体现在全书资料利用上的局限、结构安排上的唐突以及对第三世界这个范式上的研究的缺失。因此全书的价值体现于突破传统对冷战的外交史叙述模式,在社会文化史的层面上对冷战的研究。同时作为德国学者,施特弗尔在叙述过程中大量列举东、西德的史实来说明论证,这对致力于研究战后德国历史的国内学者而言,仍具有巨大的阅读价值。
责任编辑:彭珊珊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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