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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历史

胡文辉:也谈陈寅恪著述中的“西典”

胡文辉

2018-03-05 14:25 

众所周知,陈寅恪自觉地继承了中国本位的学统,包括文字表述上的古典风格;同时他身行万里,也得到了近世西洋新知的培养。故其写作中的“西典”问题,确实值得探讨。就我来说,这个问题是读了陈怀宇先生的《陈寅恪著述中的西典》(《书城》2009年9月号;修改文本见《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文才留意到的。陈文拈出此题,既有价值,也有趣味,只是我觉得其具体论说尚未周到,甚至有流于牵强附会之处,姑为辩证如下。
陈怀宇著《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
陈文实际上讨论了陈寅恪汲取学问的西方知识背景,包括希腊、基督教领域,而真正属于用典问题的,则只限于二例。
首先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1934):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承审查此书,草此报告,陈述所见,殆所谓“以新瓶而装旧酒”者。诚知旧酒味酸,而人莫肯酤,姑注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尝,可乎?
陈怀宇认为“以新瓶而装旧酒”的比拟,来自《旧约》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中“旧瓶装新酒”之语。这个看法,不能说错,但“旧瓶装新酒”的话,早已通行于俗众,不待读《圣经》亦可知悉,严格来说已不宜算作典故。而且此语不仅在西洋人耳熟能详,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摇笔即来,只当作熟语来用了。
比如朱自清的《民众文学谈》(1921)有一句:
……印刷格式都照现行下等小说,——所谓旧瓶装新酒,使人看了不疑。
鲁迅的杂感《重三感旧》(1933)说到:
近来有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这其实是不确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按:《鲁迅全集》注释云:“‘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提倡白话文学的人,认为文言和旧形式不能表现新的内容,常引用这话作为譬喻。”见《鲁迅全集》第五册《准风月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蒋廷黻的评论《新名词·旧事情》(1934)也说:
西谚云:旧瓶里不可搁新酒。但日本政治家一把新酒搁在旧瓶子里,日本人只叹其味之美,所以得有事半功倍之效。
针对蒋氏此文,胡适还专门写过一篇《“旧瓶不能装新酒”吗?》(1934),并发挥了他的“考据癖”:
近人爱用一句西洋古话“旧瓶不能装新酒”。我们稍稍想一想,就可以知道这句话一定是翻译错了,以讹传讹,闹成了一句大笑话。一个不识字的老妈子也会笑你:“谁说旧瓶子装不了新酒?您府上装新酒的瓶子,哪一个不是老啤酒瓶子呢?您打哪儿听来的奇谈?”……错在那个“瓶子”上,因为这句话是犹太人的古话,犹太人装酒是用山羊皮装的。……百年前翻译《新约》的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不用“瓶”字,而用“旧皮袋”“旧革囊”。今人不懂得犹太人的酒囊做法,见了Bottles就胡乱翻作“瓶子”,所以闹出“旧瓶子不能装新酒”的傻话来了。(按:当时有人因此作了一首打油诗:“先生考据擅专场,马可福音第二章。原是旧皮囊一个,难将新酒此中装。”见童轩荪《“文化城”学人謦欬笑貌》,《文化城故事》,[台]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61年版)
另外,周作人后来在《人境庐诗草》(1937)也提到:
若是托词于旧皮袋盛新蒲桃酒,想用旧格调去写新思想,那总是徒劳。
从鲁迅的“近来有一句常谈”、胡适的“近人爱用一句西洋古话”云云,足见“旧瓶新酒”之喻在当日极是普遍,在此语境中,陈寅恪不过信手拈来——他似乎是有意将“旧瓶新酒”活用为“新瓶旧酒”——是不好归为用典的。
再看第二例,即《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929):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陈怀宇怀疑这里也用了《圣经》的典,出自《约翰福音》中耶稣对其门徒说的:“你们如果住在我的话语中,就真是我的门徒了,并且你们将明白真理,而真理将使你们获得自由。”这又显然求之太深。我们一望可知,二者虽则都有“真理”、“自由”的字眼,但实在北海南海,风马牛不相及。至于他由此又联系到《约翰福音》开篇的“太初有道”,再而联系到字“太初”的周一良,那就更是红学索隐派式的梦呓了。
依我看来,陈寅恪这段话,确可算用了“西典”,但并非出自罗马时代的犹太人,而是出自十八世纪美国人;也就是说,此非“古典”,倒近乎“今典”。试看梁启超的《新民说·论自由》(1902),劈头第一句就是:
“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
下文又云:
……噫嘻!是遵何道哉?皆“不自由毋宁死”之一语,耸动之,鼓舞之,出诸壤而升诸霄,生其死而肉其骨也。於戏!璀璨哉,自由之花!於戏!庄严哉,自由之神!
稍后《饮冰室自由书·国民之自杀》(1903)又云:
不自由毋宁死,固也。虽然,当以死易自由,不当以死谢自由。
在其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902)里,也借人物之口说:
“哥哥岂不闻欧美人嘴唇皮挂着的话说道:‘不自由,毋宁死。’”
而梁氏的话,又极可能来自日本。日本近代著名法学家穗积陈重曾指出,以汉语“自由”翻译Liberty一辞,始于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其《西洋事情》(1870)第二编例言提及:
18世纪70年代,亚米利加(按:日人称美国)骚乱之时,亚人扬言要为自由而战,高呼“不自由,毋宁死”,众人甚苦于英国之暴政,誓死救民于涂炭、保一国不羁独立之自由。(《法窗夜话》之五八《自由》,曾玉婷、魏磊杰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考虑到福泽谕吉的巨大影响,若谓“不自由,毋宁死”的译语因他而奠定,亦无不可。那么梁启超也难脱此范围了。
从字面上看,几乎可以肯定,陈寅恪所谓“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即源于此,而取资于梁启超的可能性更大。
至于“不自由毋宁死”的原始语源,即帕特里克·亨利1775年在第二次弗吉尼亚大会上的著名演说——这篇演说,极大地激励了美国人起而对抗大英帝国,可谓独立革命的先声。演说的结束部分掷地有声,尤为举世传诵:
Is life so dear, or peace so sweet, as to be purchased at the price of chains and slavery? Forbid it, Almighty God! I know not what course others may take; but as for me,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查检手头文献,有这样几种译文:
生命就这么贵,和平就这么甜,以致可以用锁链和奴役为代价把它们买来吗?万能的上帝,禁止这种事情发生吧!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做,但是,对于我来说,不给我自由,就让我死!([美]戴安娜·拉维奇编《美国读本: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林本椿等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
难道生命是如此珍贵,和平是如此甜蜜,以至于吾等非要用镣铐与奴役去换取它们?万能上帝,请阻止此事发生!吾不知他人何去何从,然吾之决择为:不自由,毋宁死!(J·艾捷尔编《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赵一凡、郭国良主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难道生命如此宝贵,和平如此甜蜜,非用锁链和奴役作为代价来换取不可吗?全能的上帝啊,这是不能容许的!别人作什么打算我不知道,可是我自己的态度是:不自由毋宁死!(孙法理编译《伤心的“圣诞节快乐”:美国散文选》,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此外,对于“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这句终结之言,我还找到一则早期译文:
曷与吾自由,否则宁与吾死。(董镇南等编《古今中外格言集成》,经纬书局民国25年版,第794页)
至此,“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的来历,已甚明白。陈寅恪留美两年有余,不应当没听说过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同时,他也不应当没浏览过梁启超的名文《新民说》、《饮冰室自由书》。这么说来,陈氏是将近代政治史的“金句”,挪用到思想学术领域罢了。
那么,除此之外,陈寅恪还有无其他用了“西典”的例呢?我在《陈寅恪诗笺释》里曾零星涉及此问题,照自己的印象,可举出一个半例子。
一个例子,是说国共内战之际的诗《丙戌春,旅居英伦,疗治目疾无效,取海道东归。戊子冬,复由上海乘轮至广州。感赋》(1949),其第四句是:
避地难希五月花。
这当然是指1620年自英格兰移民新大陆的第一艘船五月花号(Mayflower)。陈寅恪反用此典,表示自己年衰止盲,已无地可逃。一般来说,陈氏于诗大体禀承传统风格,多以“古典”表现今事,援入新语、西语极罕,而“五月花”一句,恐怕是陈氏运用“西典”最显豁的一例了。
半个例子,是说稍后《己丑送春》(1949)的颔联:
烛照已非前夕影,枝空犹想去年人。
“烛照”一句,意思大致是“今夜的烛光已照不到昨夜的人影”,我怀疑,此句可能融入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意蕴;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这句名言深刻而简明,稍涉西学者即不可能不知,不可能不存有印象,陈氏作诗时,意中或有之也。当然字面不同,疑似之间,不敢绝对肯定,故只算作半例。此外,王国维有词《玉楼春》(1905),末二句为:
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
这无非是说,“今年的枝头已开不出去年的花朵”。这会不会跟“烛照已非前夕影”一样,也用了赫拉克利特的“西典”呢?
不过,需要说明,本土旧典中也有与此不无肖似的例子。佚名译《那先比丘经》卷上:
那先问王言:譬如人然灯火宁至天明不?王言:然灯油至明。那先言:灯中炷火至一夜时续,故火光不?至夜半时,故火光不?至明时,故火光不?王言:非故火光。那先言:然灯从一夜至夜半复更然灯火耶?向晨时复更然灯耶?王言:不,中夜起更然火,续故一炷火至明耳。那先言:人精神展转相续亦譬如是。一者去一者来,人从精神生至老死后,精神更趣所向生。展转相续,是非故精神,亦不离故精神。人死以后精神乃有所趣向生。
按:同一经文的南传巴利文传本作:
“大王,譬如有人燃灯,是否它会通宵照明?”
“尊者,是。它会通宵照明。”
“大王,是否一更天的灯焰与中更天的灯焰是一回事?”
“尊者,不同。”
“是否中更天的灯焰与末更天的灯焰是一回事?”
“尊者,不同。”
“如是大王,是否一更天的灯为一物,中更天的灯为另一物,而末更天的灯更为另一物?”
“尊者,否。灯依靠它自己而通宵照明。”
“大王,法之延续而有连结,一生一灭,连结起来似无前后;因此,最后之识属于非同非异。”
(此据巴宙译《南传弥兰王问经》上卷第二品第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又黄仲则诗《子夜歌》之一:
思君月正圆,望望月仍缺。多恐再圆时,不是今宵月。(《两当轩集》卷四)
《那先比丘经》以灯之燃烧比拟人的精神之延续,所谓“非故火光”,即指不停燃烧的灯光已非原来的灯光;黄仲则诗“多恐再圆时,不是今宵月”,则谓再圆的月亮已非今宵的月亮。凡此与“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话皆有约略相似处,亦可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之例。则王词“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陈诗“烛照已非前夕影,枝空犹想去年人”,自可能取资于本土的修辞传统;但考虑到王、陈二氏于西学的接触与习得,在逻辑上,仍不宜完全否定其兼融西典的可能。
最后,简单谈一下《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一书的读后感。我以为,此著颇有苦劳,钩稽了陈寅恪早年留学欧美时的个别事迹(如有关哈佛大学、德国东方学会),作为学术史料的片断,虽有疏误之憾,不无补苴之功;但此书的最大问题,在于论证逻辑很是粗疏,尤其在断定某些人物(如白乐日、玉井是博、白璧德)对陈氏的影响时,多系捕风捉影,不着边际,看似连篇累牍,其实无一可以落实。而他在论证上的毛病,我们仅从“陈寅恪著述中的西典”这一小小个案,也能看得相当清楚了。
附记:
承周运提供了一份1940年代的陈寅恪访谈,其中有言:
陈先生作学问的态度极为严肃,他尝对学生说:“假若是不真实的让我说出一个字来,勿宁死。”(洵《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陈寅恪重返故都》,《华北日报》民国35年11月6日)
这一个“勿宁死”,当然就是《王观堂纪念碑铭》“思想而不自由,勿宁死耳”一语的回响。
(本文原载于《中西文化交流学报》第八卷第一期,2017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有增补。)
责任编辑:钟源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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