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松阴的教育传奇：以《孟子》讲义气，培育维新英杰
教养教育在日本高等教育界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各式各样的研究往往把它的开端界定在明治维新后新式学校的成立。然而，日本教养教育的源头实际上应该更向前一步追溯到维新前夜的幕府末期。当时日本海外列强压境，国内江户幕府实力衰弱，大小藩主蠢蠢欲动，政局动荡国家危亡。各藩领地内通过兴办藩校、武道馆来壮大自身实力。各种私学、村塾也呈现争鸣之势。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背景下，历史走向的主导者们在学塾中集结，酝酿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明治维新前夜，吉田松阴（1830—1859）一人执教的松下村塾成就了一个开启国家现代化的精英教育传奇。
吉田松阴的生平和思想
吉田松阴，又名吉田寅次郎，1830年出生在长州藩藩士杉百合之助家中。时值幕末乱世，长州藩是和萨摩藩联手号令全国倒幕志士推翻执政三百多年的江户幕府，实现“大政奉还”的革命先锋。这便是寅次郎成长的大环境。寅次郎4岁时成为掌握着山鹿流兵学师范的叔父吉田大助的养子。他的另一个一同居住的叔父玉木文之进是日后松下村塾的开办者。家族的小环境特别重视读书、讲学。幼年的寅次郎非常勤学聪慧，在家学教养下他饱读兵学典籍，9岁开始在藩校“明伦馆”讲授家学，10岁能为藩主讲解《武教全书》，14岁讲授《孙子》和《七书直解》。
江户时代盛行的中国朱子学说是学塾教育的主流，吉田松阴对此谙熟于心，打下了扎实的学问根基。在此基础上，受家学传统以及当时日本国家忧患意识的影响，他特别用心研究兵学，从小立志富国强兵。20岁时的松阴已经收了不少门生，他还多次上书藩主为改善藩内的军事、教育献策，并领受藩命巡视沿岸防务，是典型的少年老成。
当时日本局势内外交困，读万卷圣贤书的同时，松阴决心通过行万里路来增长见识。从20岁到23岁的几年间，他3次私自离开长州藩游历九州、江户（东京地区）、镰仓、长崎、日本海沿岸和东北等地，几乎走遍了全日本。一路上，他结识了包括当时号称第一学问家的佐久间象山在内的诸多有识之士，并且在日本各地留下了相当高的名声。日后他的许多学生都是因此从外藩慕名而来。由于当时律法规定藩民必须获得特许批准才能离开本藩，松阴的胆大妄为多次遭到警告和责罚，但是他顾不了那么多。1853年，美国佩里海军舰队抵达了横滨的浦贺冲，这是日本人第一次接触到西洋人。松阴难以抑制前去一探究竟的冲动，再次私自脱藩，排除险阻，划着小舢板企图登上佩里的海军军舰。据佩里舰长的日记记载，当时他确实接见了这位勇敢的日本人，虽然鉴于日本的法律没有答应带松阴随舰去美国看一看，但是松阴敢于冒险的勇气和对先进事物的好奇令他颇感钦佩。这一次，松阴实感世界之广阔，见识了西洋科技之发达，补完了对日本发展前途的整体看法，对他的思想最终定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既不做一味好古的迂腐书生，也不是只知东洋不晓西洋的井底之蛙。少时通晓汉文经典及兵书，然后长期研习西洋的知识、兵法，再加上广泛的游历见识使他的思想体系既积累了足够的深度和广度，又扎根于传统。
由于“偷渡美利坚”计划失败，松阴无奈回到长州藩自首，被投入“野山狱”。长期的戴罪生活使他认识到了一己之力的局限。于是，松阴急于付诸行动的想法发生了彻底改变，他全身心地转向教书讲学——这也是他戴罪蛰居中唯一能做的。一年后，他得以出狱在家服刑，立刻就开始了更大规模的为身边亲近讲读《孟子》的定期讲学。这是松阴一生中最系统、完整地依据经典文本的讲授。虽然他没有留下自己的专著，但唯一的传世讲义《讲孟余话》却详细记录了他所实施的教育方法和内容。
狱中讲读会
1855年6月13日，在幽暗的囚室中，吉村善作、河野数马、富永有邻三人参加了吉田松阴的“孟子讲读会”。松阴首先背诵几句儿时便熟记的《孟子》原文，然后给大家介绍这几句的历史背景和文意，并且在此基础上旁征博引，大量联系眼下的时局，阐发自己的感悟和主张。
野山狱中关押的大都是和松阴一样反对幕府腐朽统治的热血志士，“孟子讲读会”很快吸引了更多的听众，甚至身为狱卒的福川犀之助也加入进来。他非常敬佩松阴的品格，还主动借书带入狱中，默许通常禁止的点灯火等，为读书会提供了许多方便。
“孟子讲读会”在野山狱中一直持续到同年12月15日，从一开始的三个学生，每隔五天举行一次，发展到十多个学生，每隔三天举行一次，影响力日盛。狱中的松阴除了召开“讲读会”、做讲义记录，还读书二百余册，包括《海国图志》《唐宋八大家》《日本舆地路程全图》等。其后，松阴获准出狱在家反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孟子讲读会”中断两个多月。第二年3月在松阴的叔父、学生等人大力促成下，“讲读会”再次开讲。经过此次中断，大家讲读《孟子》的愿望越发高涨，几乎每天在松下村塾进行，甚至有些日子上、下午连讲两场。《孟子》全篇在开讲翌年6月13日读完，恰好为期一年。
之所以称为“讲读会”，并不限于吉田松阴一人讲授，所有参与者都会各抒己见。松阴谈及自己的教育理念时告诫学生不可妄为人师，亦不可妄从师，自己和诸生皆是古代圣贤的弟子门人，既是志同道合，不分先进后进。他的授课法包括“讲解要义、集体会读、各人分别读、研究地图及相关图像资料、讨论会、课业作文”等，基本上沿袭了明伦馆的教学法。
如当论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一句时，松阴阐发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是圣学之主旨。凡圣学之主旨，不过修己、治人二途。故志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所学，又立志以（程）明道、（范）希文为主本……今虽与诸君幽囚受辱于此，幸得孟子书讲之，至幸。若以天下为己任，诸君以为如何？”
然后又用更通俗的日文启发道：“首先一心正意，重人伦道德，思考尊王攘夷的大业，常常就时下局势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研究切磋。如果能够至死坚持理想无他念，无只言片语偏离我们的道路，纵使命绝于此囚室，天下后世必定有人会继承吾志。这就是圣人的立志和为学。命在此，天在此，至于其他荣辱穷达毁誉得失，都不是我所顾忌的。”
讲孟子，救时弊
道则高矣、美矣。约也、近也。人徒见其高且美、以为不可及、而不知其约且近，甚可亲也。富贵贫贱、安乐艰难、千百变乎前，而我待之如一、居之如忘，岂非约且近乎？然天下之人方且淫于富贵、移于贫贱、耽于安乐、苦于艰难、以失其素而不能自拔。亦乎其见道，以为高且美，不可及也。孟子圣人之亚，其说道著明，使人可亲。
《讲孟余话》的开篇就是这样一段令人倍感亲切的汉文文言，开章明义。不过这样的文字使人联想到或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而滔滔说教的先生。然而，吉田松阴，一个饱读汉文典籍、用文言写作的日本人，身处野山监狱窘境，面对共同关押着的从年轻的到垂老的反对幕府的志士，他讲读《孟子》不能单纯地理解成传播中华文化或者泛泛而谈的修身宏道。
松阴进一步阐明说：
时乃把孟子讲之，非精其训诂，非喜其文字，唯其一忧一乐、一喜一怒，尽寓诸孟子焉耳……国威日拙、外夷日炙。斯道之所以为道者，果何在乎？则天下与吾同忧乐、共喜怒者，亦何独一二囚徒亲戚而已哉。而余屏居谢世，世虽有其人，无由相从晤言。则余话之录、吾亦不能已也。以天下之士，其何以教之？！
在西洋外敌入侵，幕府无力回天，民族危亡、理想动摇的时代，松阴非常有意识地选择了《孟子》来重正道义气节，团结激励志士，指明奋发图强的方向。《讲孟余话》不仅句句针砭时弊、切中要害，而且其存在本身体现了在汉文化圈中，中国经典的智慧又一次展现救时之弊的生命力。
在主要讲读孟子之余，吉田松阴还让前来求学的门生自带文本交流研读。门生感兴趣的，他也认为好的就定为课本。对各种汉文儒学的讲读依据“由史入经，由集入子”原则，包括《诗经》《论语》《孝经》《春秋左氏传》《资治通鉴》《二十二史》《史记》《苏辙》《苏洵》《唐诗选—绝句》等。兵书有《孙子》《武教全书》《武教小学》和《坤舆图识》。日本史书有《大日本史》《日本外史》和《日本政记》。还有针砭时弊的《鸦片瘾忧录》《名臣言行录》《海防备论》和倒幕派的政论书《柳子新论》，以及经济方面的《农业全书》《经济要录》和《康济录》等。在广泛涉猎兵学、史学乃至政论和社会经济各方面书籍时，汉文儒学经典在数量上和分量上均占多数。可见吉田松阴不仅能讲《孟子》，他的汉学修养涵盖经史子集，水平不亚于同时代的中国儒生。
松下村塾纪念馆复原场景
在那个东西文化激烈碰撞，普通知识人的治学理想或茫然迷惘或走向极端的时代，吉田松阴和他的门生正是有了这样的学问基础，得以立足于迎接“新”与“旧”的根本挑战。他曾批评那些在时局激变中慌忙丢弃、否定孔孟之道的论战对手：“理之精微未尽，唯立我一己之见而一概非他，犹如以我自家家风强诽邻家……圣人之理致极，非同众人肤浅庸常之妄加论断。”
吉田松阴选择《孟子》等一系列经典给门生讲学是富有时代危机意识的自觉。他以自己矢志不渝的一生唤起同道，用献身的热情点燃学生心中的志向和斗志，真诚地把学生引向自己信仰的道路。吉田松阴心中喷薄欲出的雄心抱负和义不容辞的救国使命使他对《孟子》的解读充满生机。古老的经典由此被赋予时代的意义，焕发出更强大的感召力。作为教育家，吉田松阴最不同于普通教师的，正是通过讲读经典把学生引向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并由此树立起一个共同的、超越个人生命的志向。
英才辈出，开启维新
安政六年 (1859年)，幕府的掌权大佬井伊直弼发起“安政大狱”，大肆镇压威胁到幕府集权的各方人士，一向主张“尊王攘夷”的吉田松阴难以幸免，当年5月被移送到江户藩邸关押。这时，他在村塾执教了四年，一方面感到自身现状已难以亲自实现抱负；另一方面，跟他读书的学生虽然在他的言传身教下迅速地立志、成才，但还不成熟，缺乏付诸行动的气魄。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完成未竟的事业、救日本于危亡。
在江户藩邸，原本求生有望的吉田松阴以文天祥自比，拒绝顺服偷生。在被幕府关押的5个月间，他写下《留魂录》和下面这首汉诗表明要以死明志、以死激发学生的决心。
吾今为国死
死不负君亲
悠悠天地事
观照在明神
10月，幕府处决了吉田松阴，也敲响了自己的丧钟。他门下的学生一个个登上了历史舞台，直接推动了倒幕运动的进程，并进一步掌握明治维新后的实权，成为主宰日本近代历史进程的风云人物。
伊藤博文（1841—1909）是松阴门下最有政治才能的学生。他早年积极投身倒幕运动，率领过“力士队”。维新成功后，他主持修订明治宪法，出任日本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并先后担任四届首相。被誉为明治维新的第一元勋，亚洲立宪政体之父。
同样独揽大权、左右日本国事的弟子还有山县有朋（1838—1922）。他曾担任日本第三和第九届内阁总理大臣。他早年加入高杉晋作的“奇兵队”，由于政治、军事手腕高超，明治维新后被誉为议会“元老中的元老”“日本陆军之父”“日本军阀之祖”。
松阴门下另一位明治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木户孝允（1833—1877）是尊王攘夷派的核心人物，被誉为“维新三杰”之一。明治维新后他担任了“总裁局顾问专任”（堪称实质上的第一代宰相）。他开创性地实施了“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参议内阁制”等多项划时代的政治创新，奠定了日本立宪政体的基础。
还有几位学生由于投身尊王攘夷的斗争而英年早逝，他们为新时代的到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业。比如高杉晋作（1839—1867），他是长州藩倒幕“奇兵队”创始人，曾为日本训练现代海军，并渡航清末的中国，把关于太平天国起义乃至上海的欧洲各国租界的见闻写成当时影响深远的《游清五录》。他以在中国的见闻为教训，成功阻止了西方列强对日本“领土租借”的企图，当时年仅24岁。久坂玄瑞（1840—1864），是吉田松阴的妹夫，也是尊王攘夷派的核心人物，与松阴并称为“长州第一俊才”“文武双全的志士”，为倒幕成功过早地牺牲了。
事实上，除了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独具传奇色彩，日本江户时代还出了不少著名的学塾。有的主持学塾的教师学问水平特别高，比如本居宣长的“铃屋塾”；有的学塾教师虽然平平而教学体系完备，世人趋之若鹜，比如江户最大的学塾广濑淡窗的“咸宜园”，鼎盛时期在读学生超过两百人；有的学术上自成一派，比如幕末兰学界坪井信道的“日习堂”和伊东玄朴的“象先堂”势均力敌；还有的学术成果影响力极大，学塾本身成为政治运动的旗帜，比如水户学的大本营藩校“弘道馆”等。表面上看，吉田松阴个人支撑的松下村塾之所以曝得大名，是因为其短短不到四年培养出了堪称“国父”的总理大臣（首相）二名，内阁幕僚四名这样空前绝后的成就。而“咸宜园”九十二年的历史上，五千多名毕业生中只不过出了数名县知事级别的官僚。但是，吉田松阴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教育者何以胸怀宏图大志并且感染学生？教育如何能救国强国？什么样的教育本身能团结精英、磨砺培养国家的栋梁之材？
这种教育在后世的日本被称为“教养教育”，而吉田松阴的事迹堪称日本通识教育的原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