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中国风：一个“异类”的成功启示录

自启蒙运动以来，欧洲的“中国观”多次变化，这既源于中国内部变迁，也源于欧洲自身定位以及国际环境的调整。近日，笔者获“欧盟访问者项目”（EUVP）资助，一周内密集访谈布鲁塞尔战略精英，得以近距离观察欧洲“中国观”的最新微妙变化。

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冲击后，欧盟逐渐走出震惊、迷茫，犹如一艘与狂风暴雨鏖战数日的巨轮，在风雨初歇后盘点得失、重定航程。布鲁塞尔的气场，已异于几年前。

欧盟委员会大楼、欧洲理事会大楼经多年修整终于完工，明晃晃傲然矗立，一改“舒曼圆环”的低沉杂乱。连日阴雨，难掩环落在“舒曼圆环”的各欧盟机构内外的腾腾热气。周一到周五，街上行人如梭，人人步履匆匆、争分夺秒。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各楼内排队等待层层安检。常见核心要员满脸尘土色，唯双目炯炯。常听年轻人真诚探寻世界的变迁。“危机”，作为前几年交谈中的一个常用词汇，已逐渐淡出。

欧洲人对一体化前景的焦虑感明显下降。不少人指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皆出人意表地促进了“欧洲团结”；民粹主义势力在西欧势头已得遏制，而在“边缘欧洲”虽然得势，却无底气真推“脱欧”。对于法德轴心能否重启欧洲一体化，布鲁塞尔观望气氛浓厚，但人们多心平气和、乐观坚定，颇显大战后再整旗鼓的从容。

中国，正是欧洲重定航程之际、举目四望之时，所见的一处高光。

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之高，为多年来罕见，甚至比欧债危机求援中国时有增无减。上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即“欧盟外长”）莫盖里尼办公室的要人，下至欧洲议会内新兴小党的议员助手，多愿拨冗与笔者相见。其动机形形色色。有的是出于制定对华政策的需要，如来自欧盟对外行动署（“欧盟外交部”）、欧盟理事会总秘书处、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以及发展总司的官员。有的是出于学术好奇，如欧洲议会研究部门内负责研究世界趋势的全体人员。有的是出于政治游说的需要，如一位正在推动跨国电子商务标准、即将访华的捷克议员。还有的是出于强大的商业动机，如一个在智库界寂寂无闻、而忙于办各种与中国相关会议的研究所。这些形形色色的动机，折射了中欧关系多维多面的磅礴发展。

欧洲对中国的兴趣，不再是强者对弱者的猎奇，而是一个强者对另一个强者的探索。它带来的，不再是刺激和乐趣，而是灵魂深处的震撼——正如中国在清末遭遇西方时的感觉。

中国之所以能震撼欧洲人的灵魂，简言之，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异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现代世界的缔造者，欧洲人对成功的标准洞若观火——发展、进步、财富、扩张；对成功的条件也了然于胸——私有产权、工具理性、法治、政治参与。中国的“成功”，欧洲一望便知，无需多言。但是，当欧洲人发现中国并不完全具备其认为成功所需的条件时，内心便起了波澜。这并非仅仅出于妒忌。如果“中国特色”能持续成功，这将意味着欧洲所开创的现代性道路不具有唯一性，也意味着欧洲恐怕将面临意想不到的“模式之争”，或被迫“学习”、或被迫“让步”，难再一概保全其引以自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面对这种情况，欧洲战略界出现了三种动向。

第一种动向，是试图深刻了解中国的意图。几乎在所有的访谈中，欧洲精英对中国的疑虑都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几年前对“二次改革”的期待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对十九大报告所透露出的“中国模式”、“党管一切”的强烈不安。中国在“新时代”影响力剧增的事实，加剧了欧方的不安。与美国相比，欧洲精英对中国的“力量”本身并不排斥。无论是中国力量国内的集中还是国外的扩张，只要不挑战欧洲所看重的国际规则，那么就并非欧洲所大忌。目前欧洲顶级战略精英（比如“欧盟外交部”政研司的资深顾问）所忧心忡忡的，是还看不清中国的意图。无论是从中国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去分析，还是从中国的传统思维、战略文化去分析，都难以得到一个十足可靠的答案。

第二种动向，则是避免在与中国的竞争中陷于被动。如果竞争不可避免，那么就要先下手为强。对于欧盟去年底通过的贸易防御新规，欧洲精英纷纷表支持，一些主责对华贸易的官员放言，即便中国告到了世贸组织，欧盟也“绝无可能输”。至于欧盟酝酿中的限制外资新规，如无意外，今年年底应能敲定。此外，对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欧方也已毫无急于推进之意，谓之只要中国不对等开放市场，欧盟便可静观待变。抱怨中国不“对等开放”已成为弥漫在布鲁塞尔上空的普遍情绪，一位欧洲议会的法国社会党议员甚至以此作为与笔者谈话的主基调。

第三种动向，则是争取中国在全球治理乃至国际秩序上的合作。在大国政治中浸淫了几百年的欧洲人，深谙大国博弈之道，其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冷静与务实，也非他国精英可比。访谈中发现，地位越高的欧盟官员，越重视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欧盟某核心要员直言，“美国、俄罗斯都靠不住，现在除了中国这个伙伴别无他选”。这是基于对当下国际格局的判断。而从长期看，如果中国的发展动力一直不竭，中国势必成为改变甚至重塑国际秩序的主要力量，欧洲何必不利用大好机缘拉住中国，共成其事？即便不成，于欧洲何损之有？

以上三点——在战略上提防中国恶意、在经济上应对中国竞争、在外交上争取中国合作，将同时存在，无法相互取代，甚至也无法相互掩盖。这三点都会在未来几年的中欧关系中有突出的表现。

而“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新外交风格、外交战略、外交目标的主要体现，受到了欧方的高度关注。这和“一带一路”刚出台之时欧方相对冷淡的反应有所不同。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欧洲人逐渐意识到了“一带一路”并非“空头口号”；相反，欧洲人逐渐将“一带一路”看作中国构建新国际秩序的方案。

由于上述欧洲对华复杂观感的存在，欧洲人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也很复杂。首先，欧洲精英在外交上认可“一带一路”，进而将“一带一路”作为撬动中欧合作的抓手。其次，在战略上提防“一带一路”，担心“一带一路”冲击欧洲推崇的“基于规范和规则的国际秩序”。最后，在经济上既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寻找新的商机，也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蚕食欧洲的经济势力。

过去几年中欧的“一带一路”合作，主要由中方提议、中方引领，而欧方根据情况参与具体项目。如今欧洲困境稍缓，开始在战略高度积极筹谋对华关系，对“一带一路”多了主动因应的心思。目前，欧洲战略精英希望重新激活欧盟的“互联互通平台”，以作为整体接应“一带一路”的手段。

最后，唯宜指出的是，欧洲并非一个整体，欧洲内部对华态度的分化已随着欧洲一体化的逆退而加剧。现代性的缔造者其实是西欧，特别是英法，而非整个欧洲；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发起者为“老欧洲六国”，特别是法德，而非整个欧洲。对于西欧以及欧盟的政策，不少欧洲国家总觉有所隔阂。

中国与中东欧的“16+1”合作似乎已成为最能说明欧洲对华态度分化的例子。欧盟官员无一不抱怨“16+1”，来自德国的欧洲议员甚至指责中国是“分裂分子”。而所遇中东欧国家的代表，无论是来自保加利亚、捷克，还是波兰，一概对“16+1”大加褒扬，唯恨未能吸引更多中国的投资、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商品。而至于西班牙、希腊等南欧人，则多意味深长地表示：“我们对欧洲国家各自发展自己地区的关系感到很舒服”。

结束布鲁塞尔之行，深感欧洲虽然问题繁多，却仍是地球上的一股建设性力量，而非破坏性力量；深感欧洲虽然对中国存在戒心，却仍是中国可以借重的一股力量，而非需加防范的力量。

中国现在在国际上刚刚摆开阵势，宜广交朋友，忌四面树敌。对于欧洲这位如此有份量的朋友，我们在外交上充分利用之余，在战略上还是要表明善意。中国未来无论在国际格局中处于何种地位，都不可能单独成事；借力欧洲，应当成为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战略考虑。中欧共同商议、共同推进新的国际秩序，并在此过程中各自作出一定妥协，应该是一个大势。

虽然中欧摩擦短期内不会消失，但由于目前在经济和外交上的动态都对中国更为有利，因此中国对欧政策宜抓大放小、内张外驰，显宽厚节制。虽然未来数年的“多速欧洲”的进程必然导致欧洲出现“多速”的对外关系，但中国在主动塑造欧洲各力量中心、各力量板块的对华政策之余，要注意整体协调，避免反被掣肘。